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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的记忆，鲍里涅维奇对我是说过他身体不好，”一贯讲实话的涅斯捷洛夫只能这样说，“但是详细情况记不起来了。”
内脏器官的检查即将结束，下面该帕霍姆解剖了。用锯锯，用锤子敲颅骨的声音使侦查员更受不了，只好退到了门口。他几乎昏厥过去，这时他才深深懂得，他轻易地过高估计了自己。
检查颅骨腔时出现了不少意料不到的事。
“你们看，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她把头盖骨拿给教授看，用手指着横竖的骨缝，说道，“颅骨已硬化。上面有血管的痕迹，象硬壳。骨缝过早地编织在一起，有明显的棱线和凹线。从这可以看出挤压的状态。骨头透明。”
“为什么她又援引科洛科洛夫的理论？”涅斯捷洛夫不解地想，“她是一向避免引用这一理论的。难道仅仅是为了安慰老头子吗？”
科洛科洛夫教授在自己讲授的法医课程中认为，自杀是颅骨骨头过早接合，头盖骨内部形成棱线和凹线的结果。大脑受到压迫、血液循环遭到破坏，压抑状态就逐渐发展起来。现在女助教对他的科学思想给予应有的注意，教授也就对刚才她引用他所反对的理论的离经叛道行为不过多计较了。
“是的，大脑比较大，”他着意地点点头，“有点受挤。因此脑血管弯曲交织在一起，血管硬化肯定无疑。”
“这是对命运的讽刺。”季娜伊达苦笑道，“鲍里涅维奇曾怀疑您的正确理论，他更多的是谈自杀的社会原因。结果，他自己的结局证明他错了。这里面的血管，还象您教导我们的，已濒临死亡，因想到疾病而不安，痛苦加速了他的自杀。”
教授以目光对她表示感谢。
“看来你是对的，”他同意道，“他的颅骨不正常，胃里的食物也不少，这使他产生了自杀念头，看来是突然想自杀的，尤其他是冲动型性格的人。”
教授把尸体的右手弯曲了一下，仔细检查起来。他摘掉眼镜，好象眼镜妨碍他更好地观察死者的手似的。
“季娜伊达，”他喊道，“请您看一看手上有无药灰，太阳穴上火药灰是够多的。”
她把手的两面都查看了一遍，没有把握地答道：
“难说。您来看看，涅斯捷洛夫。”
涅斯捷洛夫不满地耸耸肩膀：侦查员不是禁止他做鉴定人吗？
“什么也看不到，”他低声说道，“应当说没有药灰。”
“您仔细看看，”教授对他说道，“火药灰往往是非常细微的，您嗅一嗅他的手。”
涅斯捷洛夫按教授的要求嗅了嗅，但什么味也没闻到。
“通常是这样，有时也根本没有火药灰。”教授考虑了一下，说道，“什么情况都有，这要看具体情况。”
“您，涅斯捷洛夫，同意这种说法吗？”女助教很感兴趣地问道。
他和教授一样，同意她作出的结论。
“什么情况都有，”他逐字逐句地重复着教授的话，“这要看具体情况。”
帕霍姆这时正在查看死者的左手，他活动着死者的手指，仔细查看着。
“不是看那只手。”教授指出，“鲍里涅维奇不是左撇子。”
“他不是左撇子，这我知道，”工友平静地答道，“但是用左手开的枪。”
除了涅斯捷洛夫外，谁也没有对工友说的话引起注意，涅斯捷洛夫对他射出疑问的目光，没有得到回答，于是问道：
“您为什么这样想？”
帕霍姆善意地笑笑，耸耸肩膀说道：
“不知道……我想是这样的……右手对难左太阳穴开枪不顺手。”
“左手上有药灰吗？”教授问道。
“没有。”工友答道。
季娜伊达做出对这话不予注意的样子，她瞥了一眼，眼神中流露出与其说是沮丧，倒不如说是惊异。
解剖结束了，侦查员为能离开解剖室而感到高兴。他急忙问道：
“您的结论是什么？”
女助教用目光请教授先讲。
“没有任何暴力行为的特征。”看到女助教的这一目光，教授说道，“衣服整齐，也没有殴斗的痕迹，没有抓伤和擦伤，一切都与估计的情况一样。”
“您确认鲍里涅维奇是自杀？”侦查员问女助教道。
季娜伊达随便耸耸肩膀。
“我不能这样确定。我们认为是自杀，也好象是他杀。您知道，不是所有的罪犯都能留下证据的，这是您的事情，要收集证据。我们也不必过早下结论，等化验结果好了再说。”
她离开解剖台，脱下左手的手套，涅斯捷洛夫发现她的掌心和大拇指、食指涂着浓浓的碘酒。这是多么不祥的巧合呀！正是这几个手指在贴紧目标射击后会染上火药灰！涅斯捷洛夫吃惊的目光转到帕霍姆的脸上，他感到，工友正在得意地笑着。
“我回办公室去了，”教授对季娜伊达说道，“把报告拿来，我来签字。科尔涅托夫，化验室里的工作结束后，我们会把结果送给您的。您，小鸽子，”他突然想起，“又一次走运啦，据说，您的射击成绩超过了所有的人。我曾想到地下靶场去看你们的射击比赛，可一直没有机会。科尔涅托夫，季娜伊达是我们的女骑士，射击很准，左右开弓。顺便说说，她是能想象出关于贴近目标射击会留下药灰这一好奇的工作的。她花很多精力来练习，要不她怎能获得优秀射手的荣誉。”
“这算什么成绩，”她一边洗手一边说道，“满手都落上一层药灰，怎么也洗不掉，简直象刺上似的。手指也擦破了。这种‘那干’式手枪真差劲，象钝斧头似的后座力很大。您看，我更乐意使更现代化的手枪。”
她没有看涅斯捷洛夫，和侦查员一起走出了解剖室。
第四节
季娜伊达从助教办公室出来，上楼来到化验室送交解剖时切下的一块肺部肿瘤。她正遇到化验员普拉斯科维娅在桌子前工作。化验员是一个瘦小女人，身穿雪白大褂，桌上摆着各种染料、切片机、支架和各种玻璃涂片。她不时离开上下晃动的天平，冷淡地看着一个年轻的女研究生，和她交谈。
“我真不明白，您又来干什么？”她一边问，一边责备这个姑娘，但又替她作了回答，“您感兴趣的是标本化验得怎么样，这标本得准备几天，是不是？您说，别不好意思！数一数，搬起您的手指头数一数、不会吗？”化验员看她不说话，生气了，“可惜，很可惜。您是知道的，您太知道啦。”不知她怎么猜到了女研究生在想什么，又问，“您干什么来打扰？”
任何人听了这种口气后都会相信化验员是很喜欢这位女研究生的，在她遇到什么为难事时，化验员总是会帮忙的，而且会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她，给她提建议。在这种严厉的说话语气中一点责怪也没有。她向来同助教、副教授、甚至同教授本人也是以这种口气讲话的，但她绝不和季娜伊达这样谈话。关于这两位女同志之间捉摸不道的友谊和她俩接近的原因教研室里说法不一。一些人认为作为教授的助手，女助教从一开始就使人对她产生敬畏。因此，普拉斯科维娅相信，这位女助教很容易就能把任何一个化验员解职，没有必要得罪一个能对教授施加如此巨大影响的人物；另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女化验员的技术高明之故。季娜伊达曾经给予女化验员相当慷慨的赞扬，她说，普拉斯科维娅用肉眼观察化验标本时不比学者用显微镜观察逊色。人们开玩笑说，这两位女同志的接近是由于她们有共同的不幸，就是她俩在商店里都买不到自己合适的鞋穿。化验员只能在儿童鞋店买鞋，而女助教的脚要超过任何一双女鞋的尺码。
女研究生走后，季娜伊达把盛着一块肺组织的小盘子交给了女化验员，坐在椅子上，虚弱地说道：
“您准备一下这个标本，我自己来做。”
化验员把化验物放到瓶瓶罐罐之间的小架子上，用手势让她安静下来，而自己走到资料柜后面去了。她回来时端着两杯咖啡和一盘面包干。
“吃一点吧。”她说道，“要保重，不然身体会垮的。您别拒绝，这是非常需要的。”
普拉斯科维娅对咖啡的嗜好和她认为咖啡是具有疗效的饮料这一点，教研室都知道。教授头痛时也常来找她要杯咖啡喝。“喝一杯。”教授常说具有疗效的黑色液体。其他人也跟教授学。普拉斯科维娅的朋友很多，她煮咖啡的炉子一直烧到很晚。
季娜伊达挥手谢绝了，痛苦地叹了口气，低声说道：
“这真难过……我受不了……”
“我理解您的心情。”普拉斯科维娅满怀同情地说道，“您应当是有预感的，这种固执念头不仅仅驱使鲍里涅维奇一个人去见了上帝。我在这儿二十多年，己看够啦，您说是吗？”她预知对方怎样回答，立刻就表示出不同意的神态，问道。“我不会被人瞒过，我从他的眼神就看出来了。”她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好象也要看对方的眼神似的，戴上了粗大的角质厚玻璃眼镜。
“您说什么？”季娜伊达没有听懂她的话，“鲍里涅维奇跟您说过什么吗？”
“我也对他说过，”化验员自己想着，继续说道，“‘别尽想不愉快的事啦，对您没有好处。’他对我笑道：‘我怎么也不能不想。’”
她意味深长地伸出一个手指，从眼镜后面看着她，好象女助教没有立刻同意她的说法是眼镜的缘故。她把眼镜推到额头，下面还留着一绺灰白色的鬈发。
季娜伊达苦笑一声，挥了挥手。在这一手势和沉默表示的怀疑中谁也猜不出真正的目的——让化验员坦率地讲出一切。生活早就使她学会用沉默的怀疑比提问更能使对方乐意交谈。
“季娜伊达，您就别去老想您所了解的事情吧。”化验员感到她对自己不相信，坚持说，“您当着我的面曾不只一次对他说过：‘自杀已成了您的固定想法。’不是您要我保守他对自杀的看法的秘密吗？教授有一次也对他说过：‘又来您的那一套了，也不感到腻味。自杀不是法医课程的主要问题。’”
她想把眼镜戴回鼻子尖上，看来没有放好，想了想觉得眼镜也没有多大用处，就把眼镜放入衣袋里，好象终于有了结果，高兴地笑了起来。如果不是季娜伊达把她的思路引到这方面的话，心地善良的普拉斯科维娅是从来没有想到学者们经常探讨的关于自杀的科学理论在威胁着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的生命。现在看来，当女助教准备反对和更正她时，普拉斯科维娅就开始辩护起来。
化验员站起来，坚定地迈着两只小脚在室内来回走着，脚上穿着在儿童鞋店里买到的鞋。她引证着一个又一个科学论据，说明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
“好啦，我让步。”最后女助教同意道，“看来，您比我对他了解得多。其实也不是您英明，因为整个教研室的人都常到你这儿来，都对您，普拉斯科维娅很信任，您对别人好，对您也就会有好报。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朋友，”她痛苦而意味深长地补充道，“我们，作为他的朋友和助手，是有责任的，不必隐瞒，就让老同志们的错误对年轻人有点益处吧。他们应当知道，我们为不健康的思想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季娜伊达可以毫不怀疑，命运促使来到化验室的人们都会知道“老同志们的错误”，到处也会听到普拉斯科维娅去说这一错误的，她会这样做的，尽管她对这种作法没有好感，也反对背后诽谤和谣传。有时因季娜伊达对她关注和表示友好而受宠若惊的化验员对她的绝对正确信服，但对她现在的看法也难于提出批评。
沉默了一会儿。化验员想起了肺部组织，问道：
“您要化验什么？”
女助教想了想，这问题好象使她有点措手小及，没有把握地说道：
“看看是否是恶性的。这块组织非常可疑。”
“我给您把这块组织保存好，”化验员说道，“我这里的罐子里有不少收藏品。”
往往一个普通的不复杂的概念会具有全新的意义。这要看是否运用在不平常的听起来不习惯的上下文中，或者是说话的音调引起我们的注意，突然间就产生了不寻常的想法。季娜伊达知道普拉斯科维娅在教研室每次解剖以后有收集带有某种特点的组织的习惯，二十多年来她保存着她未婚夫的心脏。她的未婚夫在一次车祸中不幸死亡。她说的“收藏品”都保存在密封的罐子里，女助教一时没有弄懂她说的意思，想了想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焦急说道：
“不，不，不用……毁掉算了。不论是给我还是您自己留着。”女助教对自己说话时那坚决而激动的语气感到很不安，她控制住自己，补充道，“鲍里涅维奇生前不赞成这样，他对您保存组织的嗜好也曾批评过。”
虽然普拉斯科维娅已四十五岁了，但也很容易脸红。每当她感到委屈时就会面红耳赤。教授曾说过，“她脸红胜过任何表白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