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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普拉斯科维娅已四十五岁了，但也很容易脸红。每当她感到委屈时就会面红耳赤。教授曾说过，“她脸红胜过任何表白的言词。这样的人就象一本病历，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翻阅。”
“好吧，那我就把它毁掉好了。”她同意道。后来她还是把这块不寻常的组织保存在自己的收藏品中了。
女助教打算走，她痛苦地笑笑，感谢化验员的同情，这时化验员请她等一等。
“我的上帝，我还没有和您谈一件最重要的事呢。今天墙报编委会要开会，您没有忘了您白己答应的事吧？”
化验员在抽屉里翻找着什么东西，但她暗暗发现，女助教由她这一提醒而显得忐忑不安。
“您看，我给忘了。”季娜伊达说道，“现在不知还需要不需要。”
“怎么又想打退堂鼓了？”化验员仍然想着自己的要求，着急地说道，“我一直盼望着您写的稿子。”
“简直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事儿真多。”女助教淡淡地致歉道。
普拉斯科维娅看到女助教脸上令人同情的表情，叹了口气，不悦地说道：
“又得抓别人赶写稿子了。我想出完这一期后就去疗养。您看，我这个工会委员干着多少事啊！签发病假条、收会费、探望病号、发休养证、还得出墙报。我自己的事也不少：培养标本、染色、冰冻、辅导大学生，这些学生，有的一教就会，而有的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跟上班。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真的一点空闲都没有吗？”季娜伊达神秘地微微一笑，笑得化验员面红耳赤。
“您尽开玩笑。”化验员高兴得连话也说不清楚了，“您承认是不是说笑话。求您别这样。”
“当然是开玩笑罗。”女助教从白大褂衣袋里掏出一张叠着的纸放在桌子上，“您要的社论，您看，已写好了。您可以放心去疗养吧，我来替您搞墙报工作，除了工会主席的工作外，我再把您的墙报工作也承担起来。现在您的时间可就多了，可别象我今天似地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她又对化验员讲起她忘记了带月票、换错车的事。最后又说道：“结果本来只坐十五分钟的车，却花了近一个钟头……”她再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所有关于女助教和化验员接近的猜测都不正确。无聊的观察和谈论从来都是不可靠的。她俩接近既不是化验员惧怕教授的得力助手，也不是女助教佩服化验员技术高明，而是某种别的原因。
人们都知道，人与人、强者与弱者、热情奔放与心平气和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吸引力。他们都同样渴望得到同情，并表达这种感情。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象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都因要弥补自身的不足而互相追逐，由此产生出爱情、友谊和义务这些崇高的感情。
普拉斯科维娅在季娜伊达身上找到了命运没有赐给她的精神支柱。她决定放弃夫妻生活之后，投身于自己的女友。女友的性格完全符合她的要求。
季娜伊达既不需要什么支柱，也不需要庇护。她可以依靠自己的机敏的头脑和坚强的神经。对于她这个不怕攻击的无畏而饱经风霜、富有经验的女人来说，缺少的只是精神上的眷恋，感到孤独而已。她可以对这个瘦小女人倾吐一些隐私而不必担忧。没有任何别人能够默默地听她诉说。这个瘦小女人为了对她表示信任而感激，听完就会忘掉，决不再提起这些事。三年来的友谊使两人都互相信任，她俩都坚信她们的友谊牢不可破，两人都觉得谁也离不开谁。
她俩三年来谈过不少事。化验员经常谈起惨死的未婚夫，还谈到一些追求她的人，她更乐意谈她对构成人类半数的男人的鄙视。
女助教却相反，她鄙视女人，她发现男人更富有人的尊严。有一次，教研室除了她俩外没有别人，她俩在喝咖啡时，季娜伊达说道：
“我不喜欢我们不幸的姐妹们。她们大都感情用事，缺乏理智，喜好强烈的情感，而且往往在自己和别人的痛苦中寻求安慰。她们对自己的自由和人类的不公平很敏感但很少超越自己口头上的不满。女人不善于抽象思维，比如说吧，只是由于喜欢猫啊狗啊，而成为动物学家；只是喜欢花啊草啊，甚至只是喜欢某种花而成为植物学家；有人醉心于拿破仑、沙尔洛特·克洛德①（①沙尔洛特·克洛德（1893—1956年）英国著名影星和电影导演。）或克罗莫维里②（②克罗莫维里（1599—1658年）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家。）才成了历史学家。男人善于创造，女人则长于幻想；男人掌握逻辑，女人则只靠直觉和内心的信念；男人能揭示论据，女人往往讲话不合逻辑。她们缺乏冷静和判断的气质。大多数女人不懂得起码的知识，经常把尤里·恺撤和克罗莫维里，十字军东征和特洛伊战争；国家杜马和全俄缙绅会议，巴黎公社和热月政变③（③热月政变，1794年7月27日法国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热月是法国大革命时共和政历的11月，相当于公历7月19日至8月18日。）混为一谈。女人大多数不喜欢哲学，不关心政治，仇视一切不习惯的新鲜事物。女人的思想超不出家庭范畴。为了家庭她们能忍受任何痛苦，并敢于同不可思议的恶势力抗衡。”
女助教的这一番表白使普拉斯科维娅产生了不快，她表示决不能苟同。她坚定地表示，一切不幸的根源绝不是女人，而是男人。战后的境况使女人减少了家庭欢乐的希望。男人们倾向于结成不负责任的婚姻和家庭，姑娘们白白地甘心屈就。她们缺乏分寸的举动和她们轻浮的外貌一样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幸福……在普拉斯科维娅痛苦的表白中包含着不满和对当时没有追求她和爱上她的男人们的指责。
季娜伊达坚持认为，现代妇女辜负了革命使她们坚强、赋予她们独立自强的可能性。一直忙忙碌碌、远离家庭生活的女助教不是一位奔忙于学院、厨房和托儿所的贤妻良母，她比无儿无女和无丈夫的女友略胜一筹。
“我永远不会当人的妻子，”女助教说道，“我倾向于利用男人的特权，更愿意要那些不牢固的‘婚姻和家庭负担’。”
她俩经常这样交谈，交换观点，但谁也无法改变对方……
当女助教结束工作时，时钟已敲过四点。她把写好的材料锁进抽屉，穿好大衣，戴上帽子就上了大街。开始时还昂首挺胸，走得坚定自信。她那挺直的身材、端庄的外貌充满着个性的尊严，吸引着行人的注意。她自己对路人并不理会，她目光朝上越过行人的头顶看着高悬于城市上空的电车线和电线网。
在皮罗戈夫大街上，季娜伊达突然脚步放慢了，身子也缩了起来，失去了原来挺直修长的线条。两眼灰暗，充满了紧张的神情。脑袋低垂，脸色呆滞。她不断地扬起头，好象要摆脱甩不掉的思绪似的。终于，她的动作稳定了，身子也挺直起来，她两眼盯着行人，似乎想在他们身上为自己忧心忡忡的思绪寻找庇护所。然而，时隔不久，似乎内心的支柱又坍塌了，忧虑和不安又涌上心头。如果说这位女人此刻更多的是注意自己外表的话，那她就不会让自己一头美发上的那顶象罗马军人头盔似的细毡帽歪到一边，就不会让靴子踩到已溶化了的发黑的泥雪中。
在公共汽车站，她放慢了脚步，但没有停下来。看到小卖部，她想起今天还没有吃东西，两脚已拐到熟悉的门口，但不知为什么又走开了。在祖鲍夫斯基广场上，助教整整帽子，抖掉靴子上的泥雪，看了看停在那里的公共汽车的号码，就跳了上去，坐到后排角落里的一个座位上。
季娜伊达往外看了一眼，城市已在后面，楼宇稀疏了，映入眼帘的是木栏围墙、荒地、弯曲的小巷和埋入地下半截的低矮房子。汽车在松软得象是沼泽地的积雪小路上移动着。一条不流动的弯弯小河静卧在山峦起伏的两岸之中，岸上立着一排排树木。闪过一个宽广的山谷，谷地上有几座低矮的茅舍；斜坡上有一座公墓，稀稀落落的几个十字架和几颗光秃的落满白雪的灌木。村庄周围是白茫茫的田野，上面有几个寒鸦窝。季娜伊达冷淡的目光停在那一片一直伸延到太阳沉落处的地平线的白茫茫的大地上。夕阳照着雪白的田野。星星点点的灰色房舍就象是无边无际的大海中的一块块冰块。
公共汽车减速慢行，最后停在一个小村庄边寒冷的松林空地上。这是终点站。售票员对乘客说，汽车不再往前行驶了。乘客都下了车。季娜伊达下车后马上又回到车里原来坐的那个位子上。一路上她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上哪儿去，去干什么。对她来说，往前行驶，还是返回城里都无所谓。
季娜伊达往家走时，天早已黑了。她从罗西诺——奥斯特洛夫斯基公共汽车上下来后，就步行向城里走去。这是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皎皎明月高挂天空，发出冰冷的寒光。周围一片漆黑，寒光照到窗玻璃上，透过护窗板的缝隙和门上的钥匙孔。月光照进地下室和黑暗的顶楼。楼房在月光下发出暗蓝色，大楼倾斜而黑暗的影子好象浮现在湖面上。院墙象是挡在道路上的障碍物，交叉栅栏的影子好象是拦路竿拦住了马路。无声的小巷在沉睡，满地白雪被笼罩在洁净的月色中。周围万簇俱寂。街道两旁满身皆白的小白桦树丛银光闪闪，远处是寂静无声的沉睡的森林。沉睡的大地在沉默，大自然象是在屏息迎接着天边来客。
季娜伊达在自己楼前停住脚时，已经是午夜了。这一晚上她几次走进这座大楼，站一会儿，然后鬼使神差地又走开了。她走上楼，走过了涅斯捷洛夫和鲍里涅维奇的房门口，打开自己房间的门锁，开了灯，迟疑地迈步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她的房间很朴素，松木小桌子，橡木衣柜，一张铁床，漆布面沙发和一个带镜子的梳妆台。她一双勤快的手把房间布置得非常舒适。几片小地毯盖满了地板，绸缎窗帘挂得很艺术，形成无数的褶子，窗帘下面垂着多彩的帘裙。房间里明暗色调匀称、文雅舒适。
季娜伊达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向前走了几步盯着挂在墙上的鲍里涅维奇的照片看着。她一动不动地在照片前站了一会儿，突然沉重地倒在沙发上，开始低声抽泣，忍不住，又哭出声来，最后，短促的埂咽变成了闷声的痛苦。此刻，蕴藏在她心中的巨大而深深的悲痛激涌而出。只有丧失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无法失而复得的人才有这样的痛苦。
第五节
季娜伊达真该悲痛的。鲍里涅维奇的房门上贴了封条。这门对她也永远封闭了，也把她的幸福与爱情的希望永远封闭在里面了。
三年前在论文答辩会上她第一次认识了鲍里涅维奇。他和其他几位评论人对她的论文大加赞赏，授予她医学副博士学位。她很快离开了工作十五年之久的研究所，来法医研究室担任了助教。
科洛科洛夫教授非常欣赏她的勤奋、智慧和她对自杀学说的潜心钻研。她同意教授早期提出的科学论断。她认为由于精神受到刺激在几小时之内头发会变白，右手指甲比左手指甲要宽（左右手工作能力相等者除外）。这一小小的观察无疑对法医是很有用的。女助教过高地估价这一意义，对此倍加重视。教授为此很受感动，对她充满了好感，经常表扬她，还不只一次地让她帮他照管教研室的工作。“本来不应该这样，”教授以他特有的幽默风趣地说道，“您也太听话了，不能把科学交给这样的人。鲍里涅维奇则不然，老提出问题，他也认真听我的，但按自己的想法干。一个学者的良心不允许他盲目同意我的观点。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如果学生总是重复者师的观点，那么科学将会成什么样子！如果那样的话，小鸽子，科学就不会进步。”
当大家已知道放授工作的时间不多了，而教授的位置将要由鲍里涅维奇接替的时候，季娜伊达就开始使他对自己产生好感。
他俩的接近开始于那座建于上个世纪，窗户象古城堡炮口的大楼里。两人住的房间只有一堵簿墙隔着。有一天晚上他不知怎么和她谈起晚上根无聊，就去串门，可因为他的棋友科洛科洛夫教授近来身体欠安，她就邀请鲍里涅维奇下棋。
“我下得不好，”她事先说道，“我真希望您能教我下棋。”
他同意了，过了一段时间，两位棋迷有时一直下到深夜。不爱说话的鲍里涅维奇很高兴默默地下棋。女助教也欣然模仿他。
有一次鲍里涅维奇说道：
“您的走法我感到奇怪。您选择了守势，总是守，干么不进攻呢？”
是下棋时的随机应变吗？他多么天真，她是怎么学会下棋的呢？要知道她一个星期就学会下棋，为了成为和他匹敌的对手，每天夜里苦练下棋。他早应当发现，她只掌握了两种防守的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