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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危险。郝董胆子大，人也热情，总是在前面给大家引路。他爸爸是‘右派’，妈妈是‘反革命’，他人又好打抱不平，只要有看不过的事儿就坐不住。为这，他穿了队干部不少的小鞋，吃了不少亏。我们俩的家庭成分还不错，家里也常托人带来些吃的、穿的，就是全国粮票呀，钱呀，劳动布工作服什么的。他可没这个福分，老曹就每次都给他分上点儿，趁收工的时候塞给他。他也实在，从不假模假样地推辞推辞，是吃的，就揣到兜里，是穿的，立马套在身上，不过哪一次都忘不了正儿八经地说声‘谢谢’。他从小就有教养，谈吐、举止都透着一种气质，不管多愁多苦衣服老是比其他人整洁，就是在哪儿打个补丁也规规正正的，看着就跟其他人不一样。”
方胜男一边吃一边听，还必须得一边观察着周围的动向，尤其是那帮酒徒的一举一动，一丝一毫也不敢放松。这时，只见酒徒们突然站了起来，呼啦一下全立在了地上，身后的椅子在防滑瓷砖上蹭出粗野、刺耳的尖叫，此起彼伏，响作一团。
他们是一下离开椅子的，好像是听到了某种号令。方胜男的头发根一下竖了起来，禁不住迅速溜一眼脚边的那三只灯泡，同时放下筷子，拿起了茶杯。
茶水依然是满满的，她一直未动，凉面里的花椒麻了她好几次，她都没舍得消耗掉一口，哪怕是浅浅的半口。只要一出现异常，就立刻把茶杯砸下去。方胜男做好了一切准备！
那帮人举起了酒杯，接着一饮而尽，连杯沿上的白沫也一滴不剩地嘬到嘴里，发出的声响如同“抓、抓、抓”。
那帮人穿起了衣服，潦草地系上纽扣。那帮人套上或趿上鞋子。那帮人离开了圆形餐桌。那帮人鱼贯地向门口走去，前前后后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几乎撒满了半个餐厅。如果此时他们同时转身包抄过来，将必然形成一个可以封锁住通往餐厅大门任何一个路径的包围圈。
方胜男紧张到了极点！
然而，那帮人并没有转过身来，走在最前面的居然跨出了餐厅大门，接着最后一个也走了出去。不但如此，期间他们连方胜男这边看都没有看一眼。
奇怪！方胜男不敢轻易地放松警惕，目光依然跟着他们。他们的背影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之中。窗外飘荡起半醉半醒的怪笑，而且越飘越远。
方胜男简直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一时很难将那帮酒徒彻底拎到局外去。她转过脸盯盯白秘书，白秘书此时的谈兴正处于高涨之中，犹如一个塞阀刚被拔掉的泔水桶，里面的液体急切得非流淌干净不可。只听她叨叨着：“唉，最后才返了城。”
由于一阵紧张，白秘书的后半段话方胜男一个字也没听见。只此一句，很难将前后连贯起来。但她还是努力地串连起来，应付道：“成分不好嘛。那个时候，也难怪。”
方胜男平时喜欢看名人回忆录，从那些文章里多少知道一些过去的事情，对“文革”也有个大概的了解，面对白秘书所说的往事，来上这么一句应该没有什么不妥。但是话一出口，白秘书却睁大了眼睛，像是面里的花椒被方胜男挑进了她的嘴里，愣愣地看看方胜男，好一会才有所失落地说：“你没听啊！”
“没、没！你说，我听着呢。”方胜男发现自己接错了话茬，连忙掩饰，“这儿的人，好像是种花椒的，放了这么多，来不来就把人麻一下。”
白秘书的眼睛又回到微笑状，说：“看那颜色就是生的，也不知道拿油炸炸，看把我们姑娘麻的。喝点儿水，我接着说。”
方胜男装作顺从的样子喝口水，但依然不敢多喝，因为那一男一女还没有离去。此时，最大的不安全因素就落在那个粗野壮汉的身上了。
白秘书继续着：“我说我们闹返城的时候，可费了很大的周折。郝董属‘黑五类’子女，根本不敢抛头露面，只能背后出出点子，什么事都得我们这些革命后代去当面鼓对面锣地折腾，直到听说云南的知青都回了家，我们那儿的公社干部才有所松动，顺应着形势给我们办了手续。当时多亏了郝董，要不是他出谋划策，恐怕就得晚上几年。那时是要返都返，也没人再问成分。当官的嗅觉没有不灵的，一个个贼着呢，哪儿有傻不愣登捏着老黄历不撒手的？”
“郝董也跟你们一起返了城？后来呢？”方胜男敷衍着问。
“别急嘛，听我给你接着说。返城是返城了，可到了城里之后，没想到一切都跟我们的愿望差得太远——找不到工作。我和老曹都是在父母的单位先干临时工，然后才熬到了转正。郝董可就与众不同了，返城时他父母刚平了反，本来他可以受到照顾，到他父母的单位上班，以工代干。就是从编制上讲是个工人，实际上呢，干的是坐办公室的活儿。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这种轻松差事上哪儿找啊！可你猜郝董怎么着？他不干，他死活不干！干啥呢？他干起了没有几个人能看得起的个体户。就连我们两口子……哦，我和老曹返城后第二年就结了婚。就连我们俩都理解不了他。可一晃这么多年过来了，事实证明，郝董是正确的。可以说，他天生一双慧眼，能看到十万八千里以外去。我和老曹前两年都下了岗，实在没办法就试着找找他，看能不能给咱帮个忙，谁知道当时我们两口子还没把话说完，他就给了我们一个干脆的：‘全家都过来吧。一个到车队开车，一个当办公室秘书，儒鹏干个简单的，当个干清洁工，你们看行不行？’你瞧，他还问我们行不行。老天爷啊，这么好的事情上哪儿找哟！后来我们全家就搬了过来，他还让我们住进了一套三室两厅的单元房，房租也是象征性地只收一点点儿。不过老曹觉得全家人都猫在人家那儿实在难为情，坚持着没进公司，在街边摆了一个修理自行车的小摊。哎，小方，咱俩接触的时间也算不短了，今天就给你说个实话。我这个秘书哪，说穿了就是一个高级打杂的。你想啊，我原来是个工人，写个啥、算个啥的根本就拿不起来。一些不当紧的事儿跑跑腿还可以，稍微上点儿层次的，我简直就是粗人绣花，郝董也不会使我。不就是当初接济过人家几件衣服、几样吃的吗？你看这人多仁义、多念旧情！”
方胜男对她和郝董之间的关系及其渊源不感兴趣，但显而易见，如果关系不铁，哪会跑到这里来，坐在一旁充当这种不光彩的角色？
她问白秘书：“郝董是怎么干起来的？怎么就干了今天这么大？”白秘书先是情不自禁地赞叹了一下：“咦——，说起他的事业来，三天三夜也给你唠不完。总之，是个人物！”然后站了起来说，“你的面也吃完了，咱也该走了。”
方胜男心里“咯噔”一下。这句话是不是说：“你也吃饱了，得跟我走了，省得路上再麻烦！”
她尽力稳住神，警觉地溜一眼那个壮汉。壮汉依然在与他娇媚的野花卿卿我我，但恰在此时，一对贼唧唧的眼珠竟忙里偷闲地朝她瞟了一下。
第六十三章第六十三章
是行动的时候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方胜男又一次抓起了茶杯。
尽管如此，在这一触即发、千钧一发之际，连她自己都分辨不清到底出于何种原因，此刻的脑袋里出现了这样的猜想：也许，在这里遇见白秘书真的是个巧合；也许，有些事情郝董一直瞒着白秘书，而白秘书并未参与也不知道他所干的那些勾当；也许，那个男人仅仅是一个婚外恋者，与此事无关。
猜想归猜想，行动归行动，她慢慢站起身，紧紧地捏着玻璃杯，回应道：“好吧，到你房间聊，更好。”然后，沿着墙边的通道向门口抬腿快走，刚一离开身边的立柱便加大步幅尽快靠近下一个，在那里也同样有三盏灯。靠过去之后，她果断地扭回头，看看那个壮汉的举动。此时体态臃肿、笨拙的白秘书已经不重要了。
壮汉只是微微动了下身子，所有的精力依旧倾注在原有的兴趣上，旁若无人地沉浸在二人世界，直到方胜男紧绷着神经走出餐厅大门，也没有再动一下。
方胜男哑然失笑，原来并没有自己预料的那么危险，弄得一盘川味凉面也没吃出滋味。
白秘书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此行的目的是否如她所说尚不能过早地下结论，但无论怎样，一个走起路来都微微有些摇摆的胖女人没什么不好对付的。相比之下，方胜男为自己的年龄优势感到自豪。
但转而一想，又觉得白秘书今天来的可能是软招，自己得做好充分准备，今天就是说出个惊天地泣鬼神来，也休想把人绕进去。不过此时也绝对不是可以彻底放松警惕的时候，怎敢肯定白秘书的房间里不会有埋伏！大庭广众地绑架一名弱女子动静太大，而在一个避开了他人视线的房间内下手，岂不正好恣行无忌！
方胜男有意放慢了脚步，落在白秘书的身后，并且与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白秘书让服务员打开了房间，方胜男一步慢似一步地跟着白秘书向里挪动。然而，急速地扫视一圈，房内竟然空空无人，卫生间敞开着，里面也无任何埋伏。
方胜男如释重负，觉得浑身上下的每一根神经和每一处肌肉都松了一口气，顿时松弛得跟刚刚泡过热水澡一样，万分疲惫。
这是双人间，方胜男毫不客气地甩掉皮鞋，躺到一张床上。心想，今天就索性详细了解一下郝董的情况，或许以后能为戴辉他们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在侦探小说里，罪犯的背景材料对案件的最终破获往往至关重要。
她问：“白秘书，郝董是不是很抠门？咋不见他抽好烟，专抽‘黄金叶’哪？”
“抠门倒说不上，不过为啥离不开‘黄金叶’，你算是问到点子上了。”白秘书得意而且自豪地笑笑，不紧不慢地打开一罐饮料，递给方胜男，“这就是郝董的根本所在。来，喝点儿。这还是郝董硬塞到我包里的呢。”然后，将肥胖的身体轧在另一张床上，“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一个字：‘穷’。”
方胜男不解地偏过头，盯着她：“穷？他要是穷，那我们不都成要饭的了？”
白秘书大笑：“不懂了不是？是说早先。早先的老百姓哪个不穷？他又是穷中之穷，还不如要饭的呢。五岁的时候，他父母就让关了起来，他和他姐还有一个弟弟，每月靠着他姐的学徒工工资过日子。你想，一个月十六块钱仨人过，还真不如要饭强呢。所以上山下乡报名的时候他特别积极。下去之后总能混个饱吧？正好也能让姐姐和弟弟手头宽裕一点儿。我们的上一代，差不多都抽‘黄金叶’，一毛五一盒，再困难点儿的，就是‘经济’烟，九分钱。他爸在劳改队里一般连‘经济’都抽不上，就是烂树叶子。下乡前，他去看他父母，算是告个别。给他妈妈带了斤饼干，给他爸爸揣了几盒‘经济’。去两个地方一来一回坐长途车得两天，可他用了三天。那天回到家，又饿又乏，就跟瘫了似的。你猜咋回事？你们这代人，恐怕死也猜不着。事后，我们老曹问他，他说他把钱丢了，两个眼眶湿汪汪的。他才不是爱掉泪的人呢，凭着一起玩大的熟分劲，老曹当下就猜出了个大概。过了二十多年，郝董发达了之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他专门提起了几十年前的那件事。原来他把回来的车钱给他爸买了一条‘黄金叶’，自己徒步走回来的。他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父亲见到那条烟时的样子。手捧着过年都沾不着边的‘黄金叶’，看着自己的儿子，就跟看着财神一样，同时作为父亲又愧疚地埋下了头。也许是刻骨铭心吧，他说他什么好烟都享用过，但都觉得没什么特色，就是‘黄金叶’能抽出滋味来。当然，他现在抽的是硬盒精装。”
方胜男不知不觉受了感动，不过还是冷静地问一句：“这么说，是因为一个‘穷’字激发了他不断赚钱的欲望？”
“也不完全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情感和思维方式，你是搞不清楚的，就像我们搞不懂我们父母那一代人的死板和凡事全信报纸的一样。在我们那个时候，经常开这么一种会，叫‘忆苦思甜’，就是让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或者老工人给大家伙控诉万恶的旧社会，然后让大家上台发言，表达表达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么地来之不易，又应该怎样珍惜、怎样热爱，决不容许阶级敌人搞复辟，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对今天的郝董来说，‘黄金叶’有忆苦思甜的意味，但又不完全是那么回事。”
“那是什么？”
“我也说不清楚，估计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挺复杂的，也挺简单的，反正就是说不清。也许，只是一种感觉。比方说我吧，小时候吃油条也没觉着什么，吃就是吃呗。可是下乡的时候，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