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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出现过暴力倾向或失控行为吗？”
“没有。”
“他有吸毒吗？”
“不知道。”
“你知道他的名字，或他住在哪吗？”
“不知道。有些事情我们是不会问的，这是那里不成文的规定。”
我们又陷入漫长的沉默，各自思量着刚才的对话。一个骑脚踏车的人从人行道上经过，缓缓地踩着踏板。他的头盔不停跳动，在一盏盏街灯的照射下闪耀着亮光，然后消失在远处黑暗中。在他消失的地方，一只萤火虫不知从哪里飞来，在暗处一明一灭地发出绿色光芒。
我想着戈碧刚才说的话，觉得自己可能太过份了点。我是否该不理会她的恐惧，还是认真思考她真的遇上神精病呢？这整件事是她自己神精过敏，根本没有危害，还是她真的遇上危险呢？我该静观事情演变，还是采取一些行动呢？该不该报警呢？这些问题回旋在我脑子里，使我不断思考着。
我们坐在车里好一阵子，听着广场公园传来的声音，闻着夏夜温和的味道，两个人的眼神各自在不同方向漫游。这一段沉默对平抚情绪的助益很大，戈碧已把公事包放在腿上，头部开始转动，整个人也往后靠着椅背。虽然我看不清楚她的形体，但是这些改变却十分明显。当她再度开口时，声音已变得坚强多了。
“我知道我反应过度了。他只是个没有危险性的怪人，想吓唬我而已。结果我竟然中了他的圈套，把自己吓成这样。”
“你过去没有碰过像这样的人吗？”
“有啊，大部分接受我访谈的人，都是十足的问题人物。”她发出一声短笑，但其中却没有快乐的意思。
“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人不一样？”
她想了一下，把拇指甲伸进嘴里咬着。
“哎，这很难形容啦。在危险份子和怪人之间，也只是一线之隔而已。这很难界定，但是你也知道，当危险来的时候，你总是嗅得出来。也许这就是直觉吧。在我和那些女孩谈过后，发现她们也有这样的直觉，如果她们觉得某个客人有问题，就不会跟他走。她们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判断方式。有的人是看眼睛，有的人由言谈判断。像海伦，她就绝不会跟着穿牛仔靴的人走。”
她又再次停下来思考。
“我想，我一定是什么杀人狂或色魔的消息看太多了，才会有这种反应。”
她自我反省着，而我则想找机会偷看手表。
“这家伙一定是想吓我。”
又是一段沉默。她似乎是在对自己说话。
“真是个混蛋。”
此时，她的语气变得愤怒起来。
“真该死！唐普，我不会再让他这样耍我了，我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叫他滚远一点。”
她转过身，把手放在我身上。
“很抱歉，今晚把你硬拖来这里。我真是太笨了！你能原谅我吗？”
我看着她，没有说话。再一次，她情绪的大回转让我相当惊讶。才短短30分钟，她怎么能从恐惧、崩溃转而变成愤怒，然后向我道歉？不过，我实在太累，时间也晚了，便懒得再追究下去。
“戈碧，现在很晚了，我们明天再谈好了。当然，我不会生你的气，你没事就好了。如果你想住到我家来，我随时欢迎。”
她靠上来拥抱我。“谢谢，不过我真的没事了。我再打电话给你，我保证。”
我看着她走上屋前台阶，她的衬衣被风吹动着，像一团迷雾般笼罩着她。她很快消失在紫色的门后，留下一片空无。我一个人坐在车上，周遭尽是一片黑暗和白檀木的气味。虽然没什么事发生，但我的心却起了一阵悸动。就像阴影一样，一闪即逝。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思仍无法得到安宁。戈碧会不会编了一套谎言哄我？她是不是真的遇上了危险？她隐藏不说的事到底是什么？这个奇怪的人会不会真的是危险人物？是不是我说的杀人案在她心里留下阴影？我该报警处理吗？
我决定不再因担心戈碧的安危而影响到自己。我回到家，按照过去太紧张或工作过度时的惯例：洗一个热水澡。我在水里洒上药盐，把音乐的音量开到最大，然后一边洗，一边高唱歌曲。洗完澡后，我打电话给凯蒂，但是一样，接电话的仍是答录机。于是我和博蒂一起吃饼干牛奶。博蒂只对牛奶有兴趣，完全不理会放在餐台上的饼干碟子，喝完牛奶便去床上窝着了。
心中的焦虑仍未完全消散，我又失眠了。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光影，忍住起来打电话给彼得的冲动。我恨自己，为什么在现在这种时刻就会需要他，为什么要借助他的力量来平抚我的沮丧。我发誓一定要打破这种依赖。
即使睡眠来得像漩涡一样，把彼得、凯蒂、戈碧和那些杀人案件卷进我的思绪中，但是，能睡着总是好的。唯有睡眠，才能让我继续迎向明天。
八
我再次醒来时，已是隔天上午9点15分了。我不常睡过头，但今天是星期五，6月24日圣洗节，在魁北克这是国定假日。像这种日子，我总是患了假日倦怠症。在今天，几乎任何事情都暂停，“盖兹特报”也不会送到我门前，所以我煮了咖啡后，便得自己走到街角，买另一家的报纸。
天气晴朗而生动，这个世界正展现出它充满活力的基质。物体和阴影以鲜明的影像对立，红砖和木头、金属和油漆、玻璃和花朵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散发五颜六色的光彩。天空蓝得清亮，纯净地容不下半朵浮云，使我想起小时候收到的一张圣诞卡，卡片上的天空正如今天一样，蓝得同样暴虐。
早晨的空气令人感觉温暖和轻柔，更佳的是还带了点淡淡的牵牛花香。这几天来气温上升得虽然十分缓慢，却一天比一天高。今天的温度是摄氏23度。蒙特娄是建在岛上的城市，四周有圣罗伦斯河环绕，使它脱离不了潮湿的命运。哇！今天真像卡罗来纳的天气：炎热又潮湿。我喜欢这种回到家乡的感觉。
我买了一份“蒙特娄日报”，这是法文报纸。我拿着报纸走回住处，瞥见报上首页有“欢庆魁北克佳节！”这几个斗大标题。我瞄了标题一眼，又看了一下副标，讲的大约都是庆典和政治的事。魁北克上次选举失败后，群众的政治热情高涨，希望马上分裂独立的情绪升高，许多人都在衣服上或大字报上写着：明天我们独立建国！我希望这个诉求最好不要引起暴力。
回家后，我倒了咖啡，调了一碗牛奶果麦，然后在餐桌上读起报纸。我是个新闻蛀虫，无法一天不看报纸或电视新闻。当我到外地旅行时，一进旅馆总是先把电视打开，转到CNN新闻，然后才解开行李。即使工作再忙，这个习惯也没有改变。
我不能喝酒，痛恨抽烟，这一年来性生活也中断了，因此星期六早上我总会放任自己猛读新闻杂志，把时间全投注进去，就算是一张小小的图片也不放过。这些新闻里并没有什么新鲜事，我很清楚，事情总是一样的。就像是宝果盘上滚动的珠子一样，同样的事件总是不断发生。地震、动乱、贸易战争、人质绑票。我阅读新闻的动机，只是为了知道那颗珠子今天滚落在哪一格。
“蒙特娄日报”里有许多短篇报导，还附有大量照片。博蒂熟知我的习惯，先跳上我身旁的椅子，姥缩起身体睡在那。我不知道它是喜欢待在我身边，还是想等待有食物掉下来。它弓着背，四肢缩在身体下，张着一对黄色的眼睛看着我，好像对我有什么疑问似的。在看报时，我能感觉它的眼睛仍直向着我看。
我翻动报纸，在第二版一位牧师上吊和世界杯足球赛的报导之间，找到昨天那件命案的消息。
惊见杀人分尸
一位24岁少妇昨日下午被发现陈尸家中。尸体遭到肢解，死者是玛格莉特·爱德基，家庭主妇，育有一名6岁大的儿子。爱德基太太在上午10点和先生通过电话后，中午她姐姐却发现她已陈尸家中，尸体有受到殴击和分尸的迹象。
据蒙特委警方表示，命案现场门窗没有任何被破坏的迹象，无法确定凶手如何闯进被害人家中。目前被害人尸体己送到法医室，由法医皮尔·拉蒙斯以及专精骨科的唐普·布兰纳博士共同解剖，期待查明凶手使用的凶器……
这篇报导接下来开始推测死者生前最后的行动，报导她生平概要，家人痛不欲生的景象，以及警方开始全力缉凶的情形。除了文字外，还有几张照片。第一张是命案现场外的景象，相片中可以看到那栋凶宅的正门、警察、放在担架上以尸袋装着抬出来的被害人遗体，以及人行道上隔着警方封锁带围观的群众。他们脸上好奇的表情全冻结在这张黑白的相片上。我认出了克劳得尔，他高举着右手，样子就像中学的乐队指挥。在这张相片的一角，插有玛格莉特·爱德基生前的相片。相片虽然模糊，但比起在解剖室里，这张相片的表情显得快乐多了。
第二张照片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穿着T恤的小男孩以及戴着黑框眼镜蓄有胡子的男人的合照。这个男人伸出两手搂着老妇和小孩的肩膀。他们的眼神中充满悲伤和迷惑，这是被害人家属的共同表情，是我早已熟悉的。照片下方有文字说明，他们是被害人的母亲、儿子和丈夫。
第三张照片是我最讨厌见到的一一我的大头照。这张照片我实在太熟了，是我在1992年拍的，做为人事档案用。结果这张照片不断被报社翻印，而且总是在下面注明“美国人类学专家。”
“该死！”
博蒂跳了起来，一脸不满地看着我。我不理它。我发誓在假日绝对不要去想命案的事，但这个誓言却维持不了多久。我早该想到报纸一定会刊载昨天发生的命案。我把已冷掉的咖啡一饮而尽，打电话给戈碧。没有人接。尽管她可能有一百万个不在家的理由，但都一样让我感到不高兴。
我走到卧房换衣服，打算去练太极拳。通常太极拳课程都在星期二晚上，但是今天大家都不上班，于是他们先前便说今天要开课。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去，但是报纸上的新闻和打不通的电话令我非去不可。至少，去练习一两个小时，应该可以让我的脑筋稍稍沉静一些。
再一次，我又错了。打了90分钟的太极拳，“空中捉鸟”、“摆手如云”、“大海捞针”等招式根本无法让我的心情进入假日的情绪。在整个课程中，我完全心不在焉，心情变得更加恶劣。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扭开收音机，打算让音乐来引领我紊乱的心情。我不能让这个假期就这样泡汤。
“……约在昨日中午遇害。爱德基太太原本和姐姐约好见面，但是她没有赴约。命案现场是在迪斯加汀街1327号，警方找不到任何暴力侵入的痕迹，因此推断凶手应该是熟人。”
我知道我应该马上转台，但是，我却让广播的声音直攻进心房。它刺激着我心中即将爆发的锅炉，把我沮丧的情绪拱上台面，把整个假日的心情破坏无遗。
“……法医验尸的结果尚未出炉。警方正全力出动在蒙特娄市东区查访任何有关的线索。这件谋杀案是今年第26件，蒙特娄警局希望民众踊跃提供线索，刑事组电话是555—2052。”
我没有多想，便把车子掉头往法医室开去。不到20分钟，我便站在法医室的大门。我心中想要完成某件事，但目前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魁北克省警局相当安静，平日惯有的骚乱忙碌景象全不见了，只剩几个倒楣的家伙留守。大厅的警卫一脸狐疑地看着我，但没说什么便让我进去了。法医室和司法科学研究室里一个人都没有。在假日里，空荡荡的办公室和研究室看起来似乎变了一个样。我走进我的办公室，桌上仍散落各式铅笔和奇异笔。我一边收拾，一边环顾四处，看见未完成的报告、未归档的幻灯片和那个拼凑中的头骨。头骨空洞的眼窝正茫然地瞪着我。
我仍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不知道来这里要做什么。我感到全身紧绷，心情很不好。我又想起了我情感上的伤疤。“唐普，”她曾说：“你一定要那么克制自己吗？难道没有人可以让你倾诉？”
也许她是对的。当我无法解决问题时，我可能试图逃避那随之而来的罪恶感。也许我只是找别的东西来转移注意，她忘掉那种不适应的感觉。我告诉自己，凶案调查真的不是我的责任，那是刑事警察的事，我的工作只是提供他们专业的技术协助。我痛骂自己，要自己不要多管闲事。但是，以上完全不管用。
在我把桌上的铅笔都收拾干净时，我的理智已很明白地告诉自己：我和这些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就是无法逃脱这种感觉，这感觉紧咬着我，像只老鼠或鹦鹉般，使我总觉得自己疏漏了这件案子中的什么重要细节。我必须做点什么事。
我从档案柜里拿出一个档案夹。三个女人道到谋杀，茜儿、伊莉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