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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瑞钱伯先生在沙发上清出空位，示意要我坐下。他自己则坐在另一张躺椅上。
“莫瑞钱伯先生，”我开始说：“我是法医研究所的布兰纳博士。”
我不敢说太多，也怕他追问我的职务。说穿了，这件案子其实没有我调查的份。
“你们有什么新发现吗？我……那么久以来，我一直强迫自己不要想这件事，”他垂着头，看着地板说：“法兰丝死了一年半了，你们也一年没消息。”
我心想他一定不知道我不包括在“你们”里面。
“我已经回答太多问题了，被一堆人问过，警察、邻居、记者。我甚至于出钱雇用私家侦探，只想逮住那个王八蛋，结果一事无成，什么线索都没有。我们只确定凶手作案到尸体被发现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法医说她尸体被发现时依然温热。这个变态狂怎么可能在杀完人后不留痕迹地离去？”他悲伤地猛摇着头。“你们最近有什么进展吗？”
他充满忧伤的眼神露出一丝希望，使我产生一股惭愧之情。
“没有，”我略去可能还有四名女子死在这名变态狂手里的推测。“我只是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我们疏漏的细节。”
期盼的神情顿时从他脸上消失。他往后倒向椅背，等我问话。
“你太太是营养学家？”
他点点头。
“她在哪里做事呢？”
“她受雇于社工局，但实际上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任何有需要的地方她都得去。”
“社工局？”
“就是社会工作局啦。”
“她时常改变工作地点吗？”
“她的工作是营养顾问，尤其针对一些移民团体的中央厨房，教导他们如何采买，如何兼顾美食和健康，如何大量取得农产品及肉类等原料。她总是在这些中央厨房之间跑来跑去，帮他们顺利运作。”
“这些厨房大都在那儿呢？”
“到处都有，像新生地、雪角、亨利街、小勃艮地……”
“她在社工局工作多久了？”
“六七年吧！之前她在蒙特娄市政府工作，工时较长。”
“她喜欢自己的工作吗？”
“噢，当然。她热爱工作。”他声音有点干涩。
“她工作的时间是不是很不正常？”
“不，非常规律。她一天24小时都在工作，从早到晚，总是有些地方永远有问题，而她就是那个解决问题的人。”
“你赞成她这样工作？”他沉默了一会儿。“我想要她多陪我，因此一直希望她能回医院去工作。”
“你从事什么工作？”
“我是工程师，我建造东西，只是现在没有什么人想建造工程了。”他阴郁地笑了一下，把头别向一旁。“我也成了没用的人。”
“很抱歉。”我说，然后又问：“你知道你太太遇害那天准备要去哪里吗？”
“那个星期我们很少碰面，她负责的一个厨房失火，必须日夜守在那里。所以那天她或许正准备要过去，不过也有可能是去另外一个厨房。她没有留言给我或记事的习惯，因此不管在办公室或家里，我们都找不到相关线索。她似乎有提过想去剪头发，该死！她应该是要去美容院。”
他看着我，一脸痛苦的表情。
“你能体会我的感受吗？我居然不知道自己妻子死的那天想做什么事。”
鱼缸里的水循环流动着，发出路潺潺声响。
“她那天有没有提到什么特别的事？有没有接到奇怪的电话？看到门口有陌生人徘徊？”我想起戈碧的情形。“还是在街上被跟踪？”
他摇摇头。
“她有吗？”
“可能吧，只可惜那几天我们都没有好好说过话。”
我换一个新的方向问。
“那时是一月，天气正冷，所有门窗应该都紧闭。你太太平常会上锁吗？”
“没错。她并不喜欢住在这里，她喜欢有警卫驻守及安全系统的大型公寓，是我说服她买下这里的。这附近住了些收入较差的人。她总是对他们充满戒心。她一直喜欢有个小后院、空间宽敞的房子，可惜她的工作让她无法享受这里的环境，她工作的地点大多在贫民区，所以她回家后唯一希望享受的就是安全感——不受侵犯——这是她的说法。你能了解吗？”
当然。完全了解。
“莫瑞钱伯先生，你最后看到你太太是什么时间？”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她遇害那天是星期四，前晚她一直处理火灾到深夜，回家时我已入睡。”
他又盯着地板，两颊开始逐渐充血胀红。“她上床时有想要告诉我她今天在忙些什么，但是我根本不想听。”
我看见他的胸部正剧烈起伏着。
“隔天我一早起床就出门，连再见都没对她说。”
我们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是故意的，我嫉妒她有工作而我没有，”他抬起头，凝视着水族箱。“我故意漠视她的存在，现在她真的不在了。”
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莫瑞钱伯先生又继续说下去。
“那天我去找我姐夫，他要替我介绍一些工作。我一个上午都待在那里，然后我……然后我大概快中午回来，她已经死了。屋里到处都是警察。”
“莫瑞钱伯先生，我并不是怀疑……”
“我不认为今天的对话有任何价值，只不过是重复再重复。”
他站起来，意思是下达逐客令。
“很抱歉让你再次触及痛苦回忆。”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然后领我往大门走。
“谢谢你，莫瑞钱伯先生，”我递给他一张名片。“如果你想起什么事，请打这个电话给我。”
他点点头，在他脸上的是一种受尽折磨后的麻木。他始终不能原谅自己在爱妻死前的言行，他竞连一句好好的再见都不愿意对她说。
我转身离去时，感觉他在背后直盯着我。尽管外面天气很热，而我的心却很寒。我快步跑向停车的地方。
莫瑞钱伯先生的话令人惊心。我开着车，一路不停想着，问了自己上千个问题。
我有什么权利去揭人伤痛？
我脑海出现了莫瑞钱伯的眼睛。
充满悲伤。是我唤起他不幸的回忆？
不，不是因为我造成的。莫瑞钱伯活在自己建筑起来的悔恨里。
悔恨什么呢？悔恨他妻子所受到的伤害？
不像，这不是他的个性。
悔恨他蓄意漠视她。为了让她觉得自己不重要，在事发前一夜，他不理她自顾自地睡去，起床后连句再见都吝于开口。现在却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开车向北转向马克街，脑子里继续想着：这样的追查，除了强迫被害者家属重新回忆过去的惨剧外，究竟还会不会有其他效果？
我真能发现警察遗漏的线索吗？或者我只是想在克劳得尔面前逞强？
“不！”
我重重地捶了一下方向盘。
不！妈的，我心里想。这不是我的目的。除了我以外，没有人相信是连续杀人案，而且凶手有可能继续犯案。如果我要阻止下一个命案发生，我就得把真相挖出来。
我脱离大楼的阴影，开进阳光下。我没有向东转回家，而是越过圣凯萨琳街，上了20号州道，往城外开。现在是下午3点半，往市郊的交通开始有些拥挤。真是不巧。
45分钟后，我在一幢绿色小屋后的花园里，看到正在除草的托提尔太太。这是她与女儿以前共同生活的家。当我把车子开近时，她站在草地上。抬起头看着我。她比我想像中要年轻许多，穿着一件宽大的黄色露背装，头发散布在脸上，满身大汗地向我亲切的招呼。
在我说明来意后，她收起友善的笑容，一时之间不知所措。与莫瑞钱伯一样，她问也没问我的身分，只说：“我们最好进屋谈。”
她领我进入一间阳光充足的厨房，内部的瓷砖和木头表面都保养得非常好，窗户上还装饰着花草图案，四周的窗帘与柜子、抽屉上的把手都是黄色。
她边做边说：“我给你弄点柠檬汁喝。”
“太好了，谢谢。”
我坐在木头桌旁看着她弄冰块调果汁，从把饮料端到我面前，到安静地在我对面坐下，她始终回避我的眼光。
她看着自己那杯柠檬汁终于开口说话：“要我谈茜儿的事，是很痛苦的。”
“我能了解你痛失爱女的心情。你近来好些了吗？”
“时好时坏。”
她的手紧紧地捏着，在背心下露出的是削瘦的肩膀。
“你来是要通知我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托提尔太太，我只是来问问看，看看还有什么线索可找。”
她的眼光停留在杯子上没吭声，狗在门外不停地叫着。
“你与警方谈过后有没有又发生什么事？茜儿失踪那天还有没有什么细节你那时没想到？”
她一言不发，空气里只有柠檬的香气和湿热的温度。
“我知道回忆是件残酷的事，但你的合作是我们找出凶手的希望。有什么是你觉得可疑或是印象深刻的事？”
“那天我们大吵一架。”
又是相同的自责，希望时光能再倒流，弥补曾经的过失。
“她认为自己太胖，什么也不肯吃。”
我在调查报告上看过这一段。
“她一点也不胖，如果你看过她，就知道她真的很美，只有16岁。”她第一次抬起头来看着我，眼里闪着泪光。“她美得像首诗。”
“请节哀。”窗外飘进阳光与花草的香气，我尽可能表达对她的同情。“还有什么事情让她觉得不开心呢？”
她手指紧紧捏住杯子，“很难，她是个乐观的孩子，总是开开心心的。她的生活充满了各种计划，就连我离婚也没打击她。她习惯往前看。”
真是这样吗？我知道在茜儿9岁时，托提尔太太就离婚了。之后她的父亲还是和她们住在同一个城市里。
“在她死的前几个星期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她是否改变上下学的路线，或是接到什么怪异的电话，交了什么新朋友？”
她缓缓地摇头。没有。
“她在人际关系上有什么困扰吗？”
“没有。”
“你反对她交某些朋友吗？”
“没有。”
“她有没有男朋友？”
“没有。”
“她在学校生活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发问者说的话比被问者还多，我真是个愚蠢的提问者。
“茜儿失踪那天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吗？”
托提尔太太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盯着我，然后沉重地拿起杯子，吸了一口柠檬汁，双手紧紧握着玻璃杯。“我们6点起床，吃完早餐后茜儿就出门上学。她和同学一起搭火车到位于市中心的学校，学校说她整天都没有缺课。放学之后……她再也没有回来过。”
“她那天有没有什么特别计划？”
“没有。”
“她习惯在放学后直接回家吗？”
“一般是这样。”
“你想她那天放学后也是直接回家吗？”
“不，她准备先去看她父亲。”
“她常去看他吗？”
“没错。为什么我要不断地回答你们这些问题？我之前已经跟警方说过这些事，结果一点用也没有！为什么我要一遍遍回忆这些过去？我不想再谈这些事了！”
她的眼神充满悲伤，继续说道：“你知道吗？过去以来我一直不停填写各种表格，回答各种问题，但是都没有任何帮助。茜儿人都已经死了，躺在坟墓里，再也不会回来了。”
她低下头低声啜泣着。没错，我们什么都查不出来。这位忙于种蕃茄的母亲正学习去埋葬痛苦的记忆，勇敢地活下去，而我却突然出现，强迫她揭开锥心的伤口。
看在老天的份上，我该走了。
我递给她我的名片，“没关系，托提尔太太。如果你实在想不起什么，也许真的就是不重要的事。”
我留下名片，公式化地把再联络的宣言讲了一遍。有事情再打电话给我。
我猜她永远也不会打这通电话。
我回家时发现戈碧把房门关上，房里非常安静。我忍住没进去看她，想她现在可能会排斥别人进入她私人的空间。我回房躺上床，努力想看点书，脑袋里却回荡着托提尔太太的话——人已经死了——莫瑞钱伯也说过同样的话。没错，人已经死了，五个。这是残酷的事实。和莫瑞钱伯及托提尔太太一样，这些事一直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不肯退去。
二十七
我一早就被收音机播出的晨间新闻吵醒，猛然发现今天已是7月5日，我竟忽略了昨天是美国国庆。人在异乡，吃不到苹果派、看不到烟火、更听不到美国国歌，我成为家乡庆典的局外人，为了弥补这种遗憾，我决定下次有美国球队来此比赛时，一定要去加油。
漱洗完毕后，我弄了点咖啡吐司，坐下来将报纸很快地浏览一遍，内容尽是谈论分离主义、经济危机、原住民问题、语言纷争；分类广告更加显现出这个社会的不安气氛——只卖不买。我待在这里能做什么？或许到了该回家的时候。
怎么突然想起这些？大概是因为今天要送车检验，所以心情特别低落。我痛恨近几年这里对外国人居留的各种要求：护照、工作证明、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