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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不肯就此罢手，詹姆斯。这种疑案我喜欢。我要把它侦破。”这一次她的话听起来就像惯坏的孩子在撒娇。
“我们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你肯就此罢手吗？”
“当然不肯。”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你是说如果不让我调查此案我会怎么办？我的休假期快到了。我现在就要求休假一个月，进行私人调查。但是我不认为这种情况真的会发生。”
“把你在伦敦的私人电话号码给我，我可以随时给你打电话。”
当他们终于走进维多利亚…少女峰旅馆的门厅时，邦德看见的第一个人是M的参谋长比尔·坦纳。他正站在那里严肃地和一个女人在深谈。那个女人脸色憔悴，面容严肃，头发呈铁灰色，从高高的额头往后梳，紧紧地披在后面。
“真见鬼！”弗莉克低声说道，“那是我的顶头上司格达·布卢姆，以‘铁的格达’闻名于我们情报界。”
当‘铁的格达’像一匹高视阔步的骏马把他们分开的时候，坦纳飞快地向他们走去。 “非常对不起，詹姆斯。我奉命将你送上下一次班机，让你飞离这里。M对丢失了那封信很恼火，而且旅馆方面也抱怨，如果那是真的，那就意味着你倒透了霉了。你收拾行装时我要站在旁边看着你，不要再跟冯·格鲁塞小姐进行任何接触了。”
第六节 浓烟和镜子
“瑞士人火冒三丈，我也一样！”咆哮着。他在他的办公桌后踱来踱去，气得额头发青，脸色涨红，“当你不得不与外国的情报局女性成员一起工作时我们为什么老出这样的问题， 007？出这样的问题我可吃不消。这你也已经知道，那么为什么老是出去愚弄我们？”
鉴于长期的经验邦德明白，此刻企图去与他的局长争辩是毫无用处的。当老头子火气正盛，无法抑制，又确信对自己的指责是有事实根据时，你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垂着头，等待狂风暴雨过去。
他回到伦敦，一踏进M的办公室的门就立刻明白出了麻烦。邦德作口头汇报时，他的局长神情冷若冰霜，说话简单干脆，等着听到邦德对种种事情的反面意见时才大笑着进行肆意攻击，这种攻击持续时间达15分钟之久。
“你似乎丢失了一件极其重要的证据，这是要受到严厉的责罚的。你还有些言谈举止既违反女王陛下的法规，也违反本局的纪律。我怀疑，丢失证据部分原因是由于你行为不检；你行为不检这一点是瑞士当局亲自通报伦敦警方，伦敦警方最后又向我汇报的。 ”他还没讲完突然停住，转过身来怒视着邦德，“007，这还有假的吗？嗨，你还有什么可替自己辩解的吗？”
“先生，我承认丢失了一份文件。但是，我要辩解的是，那份文件是妥为保管的：锁在我的公文箱里，而公文箱是放在我与瑞士情报和安全局一位成员所住的那套房间里的一个房间内。毫无理由认为会有什么东西从一个上了锁并有守卫人员守卫的房间里被盗走。”
“但文件还是被盗啦！ ”M说话的声音从“被”字上开始上升，到“盗”字上说得最响亮。
“这一点我不否定，先生。我不知道我睡觉时必须用铁链把公文箱锁到手腕上。就我们而论，知道有这么一封信的人只有冯·格鲁塞小姐和我本人。”
“噢，对，冯·格鲁塞小姐！你们这对宝贝呀，可真叫丢脸呀！她要是不被撵出瑞士情报和安全局，才算走运呢！但考虑到你的资历深我只要你在天黑以前长期离开这幢大楼。近来，国会里各种各样的蠢才在叫嚷着要解散所有情报机构，如果我们在这方面道德上有明显的失检，我们可吃不消。”
他停下了脚步，好像不以为然地摇着头。“天晓得，在这里和美国都有许多人似乎得意忘形地告诉全世界，再也不必搞什么保安和情报活动了。最近我甚至听说有一个写畅销书的小说家正在扮演张伯伦的角色，鼓吹我们时代的和平已来到。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些所谓经过改造的俄国人仍然在进行着秘密活动，外国的情报机构还在扩散新的‘积极措施’，这一点政治家们连听也没听说过，舆论界就更没有听说过了。因此，像你这样的官员用政府的钱，到外国去过着赖利那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我是吃不消的。”
“先生，他们究竟指责冯·格鲁塞小姐和我犯了什么错误？”
“邦德上校。指控你们像禽兽在发情期那样乱搞，指控你们扰乱了因特拉肯的维多利亚…少女峰旅馆的安宁，指控你们制造了道德上一个重大的丑闻！”
“先生，这是谁说的？”
“谁说的？旅馆管理部说的，007。他们从旅客中至少听到6个人抱怨。天知道，对你那些臭名远扬的不道德行为我素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你胡作非为。可是这一次我可不能不管了！看来你与冯·格鲁塞小姐弄出来的响声足以把死人吵醒。”
“先生，是什么样的响声？”
“野兽交尾的响声。有一对退休夫妻午夜后叫嚷着下楼，走到接待台去抱怨说，你们套间里有人在纵情淫乐。 在一个钟头内从你们的隔壁和对面的房间里又有5个人去发牢骚。其中有个老太太似乎特别担心，生怕是在进行谋杀。尖叫声，大笑声，叫嚷声和——哎呀，我难说得出口了——粗鲁地使用家具的声音，明说了吧，就是床上弹簧有节奏的喀嚓喀嚓的狂响声，不绝于耳。”
“先生，真的吗？”虽然他一开始就承认，弗莉克和他自己的确享受了同床共枕的乐趣， 但那是静悄悄的， 只是柔情爱抚，温言细语而不是忘形地大笑大叫，“先生，是谁把所有这一切报告给警察的？”
“是旅馆报告的。”
“然而，他们却不按步骤先把这些所谓抱怨直接转达给我或冯·格鲁塞小姐。你认为这难道是循规蹈矩的旅馆的正常行为吗？要是有人抱怨某个旅客的房间传出了吵闹声使他们不得安宁，那么，更正常的作法难道不是旅馆的人通知该客人并要求他保持安静吗？”
“一般情况下可能是这样。但在这个具体例子里，旅馆却报告了警察——瑞士人的作风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倒是去查你们的姓名，意识到你们到因特拉肯去是干什么的，于是把意见反映到伦敦警察厅，伦敦警察厅又告诉我。”
“先生，我想打个赌，猜猜旅馆职员中是哪个人这样干的。”
“这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先生，就我而言，我要公开声明，在那个晚上，从冯·格鲁塞小姐和我住的套间里绝对没有传出什么响声——没有尖叫声，没有大笑声，没有叫嚷声，也没有粗鲁使用家具的响声。我承认那晚我是与冯·格鲁塞小姐一起度过的，但是那也没有什么过分的不当之处。还有，我猜那个提出指控的人是旅馆一个雇员，我想她是副经理。她的名字叫玛丽埃塔·布鲁奇。”
“确实是她，但你能向我摆出理由，说明这个玛丽埃塔·布鲁奇为什么要在这么重要的问题上撒谎吗？”
“究竟为什么我可一点也不知道，先生。她就像一块展开的遮光布，使我们无法对已故的马奇女士的房间进行彻底搜查。此外，从我们到达旅馆那一刻起她似乎一直对我们有点敌视。”
“在哪方面表现出来？”
她以她的言谈举止非常清楚地表示，她压根儿就不相信我们用以掩盖身份的说辞。我认为如果你能叫因特拉肯当地的警察调查她的来历——甚至会见那些据说曾抱怨的人——那么，你就会发现，是玛丽埃塔·布鲁奇胡说八道。
M“咳”了一声，样子既像是在清嗓子，又像是在半信半疑地打哼。
“先生，我觉得我不得不要求追查布鲁奇小姐对我们的指控，哪怕这意味着为找到当时的旅客要绕欧洲转半个圈也要追查。先生，我再说一遍，从我们的套间里绝对没有传出响声。”
他凝视了他的局长一会，确信他炯炯有神的眸子的深处有了高兴得微微发亮的迹象。
“在我追查期间——如果我真的追查的话——你们找算干什么呢？”
“我打算请一个月假，先生。我要离开这幢大楼，在你或你所委派的人把这桩事情彻底查清，我和冯·格鲁塞小姐品行不端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得到洗刷以前决不回来。”
他又在M的眼睛里看到了表示高兴的闪光。 “这个主意很好，邦德上校。我建议你到你的办公室去，把书面报告写好，然后离开这幢大楼，等我召你再回来。”
“先生，你是叫我暂停执行我的职责吗？”
接着有一刻两人都没有说话，邦德确实看到局长扬起了眉毛，若有所思。“不是，邦德上校，不是，我并不是叫你暂时停止执行你的职责。我只是让你休假，你可趁此机会去干你认为适当的事。去把你的报告写好，在一切问题澄清以前别让我看见你。”
邦德站了起来，向门口走去，听见M说话又停下来，转过身。“噢，邦德上校，我建议你把你保险柜里的东西清出来并且把你办公桌里的所有敏感的文件都带走。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这次所给的暗示可绝不会令人误解了。虽然M表面上仍然说话生硬，面露怒容，可是明显地向他眨了一眼。
“先生，很好！”他也向M眨了一眼。“还有一事我想征得你的同意。”
“什么事？”
“我想去参加马奇女士的葬礼。”
“在我看来，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祝你万事如意！邦德上校。”又向他眨了一眼，这次眨的眼可眨得大大的而且也毫不掩饰了。
写报告花了半个钟头。 他把报告装进信封，让通讯员送交M。他的办公桌几个抽屉装的东西并不重要，因此他打开了墙上那个小小的保险柜，这种保险柜是为所有资深官员配备的。 上个星期六他离开时，保险柜已经几乎是空的了。但是M既然作了那样的指示，再结合他那神秘的眨眼暗示来看，其中必然另有深意。
在保险柜里放着四个薄薄的米黄色牛皮文件夹，每个文件夹上均有“内部传阅，已经分类”的旗形标志。看一眼里面第一份档案，他发现那是关于上个星期在罗马、伦敦、巴黎和华盛顿所发生的四起谋杀事件的最新报告。他心里毫不怀疑。
M静悄悄地命令他对这四起事件进行调查。
他迅速把这几个文件夹塞进公文箱里，扣上号码锁，然后离开办公室。在大楼正门的入口处，他打了一个要出去的手势，说了“度长假”几个字，接着补充说：“有事请拨私人电话号码联系。”然后他大踏步跨出大门，走到街上，沐浴在伦敦下午宜人的暖洋洋的阳光里。
几分钟之后，当他以轻快的步子穿过摄政公园，向克拉伦斯门和贝克街走去时，他就觉察有人在监视他。在保密界混一辈子的人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在黑洞洞的，像迷宫一样的小巷里徘徊，在那里真实往往变成了虚构，现实常常变成了幻想。因此他们势必会长出敏感的触角——第六感官。
究竟他的触角是怎样工作的，他从来无法向任何人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但是触角确实在工作，那是没有疑问的。他确实意识到有人在监视他，也许还在跟踪他，然而他又无法立即认出监视他的是哪些人。
一到贝克街，他决定迫使他们为了赚钱参加一次赛跑，以这一办法从人群中辨别出监视他的人。他拦下一辆过路的出租汽车，叫司机把他送到摄政街的奥斯汀·里德商场。当司机把车开进街上的车流中的时候，邦德回头瞥了一眼，只见一个身穿黑衬衣和牛仔裤的年轻人气急败坏地连忙把另一辆出租汽车拦下来。
奥斯汀·里德商场占了摄政街西侧几乎整整一个街区，那里离皮卡迪利广场只有几个街区。 当出租汽车到达时，邦德连忙塞给汽车司机一张5英镑的钞票，汽车还没有停稳他就踏上了人行道。他不想进入商场。相反，他匆匆向伦敦人通常称之为“迪利”的地方走去，接着就走下通往伦敦地下铁路的台阶，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乘地铁火车去南肯辛顿，打算到那里转车坐到循环线，再乘地铁火车回到斯隆广场，然后他就可以步行回到摄政时期的舒适房子里自己的套间了；那幢房子是坐落在离国王路不远的一条两旁树木亭亭如盖的寂静的街道上。
当他穿过南肯辛顿的人行隧道时他意识到他在贝克街所看见的年轻人不仅形影不离地跟着他，而且有时还大耍花招跑到他前面20多英尺的地方，似乎预先知道邦德的目的地。那个年轻人是个职业监视者。邦德知道，只要有一个有经验的监视者，那么附近通常还有两三个其他的监视者可以召之即来。
心脏开始猛烈跳动，神经末梢感到刺痛。被盯梢这件事本身就造成了紧张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