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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不对，我要是去检票或对付闹事的流氓，准是第一流的，”古罗夫一本正经地答道，“您别给我罗织罪状，您可是个律师。这儿没有行贿受贿，缺少犯罪要素。非法进入私人住宅，这我同意，可我连间接参与都没有。了不起指控我知情不举。我知道，但没告诉您。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您心里一清二楚，要是给我立案，法院是不会受理的。”
“是的，真见鬼！可是我却靠它来进食！”
“作为一位有经验的法学家，您这种说法是不能容许的，”侦探终于忍住笑声，一本正经地说，“您并不是靠冰箱来进食，您只不过从冰箱里取出食品，您和所有的人一样，是用盘子进食。”
“可我吃的是偷来的东西，我是被逼无奈……要是我的祖父……”
“请允许我表示异议并打断您的话，”古罗夫断然说道，“也许我告诉您的情况会使您扫兴，因为它会使您的苦行僧精神减色。出钱给您买这些东西的人已经有二十年不偷不抢了。时效期限已过，那么其余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咱们别再争论香肠什么的了，这种争论留给杜马去干。咱们还是谈谈您的当事人。”
“我没有当事人，只有已经判决的犯人。”
“我不想纠缠细节。尊敬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我不慎结识了铁木尔·扬季耶夫的爷爷，并进而得出结论：小伙子是无罪的。”
“这一点我一直清楚，因此这些礼物才令我十分烦恼。可是他却一声不吭！您明白吗？他不给我丝毫机会让我为他辩护。”
“他会开口的。他的供词不能被看作是新发现的情节，也不能作为重新开庭审理的依据，因为铁木尔的证词将会缺乏证据。”古罗夫对这个书房的环境已经相当习惯了，他把烟灰缸挪近了一点。
“请抽吧，请抽吧，”律师赶紧说。“您从哪儿得知这一切，您是怎么弄到案卷的？”
“这并不重要，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说着点燃了香烟。“我必须跟铁木尔·扬季耶夫会面。”
“不可能。他关在死囚牢房里，只有律师才能获准见他。”
“我相信没有您我也能同小伙子见面，但我认为那样做不道德。”古罗夫稍停片刻，继续说：“假如我的工作顺利的话，有可能撤消对铁木尔故意实施恐怖活动、造成人员伤亡的指控，但可能控告他参与犯罪。到时候他需要一个律师，因此您最好一开始就了解进展情况。”
密探陡然住了口。“看来斯坦尼斯拉夫说得对，我大概神经失常了。我把一个完全孤立无援的人拖向何方呢？假如事态大致像我所预计的那样发展，那么谁也不会理解眼前这个人。可是一旦我获得成功，那么律师就可能被心怀仇恨的人随便干掉。”
“您在想什么，年轻人？”主人用尖刻的语调问道。“您是不是在犹豫，不知是否值得把今天这种血腥的现实告诉这个老傻瓜、这个旧时代的残渣余孽？这个小律师会不会无意中被人干掉？”
“大概是这样，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承认了。“咱们这么干。我们俩去一趟监狱。我正在查找犯人的同谋。侦缉人员在律师陪同下跟小伙子谈谈话，这件事不会引起任何怀疑。会面以后您继续办您手上的案子，不用管铁木尔·扬季耶夫的事。假如能发现一些新的情况，您再参加工作，作为律师您理当如此。”
“这跟私下里参观画展不同，年轻人，跟死刑犯人见面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您办不到的。”主人说得满有把握，但他的目光里露出不加掩饰的兴趣。“您是皇上的亲信吧？”
“我只不过在侦查部门工作了二十多年，有许多朋友，敌人则更多。总之，伊万·马克西莫维奇，这个问题该我来解决。假如有些好奇的人来拜访您，问您一个刑侦局的上校干嘛要围着您转，您不妨说一些我的坏话，就说这人为了钱不择手段地招摇撞骗，蒙哄别人，假装积极。您就说您感到遗憾，但是您的当事人有罪，法院的判决是对的，您不相信总统会赦免他。”
“您逼着一个老头儿撒谎，真是罪过。”
“撒谎是为了救人一命。上帝会宽恕的。”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认为对铁木尔的指控有可能是伪造的，但五个证人不可能都是冒充的。令我产生很大怀疑的是那个……”律师停下来回忆证人的姓氏，然后沉吟地说：“伊夫列夫。我记得，他是个银行职员。他在公共汽车里坐在铁木尔旁边，铁木尔的背囊仿佛压了他的脚。伊夫列夫在汽车里坐的时间不长，只一站就下了车。这个证人很奇怪，这样的证词也很蹊跷。”
“谢谢您，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站起身来，“一旦我获准会见犯人，我就通知您。”
博亚里诺夫起身送客，在客厅里见到那台大冰箱，回过头来腼腆地问道：
“怎么，那些不速之客就这样一个劲儿地不请自来，往冰箱里塞食物不成？这种状况要闹多久？”
“但愿我能碰上这些鬼家伙就好了，我的冰箱有只死老鼠，是饿死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这是人家应付的酬金，您不用犯头疼，心安理得地收下得了。”
“换把锁成不成？”博亚里诺夫叹了一口气。“而且还把这冰箱放在客厅里？真亏他们想得出来。”
“我对您深表同情，您弄得我都快要流眼泪了。”古罗夫道了别，离开了律师的住所。
奥尔洛夫将军怒气冲冲，但这怒气多半是装出来的，仿佛因为老侦探这里的情况相当糟糕。
古罗夫坐在他老爱坐的窗台上抽烟，把烟雾吐向通风的小窗口，等着他的朋友把气消下来。密探毫不怀疑，彼得发脾气与其说是由于他的无理要求，倒不如说是由于那身将军服，奥尔洛夫从早晨起就不得不穿上它，因为一大早就去见上司，在他的地毯上来回转悠。现在他懒得换衣服，可那套制服裹在身上，让他感到很不自在。古罗夫伸手就能从衣橱里取出一套便装西服，帮助彼得恢复常态，但他知道，将军不好意思当面脱裤子，露出两条毛茸茸的弯曲的大腿。
“我跟你说得很清楚，我不认识现在典狱长，不会向他提出非法请求。”奥尔洛夫解开胸前那排闪闪发亮的钮扣，重重地叹了口气。“你就像个不懂事的娃娃，想靠着别人飞向天堂。”
古罗夫一言不发，从窗台上跳下来，从衣橱里取出首长的西服，挂在打开的衣橱门边上。
“你换换衣服，我去跟维罗奇卡聊聊天。顺便说一句，多蒙你关照，这姑娘至今还没有出嫁。”
“厚脸的家伙，她本来要出嫁，可至今单身一人，不是亏了我，而是多亏了你。这姑娘把所有的男人都拿来跟你相比，可你这个讨厌鬼都没有个尺寸。”
“得了，你快点。”古罗夫走出房间，随手带上厚重的双层门。
接待室里坐着两位上校，膝盖上都放着公文袋。看见古罗夫出来，其中一个便站起身来，密探对他摆了摆手。
“别作指望，维佳，这会儿进去可是自讨没趣。我对你们的忠告是：下午再来。”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是在休假呀。干嘛要争吵呢？”第二个来访者问道。他身上带着肩章，尽管在局里只有特殊情况下才穿制服。
“廖沙，你穿制服很合适，”古罗夫对正在摆弄崭新的咖啡壶的维罗奇卡使了个眼色。“去当干部吧——权大一些，制服也随时可穿，姑娘也够你挑的。”
“你这人挺粗鲁，列夫·伊凡诺维奇，”那位上校生气了，“你以为只有你才是侦查员，别人只不过是来去匆匆的过客。”
“廖沙，你问问姑娘们，每个人都会说你穿制服很帅，”古罗夫笑了，这时他听见维罗奇卡桌上的电话丁零零响起来，说道：“噢，维罗奇卡，这是市内并联电话吧？”
“就好像您不知道似的，”维罗奇卡生气地答道，“您是已有家室还是一直没有拿定主意？玛丽亚会离开您的，她做得对！”
“我对她也是这么说，”古罗夫对维罗奇卡伸了伸舌头，回到将军的办公室。
奥尔洛夫已经换上便装西服，正在拨电话。
“谁也找不到，都到前线去了，这些混蛋。”
电话终于接通了，奥尔洛夫问道：
“上将先生吗？我是奥尔洛夫。你好，你好，我马上就可以看出你对我记得多清楚。干嘛不拨自动电话？因为你似乎已经退休了，你的专线按理会撤掉。熟人和老朋友？好极了，我正需要你的朋友。你曾经主管过监狱工作。很久以前，那也没关系，你手下的人还在任职，记得自己的首长，你明白吗，老朋友，我的一个伙计必须会见一个判了死刑、指望获得特赦的犯人。一把手嘛，据我所知，是在休假，等休完假回来他就顾不上特赦的事了。在哪个监狱？”奥尔洛夫看了古罗夫一眼，听他讲了以后说：“对，就是那儿。我们掌握一些重大疑点，犯人不是单枪匹马，犯罪集团仍然逍遥法外。为什么以前没有想起来？案件很多，只有一双手啊。是古罗夫上校。你是说他很高傲？他在这方面没事儿，上帝本来把才能分成十份，最后却给了一个人嘛。你说你打个电话，跟他们说一说？谢谢你，老朋友。你近来怎么样，孙子们怎么样？”
奥尔洛夫用手捂住听筒，说道：
“列瓦，你那狗屁个性连住在花园区的人都知道。去吧，傍晚再打电话来。”
铁木尔·扬季耶夫、律师博亚里诺夫和古罗夫上校围着一张干净的木桌，坐在紧固于地板的凳子上。房间里没有窗子，但空气十分新鲜，不仅闻不到监狱的气味，连营房的气味都没有。沉重的铁门上有个小孔，细心的人可以发现，房间上方的几个角落里安着电视摄像机镜头，当然啰，房间有人监听，谈话也会录下来。
律师跟犯人问了好，小伙子低声而有礼貌地答礼，对古罗夫则冷淡地看了一眼。上校惊讶地发现小伙子没戴手铐，外表也不像个判了死刑的人：脸色平静，根本不显得衰弱不堪，神态坦然，不过目光呆滞，仿佛没有生气。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您跟铁木尔谈谈，我听一听，”古罗夫一面说一面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铁木尔亲属的彩色照片，摊开放在铁木尔面前，旁边再放上一页事先打印好文字的纸。
“怎么样，铁木尔，咱们就这么一直不开口不成？”律师心里明白他只不过是块挡箭牌，他的话不起作用。“你在法庭上承认装炸药的背囊是你带上汽车的，你本来不打算把它留在车上，但匆忙之间忘了拿走。这是又蠢又笨的谎话，娃娃。我们已经得知，除你以外，参与恐怖活动的还有几个人。你在坐牢，在盼望赦免，可你的朋友们却逍遥法外，津津有味地又吃又喝，谈情说爱，你认为这样公正吗？”
古罗夫往桌上摆照片时，铁木尔对这个俄罗斯人并不在意，本想把照片推到一边去。但他的目光突然凝住，手猛地哆嗦了一下，冷漠的脸上现出古怪的神色。他不听律师讲话，仔细看着一张张照片，把它们推开又重新拿在手上，抬头望了望这个陌生的俄罗斯人，又把那张印着字的纸凑近一点，只见上面写道：
“铁木尔，注意报纸上的日期。你的亲属的照片是两天前在莫斯科拍的，现在你的亲人们在很远的地方，他们绝对安全，谁也抓不到他们。你的生命不属于你个人，你是你母亲生的，父亲和祖父把你抚养成人，你身上流着祖先的血，你没有权利把它抛洒在监狱的院子里。把纸翻过来，简单写一写事情的经过。我要抓住策划者。”
古罗夫看见小伙子把这段话读了两遍，便掏出钢笔放在他面前。
“铁木尔，是谁给了你爆炸物，是谁教会你使用它的？”律师继续单调地重复道。
铁木尔慢慢写着。古罗夫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随即走到门口，在小孔前面挥了挥手。门没有打开，一个平静的声音问道：
“你们谈完了吗？”
“没有，我想要个烟灰缸。”
“通风机没开，不能抽烟。”
“噢，对不起，也免得你费心了，”古罗夫答道。他看见铁木尔已经写完，就走到桌子跟前，拿起钢笔、照片和那张纸放进口袋，说道：
“说不定我碰巧会见到你的哪个亲属，有什么话转告吗？”
铁木尔把头扭到一边，闷声说道：
“感谢真主！”
“是该感谢，”古罗夫点点头说：“也许再补上一句，说你热爱让你生到这世上来的父母、把你扶上马背的爷爷，还有你亲手带大、又教他们懂事的两个妹妹？对他们说，真主伟大，但真主告诫每个人要走完自己的路、斗争到最后一息？”
“您并不是车臣人，您是俄罗斯人。”铁木尔答道。
“是俄罗斯人，”古罗夫说，“而且我看这没有什么不好。”
博亚里诺夫和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