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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校同志……”
“出席党会议的才叫同志，我可是上校先生。您说吧，中尉。”
“上校先生，咱们是不是去一趟莫斯科刑侦局，您跟首长谈一谈。”小伙子看了看卫生问。“事关重大，这地方可不完全合适……”
“简单说吧，小伙子，你不知道什么事情我能说，什么事情不能说。我明白你在你那个角度是对的。”
上校善意的语调鼓舞了年轻的侦查员。
“上校先生，您以前也当过中尉呀。”
“最好别这么说，”斯坦尼斯拉夫望了望天花板，楼上的某个地方，格里戈利正在动手术。
“您的同事打死了一个人……联邦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大尉。”
“干得好，格里戈利，我以前不知道他的枪法这么准，”斯坦尼斯拉夫说：“在哪儿发生的？”
汽车检查员转身回来，归还了钥匙，敬了个礼就走了。
“上校先生，”小伙子无可奈何地望着他说。
“好吧。我在这儿等着。你回办事处去，赶紧找到你们首长或是城区值班员，告诉他们。这件事要立即通知总局特别重大案件高级侦查员古罗夫上校。你记下他家里的电话号码。”
“是。”侦查员记下号码，朝门口刚迈出一步，克里亚奇科又说：
“注意，小伙子，就这几分钟关系着全局。”
克里亚奇科上校不知道那几分钟已经过去了。
格里戈利·柯托夫被送到斯克利福索夫斯基急救院以后，从担架上抬到手推车上时已经苏醒过来。在此之前他脑子里也已出现过某些念头和形象，但格里戈利无法把它们抓住，把思想凝聚起来。当别人推着他穿过医院的走廊时，他突然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受了伤，想起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想抓住走在身旁的护理员，却无法动弹，他明白自己的手已被扣住，试图开口说话，却再次失去知觉。
随后有人剪开他的衣服，给他打针时他又醒了过来，看见一个年轻妇女正低下头来注视着他的眼睛。他喉咙里咕嘟作响，像喝醉了酒似的断断续续说道：
“赶紧给克里亚奇科打电话……”他说了电话号码，“我要挺住……我会死的……赶紧打电话。”
输血耽搁了一下，不是由于柯托夫情绪狂躁，而是因为一时找不到所需的血型。医生吩咐护士打电话。假如护士立即打电话，克里亚奇科赶来时柯托夫已经苏醒，那么侦查员们还来得及行动。可是一切并不那样顺利，护士打电话也耽搁了一下，有人请她帮忙包扎伤口……
就在斯坦尼斯拉夫对年轻的侦查员嘱咐一番话，催他快去的时候，伊万住的那个旅馆房间里响起了电话铃声。
“喂？”伊万取下听筒说道。
“下楼来办退房手续，向右走，拐角处有汽车等你，”讲话的是一个伊万不熟悉的声音。
生活中偶然的机会比人们通常想的要多得多。行为放荡的利亚里卡偏偏碰上了五年前在离莫斯科数千公里的地方跟她分手的伊万。
维尔丁担心他的“教子”会吓得躲藏起来，因此才派人监视伊万。事有凑巧，这两个人正是不久前在伊夫列夫家附近菜园里碰见柯托夫的两个军官，他们后来放跑了花匠，因而被维尔丁骂得狗血喷头。维尔丁在进行“人材讲评”时不止一次说过，格里戈利·柯托夫是古罗夫上校的人，很有经验，跟他肉搏极其危险、当时克格勃大尉正在灯柱旁一边打盹一边诅咒这种愚蠢的差使，这时他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近。心想准是谁喝醉了正在回家。为了显得郑重其事，他特意把枪移到口袋里。当过路人进入路灯光圈以内时，克格勃分子一眼就认出这是菜园里那个犹太人。大尉明白他上这里来不可能是偶然的。搭档在街区尽头的汽车里，我一个人可对付不了这个民警。全盘考虑和作出决定只有一秒钟的时问。民警只相隔几步，不可能打不中，大尉开枪后紧紧贴在灯柱上，听见民警倒在地上，他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余下的事读者已经知道了。
“疼痛引起休克，大出血，子弹取出来了，生命已脱离危险，”医生讲得不慌不忙，语气淡漠，一边说一边仔细观察X光胶片，还不以为然地对在他身边来回转悠的年轻同事不时看上一眼。
克里亚奇科上校没有来回转悠，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尽管两位医生的神态一清二楚：话已经谈完了，您请便吧，我们还有事，谁管您是什么军衔。
“谢谢您，大夫，”斯坦尼斯拉夫说。“等他醒过来以后可以跟他谈谈吗？”
“要审讯吗？”医生瞪了他一眼，把X光胶片还给同事。“早知这样我不如晚一点动手术。”
“格里戈利是我的朋友，不需要审讯，”斯坦尼斯拉夫答道。他看着两个无动于衷的外科医生，心想各种职业的行家都一样，对别人的痛苦习以为常，否则他们就没法活下去。
“请听我说，”外科医生转身向着斯坦尼斯拉夫，皱了皱眉头说。“您的朋友的生命已脱离危险，有事请找负责治疗的医生。”
“谢谢您，大夫，”斯坦尼斯拉夫把别的话咽了下去，鞠了一躬。
格里戈利·柯托夫苏醒过来，跟斯坦尼斯拉夫讲了他为什么要去旅馆。克里亚奇科心想：只有少先队员才会单枪匹马去抓特别危险的罪犯，但他没有说出来，只是命他休息，随即离开了急救院。
奥尔洛夫将军坐在自己的办公桌边，身穿柔软的套头毛衣，因而满心舒畅。他从委员会会议上不辞而别那件事已经烟消云散。他已经不年轻了，心脏也开始有毛病了，像个绅士一样很有涵养地走出了会场。总统身体有病，正准备动手术；最上层的首脑人物像走马灯似的匆匆更换；检察机关正在研究要对一位部长提出刑事诉讼。谁还会把一个日渐衰老的将军放在眼里？第一副部长在那次倒霉的部务委员会会议以后顺口说了一句：
“除了非办不可的事以外，不要去打扰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让他休息休息。”
奥尔洛夫这张“纸牌”没有参与正在进行的摆纸牌猜卦的游戏，人们乐于不去打扰他。
他穿上他心爱的套头毛衣，管理着他的总局这份巨大的家业，感到怡然自得。将军装出患心脏病的样子，喝的不是咖啡而是茶。他一面品茶，一面像个保护人一样，不时慈祥地看看在他办公室的古罗夫、克里亚奇科和聂斯捷伦科。
“我有时觉得你们这些密探很差劲，看来你们还真有两下子。那么，你们在盗匪团伙找那个人，可他却悠闲地住在旅馆里。半年之内他换了多少旅馆？十二家，可以说周游了莫斯科。”
古罗夫站在他老爱站的地方，靠着窗子抽烟，往通风窗口吐着烟雾。他没有听他的朋友兼首长讲话。一旦将军决定讲正经事，他会叫的。这会儿他想闲扯，那就让他扯吧。斯坦尼斯拉夫脸上挂着他那傻乎乎的微笑，心里却在猜想，这个伊万·西多罗维奇是从莫斯科溜掉了还是换了证件在市场上做买卖？一个人只要有特工部门提供证件，那他在一个大城市里藏身的途径就多得数不清。
“列夫·伊凡诺维奇！列夫·伊凡诺维奇！”奥尔洛夫大声说道。“对不起，打扰了您的安宁。请赏个脸坐到这张椅子上来，咱们试一试好歹干点活。”
“将军先生，试一试总是可以的，”古罗夫离开窗口，在一张最不舒适的椅子上坐下来。“从实际情况看来，假如维尔丁中校肯给我们帮帮忙，我们就能有所进展。可是整个行动中起作用的环节正是他本人，因而他要是帮忙无异于自杀，那是完全不现实的。被柯托夫打死的那个大尉不在正式编制之内，由人事部门管辖。不过我们在查找那个不知其名的人方面总算大有进展，因为通过口头描述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模样。”
斯坦尼斯拉夫咳了一声，用怜悯的眼光看了古罗夫一眼。古罗夫觉察到朋友的目光，生气地继续说：
“斯坦尼斯拉夫，你不应当当密探，你该当个批评家。指出我们工作中尽人皆知的道理是最简单不过的事。的确，除了这个‘伊万’以外，莫斯科每天都能找到几个特征相似的男人。我们这位‘伊万’在他住过的所有旅馆里。穿着都像个不大不小的外来商人。证件有人给他换了，穿的衣服换了，社会地位也变了，只消两天不刮胡子不洗手，那么我们定下的侦查目标便毫无价值。可是他也会碰上一点小小的麻烦。斯坦尼斯拉夫，你别再傻笑了，给我们讲讲看，‘伊万’会碰上什么麻烦，他会怎样去解决。”
“住所，”聂斯捷伦科说道。他在老朋友中间觉得不自在，似乎无意中成了一个外人。
“谢谢，华连廷，你是真正的朋友，”斯坦尼斯拉夫说道。“不过，一个人要是拿到新的证件、又改变了身份，谁也不会妨碍他重新在某个无关紧要的旅馆住下来。”
“可是谁能担保总局不会下命令，所有的管段民警不会在自己的辖区内检查旅馆、在最近两天内住进来的男人中进行筛选呢？”聂斯捷伦科问道。他感到将军正用赞许的眼光看着他，几乎脸都红了。
“这么说，所有的人都反对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啰？好吧，咱们撇开旅馆。我想，原先的克格勃还留下了一套又破又脏的住房做秘密联络点吧？”斯坦尼斯拉夫问话一出口就窘住了。“行了，就算我没有说这种蠢话。维尔丁不会把手榴弹放在口袋里而又指望别人找不到。为什么要我一个人当出头鸟？让列夫·伊凡诺维奇拿点聪明主意出来。”
“认输啦，胆小鬼”古罗夫问道。“我跟你说过一百遍，纪年是从基督诞生开始。”
“从路灯下互相射击开始！”克里亚奇科急得抓耳挠腮。“大尉干吗要呆在旅馆附近？克格勃人员需要‘伊万’，但他们不相信他，对他进行监视，担心这家伙悄悄溜掉。那么他究竟会呆在哪儿呢？”
“在郊外哪个有人守卫的府邸，”聂斯捷伦科小声推测道。
“说不定在夏威夷！”古罗夫冷笑道。
“你怎么好意思，上校！”奥尔洛夫很不客气地说。“我要是每次都唠唠叨叨埋怨你……算了。伙计们，你们干得不错。你们实际上已经把那个‘伊万’的行踪推算出来了。他以流氓行为或小偷小摸的罪名被抓起来，关在预押间里，或者用现在的说法，叫——”
“临时隔离室，”聂斯捷伦科接着说道。
“实际上就这些了，”奥尔洛夫总结道。“剩下的就是把人找到和抓住。”
“要是能想出一项条文作依据，让我们能把他抓起来，那倒挺不错，”古罗夫说着耸了耸肩。
第十三章
古罗夫头一次走进柯托夫家的住宅。格里戈利和娜斯佳是悄悄结婚的，没有请任何朋友出席。格里戈利很少讲假话，除非是出于侦查工作的需要，可是这一次他却一反常态，连眼都不眨一下就编出一段故事，说他已恋爱多年，前天才有了圆满的结局，登记结婚，而他这个铁了心的老单身汉现在已有家室了。克里亚奇科为这事儿嚷嚷了一阵，说是贴心的朋友越来越少了，“丧事”办完了才通知人家，分明是不让大伙儿合理合法地痛痛快快喝一顿。聂斯捷伦科则简短地说，犹太人生性吝啬，所以格里戈利连他自己的“丧事”也乐于“捂住”，不过这事并不由他来决定。古罗夫听出柯托夫言不由衷，但他认为没有必要去深究。一个人想说点假话，那就让他说吧，成家可是件神圣的事业。
格里戈利本想邀几个密友举行一个简朴的酒宴，但娜斯佳坚决反对。来聚会的都是侦查员，格里戈利是奉上司的命令认识未来的妻子的，这事儿瞒不过他们，会有人取笑，飞短流长，说是这人搞糊涂了，本该把姑娘带进监狱，他却把她带到了结婚登记处。
总之，格里戈利对婚礼的事秘而不宣，下班后几个人在办公室喝了一杯就各奔东西了。
古罗夫早就记住了一点：一切不愉快的问题都该由当头儿的解决，因此格里戈利躺在急救院这条消息由他古罗夫上校带到格里戈利家中。在此之前一天一夜，人们给娜斯佳打电话时都哄着她，说是她丈夫有急事到州里去了，眼下跟他联系不上。
总之，古罗夫头一次走进柯托夫家的住宅，一眼就认出了娜斯佳。他对她产生好感是在谢列梅季耶沃机场小卖部里，当时密探正在那里站着喝咖啡。最好的防御是进攻，这一点连国家杜马的代表都知道。
“您好。”古罗夫把鲜花递给娜斯佳，鞠了一躬。“我得事先告诉您，美人儿，隐瞒刑事犯罪是要受刑事处罚的。只有目光短浅或过于自信的人才会试图欺骗一个妇女。”
娜斯佳把花扔到床头柜上，抓住古罗夫风衣的翻领，把他拖到前厅。
“他怎么啦？”
“活着！没事儿……”
“咱们走！”娜斯佳上下审视了一下自己身上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