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的义务是忠于誓言、沙皇和祖国。军官没有别的义务。我可以拒绝执行命令，申请退休。”
“那么命令会由别的人执行，说不定就是您那位怯懦的乌特金，”古罗夫说道。“主要的是，那是一道犯罪的命令。”
“这话是谁说的？”奥加尔科夫把茶杯拿开，俯身从柜子里取出一瓶自己酿造的果子露酒，斟在带棱的酒杯里。“怕不怕？”
“怕，”古罗夫点了点头。“不过我会喝下去。”
这种酒烈得要命，眼泪涌上了密探的眼睛，但没有流出来。
“伊戈尔·谢苗诺维奇，副总理有没有上您这儿来谈过执行判决的问题？”
“我可没有这份荣幸。”奥加尔科夫知道自己酿的迷魂汤厉害，因此只稍稍抿了一口。
“可是乌特金中校却有。”
“我申请退休！”奥加尔科夫决然说道。
“会让您退休的，伊戈尔·谢苗诺维奇！一定会的！”古罗夫安慰主人说。“可是犯不着性急。”
第二天早晨奥加尔科夫上校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对惊呆了的乌特金挥了挥手，问道：
“你觉得这椅子怎么样，坐着挤不挤？”
“您好，上校同志！”乌特金跳起身来，不过已经迟了。“您已经康复出院了？祝贺您。”他迅速让出上司的椅子。
“一个人要是喝了五十克，第二天早晨醒来哪儿都不疼，那么这人就已经死了。”奥加尔科夫用一句陈腐的谚语作为回答。“神经根炎不请自来，也同样不请自去。我这种人一住进去就得关很久，所以我认为最好溜掉。”
有一台电话响了起来，奥加尔科夫用手指捅了捅他，说道：
“医院在追捕我呐！你告诉他们，上校出院上班了，这会儿上茅房去了。”
乌特金小心翼翼地拿起听筒，自我介绍说：
“我是乌特金中校。”他惊惶地看了奥加尔科夫一眼。“您好，将军同志！”他听了对方的回答，谄媚地嘻嘻一笑。“是我不对，将军先生，可是眼下……我从不有意说谎话，”说着把听筒递给奥加尔科夫。
“您好，将军先生！”奥加尔科夫一开口就发动攻势。“怎么，您没事可干，一大早就抓医院病房里的逃兵？医院里住满了患重病的民警，可是主治医师却不干正事，一个劲地要把身体没病的老懒汉拖回病床去！您还年轻，别跟我嚷嚷！您早就该打发我退休，上我这儿来玩一玩、喝一杯了。找不到人替换？那么等您我到替换的人就给我挂电话，这会儿您就让我干事吧。吻一吻你那漂亮的儿媳妇，告诉她你早该当爷爷了。请转告彼得罗维奇，让他自己给自己灌灌肠。”
过了一天，两天……已经五天了，监狱里没有发生任何新鲜事。
第十四章
聂斯捷伦科带着两个侦缉人员挨个儿巡视临时隔离室。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偶尔也跟他们一起干。为了应付各隔离室的长官，他们编了一番话，说是有个特别危险的罪犯使用伪造的证件，假托一个轻微的罪名在某个隔离室藏身。侦查员借口一个编造的故事开展工作，而这个故事偏偏又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这倒很稀罕。只有一点与真实情况不符，那就是被追查的恐怖分子“伊万”所犯罪行尚未得到证实。他只不过受到怀疑，仅此而已。而他是关押在市郊一个肮脏的隔离室里，罪名是扒窃，用的是一个真正扒手的名字，那人目前关在铁丝网内正在熬过自己的刑期。
侦查工作不论进展得多么缓慢，也不可能加快进度。侦缉人员不是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①，不能同时用几台机床干活。但工作是在向前推进。法庭的工作也不能快得不合情理，否则它会变成一条流水作业线，谁要是落进这条流水线那就糟了。
①阿·格·斯达汉诺夫（1905—1977），苏联顿巴斯煤矿工人，1935年创造采煤新纪录，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苏联随即在全国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即群众性生产革新运动。
此刻伊万跟押送人员一起坐进亮黄色的警车，往口里塞了一块口香糖。他脚蹬皮靴，身穿棉袄，弓着腰，戴一顶脱了毛、带护耳的兔皮帽，没有刮脸，一点也不像按照旅馆工作人员的描述绘制的模拟人像。旅馆里住过的是一名商人，而警车里押送的则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流浪汉。他没有戴手铐，因为不论是按法律条文还是看外表他都不构成任何危险。两个军士和押送人员干的是寻常的工作——把这个更夫模样的人送到区管理局去，过后再把他送回来。
伊万蹭着脚走过铺着肮脏漆布的走廊，穿过另一扇门来到院子里，坐进等候着他的“伏尔加”车。
不一会他走进秘密联络点，维尔丁在那儿等着他。伊万厌恶地脱掉棉袄，坐在单人沙发上扯下皮靴，说道：
“等我先洗个淋浴再谈话。”
“好，你去洗吧，我来沏茶，”维尔丁一边回答一边往厨房走去。要是按他的心愿，他会手不发颤地一枪把这个坏蛋打死。
可是问题不由维尔丁来决定。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的那间办公室维尔丁根本进不去。眼下正在准备实施一系列行动，目的是摧毁车臣已经确立的和平。押下的赌注有成百上千万美元。车臣像个蚂蚁窝，那里有一大群蚂蚁，似乎是在乱糟糟地瞎忙。然而蚂蚁杂乱无章地奔忙只是一种假像，实际上每只蚂蚁都了解自己的策略。
维尔丁也了解自己的策略，而且尽力施展这种策略，因此他才对伊万这种人予以容忍。
伊万洗了个澡，换了内衣，脸是不能刮的。主人给他倒了一杯茶，把一盘夹肉面包往他跟前移了一下。
“那么好吧，就依你的，”维尔丁说：“你不愿意搞电视摄像，见你的鬼。你把整个事情详细讲给一个人听听。可是对不起，价钱就不一样了。”
伊万早已不考虑什么价钱了，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因此在拖延时间，寻找出路。他听着克格勃分子讲话，却一句也不相信。很清楚，他们给他提供的并不是什么出路，而是一个更加巧妙的陷阱。然而他得跟他们演戏，假如他让他们明白他早已不相信任何人，他们会立即杀掉他。
“只讲一讲，不搞摄像？这我倒很乐意。”他有意迟疑了一下，问道：“那么钱呢？”
“以后再商量。”
“那不行。先商量，再把钱如数付清，然后再来讲山鲁佐德的故事①。有一点我不明白，你们缠住我究竟有什么屁用？您对这件事情了解得不比我差，该跟谁讲您就讲一讲，跟我好好结一结账，然后咱们各奔东西。”
①即《一千零一夜》。山鲁佐德系阿拉伯民间传说中古代东方某国的王后，自愿嫁给残暴的国王，给他讲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终于使国王悔悟，不再杀害无辜的女子。
“你想得对，只有一点行不通，我不是老板。你产生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我也提出过这种方案。可是准备替换你的那个人却断然拒绝，他说他只要第一手资料。他说我，”维尔丁指了指自己的胸脯，“并没有亲身经历每一个阶段的活动，也许不了解某一个细节，而出纸漏往往正是在细节上。你自己讲一讲，那人还会问你一些问题。”
“他怎么啦，准备去法院出庭不成？”伊万感到惊讶，他对这种荒唐事信以为真。
“你见到他自己问吧，”维尔丁冷冷地答道。“你得注意，要是古罗夫找到你，在法庭回答问题的将是你自己。”
古罗夫急需跟联邦安全委员会处长库拉根上校见面。他们是多年的朋友，两人曾不止一次避开官方关系见面。会见的方式通常是两人一起在咖啡馆里喝咖啡，有时两位侦查员看见有人在对他们进行观察，也许还在听他们谈话。不同的特工部门的两位职位较高的军官讨论共同的工作，为的也是共同的利益，可是会面却像搞阴谋一样秘密进行，因为上司不赞成这种未经领导批准的接触。再说也无须隐瞒，两个人都十分清楚，不论是民警机关还是反间谍机关都能碰上相当多的两面派。就拿那个维尔丁来说吧，他领导的一个分队直接隶属于上层，这并不是偶然的。
这种状况使军官们感到愤懑，甚至觉得受到了侮辱，因此这一次古罗夫决定约朋友公开见面，以此向稽查队表明他们会面是私人性质而不是公务性质。
古罗夫通过市内线路给朋友挂了电话，告诉他自己在休假，询问什么时候能来找他谈一件私事，可别碰上他忙得不可开交或是出席会议。
密探在约定时间走进反间谍官员的办公室，乐呵呵地说：
“你好，巴维尔，我老爱妨碍别人工作。”他微笑着指了指墙和天花板，做出一副询问的样子。
“鬼知道呢，”主人答话的语调跟朋友一样。他从桌子后面走过来，握了握古罗夫的手，移过安乐椅。“眼下到秋天了，外面天气怎么样，只有天知道。”他在客人面前放上一叠纸和一支铅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你在休假，可是还呆在莫斯科。”
“老规矩，有些工作还没来得及收尾，有点事干完了就去南方。听说你今年休假去了土耳其。我听见人们对安塔利亚海湾众说纷坛，有人称赞，也有人咒骂。我打算带我的公主一块儿去，她是个兴趣广泛的姑娘。”古罗夫一边说一边迅速动笔，随后把字条递给库拉根。
“一方面，你的问题回答起来很简单，上校先生，这要看您口袋里有多少钱。”库拉根一边笑着回答，一边看字条，上面写道：“咱们两个都缺心眼，因为我们猜不透维尔丁。”
库拉根在古罗夫字条背面匆匆写了几个字，把字条递回来。古罗夫看见他写的是：“他干吗需要摄像机？”随即答道：
“谁都知道咱们只有那么点儿工资，可还是想凑点钱好好游一圈。本想买一台摄像机，好的买不起，差的又不想买。也许咱们能盼到那一天，外出休假时办事处能借给你一台，对你说：好好消遣吧，侦查员，摄像去吧，用完了再还回来。”
“我懂了。”库拉根点点头。“可是照我看，还没等到那一天你早就退休了。”
“你是个乐天派，巴维尔，”古罗夫站起身来，“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再过一个星期，十天左右吧，我就回莫斯科了。有空给我打电话。”他敬了个礼，走出办公室。
当天傍晚巴维尔·库拉根就打电话来，说道：
“他拿到了，因公借用。”
“干什么用？”古罗夫忍不住问道。“这种东西找朋友借也多的是。”
“你想要我去问吗？”巴维尔尖刻地问道。
“谢谢，不用你费心了。”古罗夫放下听筒，气恼地看了看坐在沙发上的斯坦尼斯拉夫。“他拿到了。他要干吗？”
“要我回答吗？”斯坦尼斯拉夫漫不经心地问道。“我从来都乐于效劳。我坦白地回答：不知道。”
电话铃再次响起来。古罗夫一反常态，拿起听筒，不满地说：
“喂。”
“请古罗夫上校接电话。”
“我是古罗夫，”他叹了口气，并未期待听到任何好消息。
这一次密探却上了直觉的当，因为陌生人在电话里说道：
“上校先生，我是市区助理值班主任。有一个陌生人要找您，从各方面看来，这人身分不明。他很想见到您。”
“我马上来，”古罗夫答道，随即向斯坦尼斯拉夫点头指了指门。“走吧，有个陌生人想见咱们。要是他约定在路灯底下见面，我就会只派你一个人去了。”
“我懂了，”斯坦尼斯拉夫一边点头一边坐进他的“梅尔谢杰斯”车的驾驶室。“从陌生人那儿得到的最常见的礼物是一颗子弹。我过去一向知道你很喜欢我。”
“不错，去彼得罗夫卡的办事处。”
站岗的民警冷淡地看了看两位来客的证件，敬了个礼，问道：
“你们找谁？”
斯坦尼斯拉夫看了几个不认识的年轻军官一眼，说道：
“一代新人换旧人啊。我们不找谁，年轻人，我们是过路的。”
栅栏里走出一位中年少校，敬了个礼，说道：
“您好！不认识我啦？”
“说真的，名字忘了。”古罗夫答道。“谁打的电话？”
“是我，列夫·伊凡诺维奇，”少校答道。“您还没有忘记自己的办公室吧？请进去，有人等您。”
两个密探登上四楼，古罗夫敲了敲门，走了进去。办公室没有变化，跟所有机关一样，只是墙上挂的照片换了。桌子后面坐着索博利上校，角落里有个其貌不扬的汉子，一张脸睡眼惺忪，神情淡漠。
索博利从桌子后面走过来，握了握两位密探的手说道：
“小心谨慎，有益无害。”
“不错，维克托·谢苗诺维奇，”古罗夫答道。“多画几个十字不会把手累坏。干吗让外人知道您今天晚上邀我来过？”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觉得我们这位帮手提供的情报您会觉得挺有意思。”
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