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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只是，那个叫泰斯塔罗沙的人已经不是他，而是他的女儿。
在返程的车里，我打开了他给我的小包。小包拿起来很轻，里面是顶带帽沿的帽子。在额头部分绣着高级的金丝刺绣，写的是“TurburanteS87HMS”。
在美国海军风格的棒球帽式的帽子上，我所指挥的舰艇的名字。真是独特的心思。
“阁下”
也许是从后视镜中看到了我惊讶的表情，驾驶座上的中尉说。
“泰斯塔罗沙舰长知道您有转帽子的习惯。虽然不合我的身分，不过我也听他告诫过。‘如果在和皇家海军的演习中遇到‘Duke（公爵）’的话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当他转帽子的时候。’”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自己被别人如此称呼。就像前面我所写的那样，我不过只是平民出身。
我绝没有如此显赫的身分。不过，我可以想象出“Duke”的由来。大概是取我的名字——马度卡斯的谐音吧。
说起来很是令人害羞，卡尔在和我会面前已经知道我的风评了。
“原来如此。这是不是说，你们的帽子转起来比较容易？”
“是的，阁下”
“那么，我就感激地收下吧。不过，事实上我也不可能在任务中戴它”
“谢谢您，阁下。请允许我也向您表示感谢。因为您是我们大家的救命恩人。”
“我只是选择了效率更高的手段而已。说起来，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是塞勒中尉，阁下”
高大粗壮的年轻士官非常紧张地回答道。
那之后又过了半年多，年底的时候我收到了泰斯塔罗沙中校寄来的圣诞卡。随卡的信中写道他将于第二年被调到太平洋潜艇舰队去。由于这次的驻地在冲绳，泰蕾莎也开始猛攻日语。那可是个轻松掌握了5国外语的孩子。我想，下次见到的时候，她的日语一定也已经说得非常好了。
但是却没有机会再见到卡尔了。不仅我们各自都公务缠身，还由于我的和妻子之间的离婚问题的烦恼持续了好几年，也不太想见到家庭美满的卡尔。而和他之间的频繁的通信，也使我觉得仿佛已经和他见了好几次面。
嗯，总会再见到他的。没什么好急的。
那时候，我总是这么轻松地想。
——
80年代后期，我的生活几乎完全是在任务中度过，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若说有的话，也就是同不和已经达到极限的妻子离婚这样的事，但就算这也没有太大影响到我作为海军的每一天。在那朴茨茅斯的郊外、卡尔对我说的那番令人不快的话，也已经变成了过去，几乎很少想起来。
另一方面，国际形势也在令人目不暇接地变化着。波兰发生了戏剧性的政变，柏林墙也被推dao。虽然布拉格的春天能否再次到来仍旧令人担心，但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并未作出让战车辗过渴望自由的人们的身驱的选择。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对话和融和。
在那时候，每个人都预感到了。
说不定，疯狂的时代没准就要结束了。这种把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用足够把全人类消灭几十次的武器互相对准的异常状况，就要结束了。
但是，这却没有发生。
刚进入90年代，萨达姆·侯赛因率领的伊拉克军队就入侵了邻国科威特，同反对这一行动的西方各国之间爆发了海湾战争。这场战争也成为了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分离独立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导火索，惨不忍睹的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了。
当时我作为“Turburante”攻击核潜艇的舰长，从开战前就出击到波斯湾，进行着数件极秘作战。虽然那段时期我也总是想着是不是差不多该坐到办公室里去了、是不是该申请成为潜艇指挥官培养学校的教官……但我还是无法离开大海，因此还是在前线忙这忙那。
波斯湾属于浅海地带，有着同北大西洋完全不同的困难。不过这和本文主题无关，就不多说了。
当那场战争中最大的惨剧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离事件现场数千英里的地中海上。开战前一直潜行在印度洋和波斯湾里的我的潜艇，终于完成了任务，正在返回祖国的途中。
科威特的北部被投下了核弹。
我首先从部下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
驻留在当地的美军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当然还有英军。潜艇司令部下达了停止返航、立即掉头返回到巡航导弹的射程内的命令。
看过当时的新闻的人们，应该对事件发生之后的混乱记忆犹新。正在接受现场采访、轻松地回答着问题的美军士兵。在他身后的市区街道的遥远的对面的闪光。画面受到了极大的干扰、然后摄像机便沉默了下来的、那一令人心焦的瞬间。
详细情况应该是很难把握到的。但在仅仅数个小时之后，美国政府就断定核弹是萨达姆·侯赛因下令投放的，以歇斯底里的声调威胁着要进行报复攻击。当然，伊拉克政府对是己方军队发动了核打击予以了否定，并发表了“这是某些人的自导自演”这种毫不慎重的声明。
仅仅一天之内，死亡人数就上升到了几万，第二天这个数字变成了十几万。恐怖的数字。
幸运的是，在苏联政府全力的斡旋之下，作为报复的人类史上第4次核攻击终于没有被发动，但那次核攻击究竟是谁发动的，最终还是没有定论。不过，BBC和CNN至今为止仍然相信并坚称那次核攻击是萨达姆的所作所为。虽然军事问题的专家们都认为当时的伊拉克军应该并不具有使用战略级核弹头的能力。
那次事件使得阿拉伯各国同以色列之间的相互态度变得难以化解地僵硬，第五次中东战争如同陷入沼泽一样愈演愈烈。即使是现在，在那块地域上的战斗仍很激烈。
事态变得愈加糟糕。
在科威特事件发生半年之后，苏联发生了军事政变，混乱中戈尔巴乔夫总统被暗杀。反动的、一下子右倾化了的苏联首脑一手掌控了军队，再一次粗暴地侵入曾一度撤军的阿富汗。
我原以为总有一天会轻松下来的工作——对苏军潜水部队的监视和警戒的任务，变得更加要求严格起来。
那时，在和军部的高官的一次共同进餐中，我被问及对如今的军事情势有何见解。于是我作出了没有忌惮的、完全是个人意见的回答：
“就像恶梦一样。如同回到了赫鲁晓夫之前的那个时代。”
听了我的回答，那位将军皱起了眉头。
“恶梦。的确是那样”
我的上级说道。
“但是，正因为生活在这恶梦里，我们才能获得如此多的预算。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想得到的吗？”
我听不懂他的意思。不，应该说我听懂了、但无法相信从这位我以为把他自己奉献给了保卫祖国事业的上司的嘴里，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不觉得很奇妙吗，中校？但是考虑一下吧，若东西方的冷战格局如戈比（戈尔巴乔夫的爱称）所想的那样结束的话，世界会变得怎么样呢？在被两大阵营竭力压制着的落．后．国．家．们，将会随意地发起民族纷争或者宗教纷争吧。不是核弹，而是AK步枪、对人地雷将造成几十万人的死亡。恐怖主义也会愈加严重吧。即便在伦敦或纽约几千人的死亡也是可能的。这样想的话，也许这种格局还有继续保持下去的必要。”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战争的发生是有计划的。”
盯着停下了刀叉的我，那位上司说道。
“从这种意义来说，20世纪末的这种冷战格局不是也可被称为人类史上最为和平的一个系统吗？”
“我不知道”
好不容易从我的嘴里挤出这样一句回答。
“我只是个使用武器系统使之达成最大效果的人。我认为把有关政治的见解留给更加聪敏智慧的人去解决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你真是模范，中校。轻轻地表示不同意。同时把自己看作‘只是一把锋利的刀’。”
“是的，阁下”
听了像岩石一样没有表情的我的回答，那位将军以意味深长的目光看着我，脸上的肌肉一下子松弛了下来。
“不过，看起来你并不想隐瞒内心的热情。不，抱歉。刚才我所说的话只是诱饵。”
“您说什么？”
“我只是想稍微确认一下而已。忘了刚才的对话吧。”
“是的，阁下”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食物上。
那位将军的名字是爱德蒙·马洛里阁下。他是被认为是“秘银”实际上的创建者马洛里伯爵的长子。
关于此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是“秘银”的诞生是在90年代初期。并且，“秘银”是以第五次中东战争的惨剧为契机被创建的。
我受到了他“该人是不是现在构思中的组织所应当招募的人物”的试探。实际的劝诱是在那很久之后——在我被皇家海军当作替罪羊之后，不过在那时候小马洛里已经把我作为考虑之一了。
他作为诱饵的那番对话的内容，在那之后，对我们未来的敌人给予了莫大的教唆。
泰蕾莎·泰斯塔罗沙也是如此。
虽然她并不是复仇者，不过也许是命运的造就。于是，那也就成为了她为自己赎罪的战斗。
那是在那之后两年的事。
我听说了她的双亲——卡尔和玛丽亚死去了的消息。
那时候——也就是伊拉克事件的两年后、听说了泰斯塔罗沙夫妇的死讯的时期，我被卷入了一件发生在皇家海军内部的麻烦事之中。
一艘和我指挥的“Turburante”号同级的攻击核潜艇发生了事故。事故原因和核反应堆的冷却系统有关，虽然没有出现死者，但当时若有一步走错，整个北大西洋及其沿岸地带就会被笼罩在高强度的放射能之下。理所当然地，媒体和劳动党对这次事故大做文章，把它当作对保守党和海军的极好的攻击材料。许多和海军有关的人和建造这艘潜艇的公司的高层人员都就安全管理和保密问题受到了严格的讯问。
作为同级舰指挥官的我，也作为这次事故的证人被传讯了。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Turburante”级的核反应堆中存在着数个隐患，这在近10年的应用中已经被知道的很清楚了。之所以未对这些“缺陷”进行补救工作，是出于预算和工期的缘故。另一方面，即便受到了苏联右倾化的影响，也不可能把作为海军主力的所有新锐舰都长期关进船坞里去。在这里我不打算作技术上的说明，但很多人认为，只要熟练的乘务组和指挥官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的话，严重的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尽管如此，隐患终究是隐患。
海军高层为了使作为证人被传讯的我作出符合他们利益的证言，暗中对我加了很大的压力。
比如，让我告诉他们“Turburante级核潜艇的安全性可称完美，事故原因只可能是人工操作失误”之类的话。
但我不能这样说。
即使有着不得不这么说的理由，但它终究不是“完美”的。在烦恼了一整个晚上之后，我对委员会作出了“只是符合事实”的证词。虽然我知道由于我作了违反高层意愿的证词而使我的海军生涯面临结束，但既然我已在上帝和女王陛下跟前宣过誓，我就不能撒谎。
高层对此的反应是很容易猜到的。
在此之后的第二周，我被解除了舰长职务，被下放到海军大学的战史编纂室里去。很明显这是为惩罚我而作出的让我左迁的决定。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就不可能再次回到大海的战场上去。
我承认我对此感到绝望，但反正本来我再过几年也将退役，对于在那之后将等待着我的办公室工作也没有任何兴趣，因此我接受了这份在达特茅斯学院度过空闲的每一天的安排。我津津有味地读着每一份战史的史料，津津有味地下着国际象棋。
这样的日子还没过一个月，我就得知了卡尔·泰斯塔罗沙的死讯。他的部下给我写了一封信。
虽然我在被解职之后立刻就给他写了信，但还没有收到任何回信。
卡尔不是死在了海里，而是死在了陆地上。
——
据说，他从冲绳返回朴茨茅斯之后，在他自己的家里——就是我曾拜访过的那幢宅邸——遭到了抢劫，送了命。卡尔和玛丽亚被枪打死，他们的孩子失踪，房子被一把火烧掉。至少，他的部下的信里是这么写的。
我有些不相信。
我立刻飞到了北美。我当然对卡尔一家的死感到痛心，但更为令我不安的是他们的孩子的消息。虽然我没有见过雷纳德，但泰蕾莎不同。当我一想到这个天真无邪的像天使一样的少女可能已经被不知来历的坏蛋掳走，我的心情就怎么也无法安定下来。
毫无疑问，像我这样一个既非警察又非间谍的人即使赶赴现场，对营救泰蕾莎他们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但即便如此，我也无法像这一个月以来那样，在海军大学的校园里悠闲地度日。
我第二次造访的朴茨茅斯现在正是冬季，即使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