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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无神论的社会中所接受教育，仍多少学到了一些值得爱的东西，最后却全部被夺走了。我就是这样一个男人。
你相信命运吗？
如果被这样问到的话，我的回答是矛盾的：
“曾经相信，渐渐地变得抵抗，然后又变得相信起来。”
神也好，命运也好，究其本质，两者其实是非常相似的概念。也可以说几乎是等价的。对于这样的两个概念，我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立场，是不是很矛盾呢？也不能一味地这么想。矛盾正是使这个世界转动起来的压倒性的真理，也是人类之所以能成为人类的要素之一。
部下们都把我看作是“谨慎的乐观主义者。”，认为我和泰斯塔罗莎上校、马度卡斯中校是同一种类型——具有作为一名领导者所不可或缺的素质的人。不管有着怎样残酷的过去、也绝不为悲观所诱惑、同时也不抱不切实际的乐观；只是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的人们。没错，我本该属于这种人中的一员。
但是错了。事实并非如此。
以前的我，现在的我，已经败给了命运。我只不过是一个挣扎在湍急的激流中而精疲力尽、好不容易才抓住一根突出于岸边的枯枝的男人。
命运——
超越了人的智慧、狂乱地冲刷着一切的这一傲慢的思想。或者完全是思想的反面。那个少年也似懂非懂地感觉到了它，开始反抗。
在我和他之间的关系里，应该也存在着一些超越了偶然的东西。只不过感觉到这些的，只有我而已。
●
我和他的初次相遇，是在比永久冻土更北端的、无尽的零下温度所支配的茫茫大海中。
北冰洋的海水中。
大约是13年前的事。
那是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联邦之间的关系再度燃烧起来——或者不如说是冷却下来的那个时代。面临着数千枚战略核导弹将全人类一扫而光的危险。全世界都成了东西两大阵营
的沉默的战场。对于无人居住的海洋也不例外。不，不仅如此，那里甚至频繁地成为最前线。
冷战的冷冷的舞台。谁也看不见的战斗。即使是当事者也无法用眼睛看到真实情况的战场。
偶然地，我站在了那里。
“K—244”。这是我乘坐的船的名字。
“671RTM计划舰”，或者“シュカ型核动力水下巡洋舰”。还被西方国家称为“Victor3级”。
这艘舰正担当着类似于美国的“攻击型核潜艇。”的角色。虽然并未搭载有能攻击到美国本土的核导弹，但这是一艘担任执行此一任务的战略导弹核潜艇的护卫、以及监视和追踪敌舰、在必要时候以确实的打击力攻击敌舰使之丧失作战能力的舰艇。
因为是一艘极其安静并且速度很快、索敌性能也很优异的新锐舰只，像K—244这样的舰艇经常会被分派到一些特殊的任务。横跨北冰洋、接近到北美大陆的沿岸地带——在那里进行各种情报的收集工作。
通信情报或者电子情报。
还有其他种种。
对美军日常使用的通信环境或电子环境的痕迹进行收集，将其和潜藏于PENTAGON“美国国防部”或NSA“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苏联间谍所获得的情报进行比较，看是否一致。虽然危险性很大，却是很不起眼的工作。既有几天就结束的任务，也有长达数月的任务。
对西方的通信器材颇有研究、且精通西方数国语言的我而言，经常会有被派去和进行情报收集任务的潜艇共同行动的机会。
K—244虽然号称新锐，但也只是普通意义上的舰只，并不是像由超AI控制的、能在几乎无声的状态下达到50节速度的“Thuaha‘de‘Danaan”那种超级潜水艇。在制海权握在美军手里的海里，即使只是以10节速度移动也不得不采取麻烦的警戒措施和麻烦的机动、或者即使只是把情报收集用的天线换一个方向也要耗费半天的时间，这种事并不少见。
——
对于陆军出身、曾是特种部队中一名士官的我来说，连续数周被关在潜在零点温度下的海里的铁筒里，决不是一桩令人愉快的工作。在分不清昼夜的舰内起居，每30分钟整理一次情报收集器材所采集到的记录，同无聊的政治军官就党的理论进行毫无意义的讨论。当然不会给我这样的曾经的陆军士官分配高级的单人房间。狭小的床铺上的第2格，就是我全部的私人空间。
日子就那样继续着。
写打算在返航后交给妻子的信件、偷偷地读威廉·布莱克的诗集，这种事情成为了我为数不多的乐趣。当然，写给妻子的信要受到审查，持有布莱克的诗集——他是英国人——本身也是一种渎职。
另外还有一件乐趣。K—244的舰长，谢尔盖·哈巴洛夫当时45岁左右，是个容易接近的大肚汉。
就像我的父称“谢尔盖耶维奇。”所显示出的那样，我的父亲也和谢尔盖有着同样的名字。并且也许还因为我和他同是列宁格勒的同乡吧，从登舰第一天起就和他有不少话可说。据说他的独子出征去了阿富汗斯坦，所以他有很多事想向直到半年前还在那里的我打听。我在我所能回答的范围内，把所知的阿富汗的情况告诉了他。
哈巴洛夫舰长经常喊我一起吃饭，并且告诉了我很多各种各样的经历。对于陆军出身的我来说有些讽刺地，现在担任将校军官的我的决策，许多都来自于隶属海军的他的传授。
那一天的那个时候，我也正接受着他的好意、和他共进午餐。
甚至连当时谈论的话题也记得很清楚。关于糊涂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传说——关于他留下的黄金的毫无根据的故事。正说到在他被处刑之前，把隐藏黄金的地点告诉了他忠实的近卫兵的时候，一名水兵走进房间。
虽然水兵压低了声音向舰长报告着，但我却也听了个一清二楚。
“声纳室的报告。有一架类似大型客机的机体迫降在东北10公里处的冰面上——”
我记得很清楚。
那名水兵的确是那样报告的。
后来才知道，正确地说是在东北北、方位零二三，距离大约11千米。
谁也不知道那架客机坠落的原因。即使是完全掌握了那片空域所有通信的我，也只能给出推测。
那架客机——MUS113次航班是一架波音747，属于日本最大的航空公司武藏航空。这是从东京国际机场飞往安克雷齐，然后再转向伦敦的一次航班。那个年代，对于多数飞国际线的客机，没有二次加油就不能从远东直飞到欧洲。
那时北冰洋上空的天候的确很糟糕。但是我不认为那会影响到在两万米以上高空飞行的国际航班客机。当时西方的媒体都在谈论事故原因可能是飞机整备工作有问题或者机长突发精神疾病。至于这些究竟是不是直接原因，我不是航空事故的专家，无法给出评论。
仅就我所知的通信记录来看，那架MUS113应该是处于正常飞行状态的。然后，发生了异常。第三发动机突然起火，左边的主机翼的一半发生了脱落。深度贯彻了安全性的波音747飞机虽然被设计成在那种状况下仍能继续飞行，但不幸还在继续。左边的水平尾翼也失去了功能。
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或者是由于脱落的主机翼撞上了水平尾翼，或者是对油压系统造成了不可见的损伤。
我通过K—244的无线通信，听到了努力保持冷静、拼命抑制住慌张的113次航班的机长的声音。
机长名叫堀田。
尽管堀田最终在那次事故中遇难，却仍旧被没有责任感的日本媒体说成事故的主犯，但他在发生事故之后的操纵可以称得上是英雄般的行为。因为他成功地将即使在空中发生解体也丝毫不奇怪的机体，从几乎无法操纵的状态奋力扭转成“迫降”的局面。但是遗憾的是，由于恶劣的天候的原因，他的飞机发出的通信，全世界只有K—244接收到了（并且更加可惜的是，克里姆林宫决定对这些记录进行永久封存）。后面还会讲到，由于无法回收飞机的黑匣子，事故的真正原因恐怕永远也没有人知道了。
总之，回到事故当时。
我和声纳室的老兵对照了一下互相的情报，得出113次航班仍困在北冰洋的浮冰上的结论。因为尽管迫降时的冲击很激烈，但既没有记录到大的爆炸声，也没有观测到有飞机压破冰面沉入海底的声响。
不仅如此，甚至机内还可能留有幸存者。
虽说是在北冰洋，但事故地点的浮冰并不厚。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可以很容易地想象，飞机很可能会沉入海中，或者在那之前就被海上的糟糕天气——零下温度的暴风雪——所伤害，对可能的幸存者造成残酷的致命一击。
完全无法预测美国或加拿大的援救队伍何时会到达事故地点。并且对于西方来说，这时应该还无法把握客机是否已经坠落、以及坠落地点究竟在哪里。
舰内的士官们都主张采取救援行动。即使没有幸存者，也应该尽力收集一切能收集到的情报。
政治军官——这是他的工作，所以也不太好指责他——当然对此持反对态度。K—244正处于高度机密的情报收集工作中，在外界看来不应该存在于这片海域。请示北海舰队司令部，得到了禁止一切通信的命令。
但是，在那架113次航班周围数十公里内的人类，就只有我们K—244的乘员了。在进行了5分多钟的讨论之后，哈巴罗夫舰长对全体人员宣布：
原速前进。右舵。方向030。
舰长无视司令部的命令，选择了进行援救。那是他在明知这种行为会对他的事业造成多大损害的情况下作出的决断。
K—244于90分钟后到达事故发生海域。
哈巴罗夫舰长首先让舰体浮到紧贴浮冰下缘的位置，升起潜望镜。舰长向沉默地站在发令室一角的我招了招手。
“曹长，你来看一下。”
舰长说着，叫我朝潜望镜里看去。之所以让我看的理由很明显。因为在这艘舰内，从阿富汗回来的我是最有目击过“坠落飞机。”的经验的。
虽然我是第一次看潜水艇的潜望镜，但也绝不会觉得有趣。我看到的冰上的风景，是昏暗的蓝灰色的天空和卷着雪花的狂风，以及浮在冰上的黑黑的一块什么东西。虽然时间尚是白天，但天几乎完全是黑的。
“倍率怎么调？”
“那个按钮。”
顺着舰长的手指所指，我调整了潜望镜的倍率。
虽然由于猛烈的暴风雪的缘故看起来显得很模糊，不过那黑黑的一块的确就是客机。是波音公司的747型飞机。好不容易看出机体表面有“MUSASI‘AIR‘LINE”的文字。
——
113次航班的机体上，主机翼的后部折成了两半。机体前半部分以右倾的姿势半埋在冰里，后半部分横在离开目测距离约400米的地方。脱落的引擎和碎片散落在四周。
“比想象的还糟糕啊。”
“是的，不过好像没有发生大火。”
“你觉得会有幸存者吗？。”
被折断的机体的前半部，有一部分已经扭曲得不成样子，只能令人产生悲观的感想，但是后半部仍旧保持了原来的形状。除了尾翼不见了之外，看上去受到的损伤较轻，并且最要紧的客舱部份还残留着。在许多航空事故中，幸存者比较多的果然还是机体的后部。在阿富汗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次事故看来也不例外。
我从潜望镜前离开，把这些想法告诉了舰长。
“我知道了。”
哈巴罗夫舰长收回潜望镜，沉思了一会之后，命令舰员们让舰只接近到客机的后半部，破出冰面。
“首先搜索一下后半部。”
舰长一边摘下帽子摸着头顶，一边说。
“恐怕里面已经很惨了。必须挑选习惯了尸体的人去。你能去吗？”
“是。”
我立刻回答到。
“先派4个人过去。如果危险的话马上回来。”
“其他人选呢。”
“由你来挑选。两个有力气的水兵，再加一个士官。”
“我知道了。”
我马上转身离开了发令室。
经过了几个星期的舰内生活，我已对主要船员的能力和经验有了大致的了解，所以选人并没有花多少时间。
首先决定带上机械部的奥斯金曹长。奥斯金出生于叶卡捷琳堡的一家煤矿工人家里，有着丰富的登山经验，并且头脑机敏、观察力敏锐。和他商量之后选出了另两名水兵，在快速准备了一下装备之后，我们走出了浮出水面的K—244。
三人一起穿着全套防寒服从狭窄的舱门里把橡皮艇拖出来的工作简直让人骨头也断了。外面的风雪很大，寒气不断地从头巾和护目镜的缝隙里钻进来。在这种天气下待上两小时的话，即使是无病无伤的人想要活下去也是很困难的吧。
吃力地从K—244来到冰面上后，我们徒步向迫降飞机的后半部走去。走在最后面的奥斯金的身影在暴风雪中显得很模糊。天气比从潜望镜里看的时候还要恶劣。
也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