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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可以做的更好一点。
这一事实经常使我自责。对于他，我感受到了无能为力的失败。当然，他自己大概对此事一无所知吧。
直到现在，我仍无法把当时的真相告诉他。他甚至不知道当时在场的人就是我。
即使有认为我不诚实的责难，我也会毫无怨言地收下。
但是，我说不出口。
人们总是误解我。
即使同时具有战士和指挥官的技能和经验，我也只不过是那种程度的男人罢了。
在回到港口之前，我和他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
他曾经生活的城市。他的母亲做的料理。在家附近出没的猫咪。这些如同碎片般的杂事。虽然具体不知道他到底住在哪里、在怎样的家庭里被抚养长大，但是可以想象出他曾沐浴在双亲深深的爱情里。
他把我喊作“安大叔”，我则叫他“宗介君”。考虑一下现在和他之间的关系，甚至能感到某种程度上的幽默。虽然我也讲了些我自己的事，不过同其他绝大多数的对话一样，大概他都不记得了吧。
宗介绝不放开那个玩偶。在回到港口之前，我曾就此嘲笑他说“像女孩子似的”。但他仍不肯放手，盯着我，说：
“不要你管。我会保护它的。”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最终是由出生后的过程和经历决定的。不过，至少他看上去是作为无限接近善良的人出生的。
他并不强大，不仅如此，甚至对争执和战争感到害怕。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相良宗介是个非常温柔的孩子。
随着K—244回到司令部，我的任务也结束了。但即便如此，包括我在内，所有船员都被命令不得上岸，在舰内待机。只有哈巴罗夫舰长一人被叫去司令部，从舰上离开。
在舰长不在的一段时间里，一名将校级军官带着几名士兵来到舰上，把相良宗介带走了。随同的有一名精通日语的KGB将校军官，用逗猫似的声音对宗介说“来，过来。”。
我当然没有任何阻止的权限。并且我也不认为我为之辛苦献身的党和军队会对这幼小的孩子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我仅仅挥着手对他说“不要紧。精神点”，送那不安的少年离开了船。
哈巴罗夫舰长最后没有回到K—244上来。不仅如此，我再也没能再见到舰长。在港口内待机的第2天，我被带走哈巴罗夫的同一群人叫出去，从船上下到港口。到达司令部后，还没有听到任何犒劳的话语，就受到了严刻的讯问。
几乎连睡觉也不被允许，连名字也不知道的将校们不停地提出问题。
说明一下当初交给你的任务。为什么放弃了那个任务。舰内表示赞同的还有谁。舰长那时候是怎么说的。如何说服了原本反对的政治军官。除那孩子之外真的没有其他幸存者了吗。你为什么没有向舰长提出反对意见。难道你没有意识到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吗。
在讯问过程中，我隐隐察觉到了哈巴罗夫舰长曾向他们作出“所有的决定都是我一个人作出的，包括卡利宁在内的全体船员没有任何责任。”的说明。那就是他的意思吧。我不断地给出暧mei的回答，3天后被释放。
做了该做的事，尽管很少却也救出了一名幸存者，但我们却没有因为这而受到任何赞赏。因为这件事，其他受到同样讯问的K—244的船员们都受到了打击。
虽然听说哈巴罗夫中校被解除了舰长职务调往远东舰队——但事实应该并非如此。大概被送到了西伯利亚，过着辛苦的生活吧。
回到了列宁格勒的家，忍受住同平常一样的妻子的抱怨，我开始收集所有能收集到的新闻消息。
坠落的武藏航班仍旧在北冰洋行踪不明。全体机组人员和乘客——一人不剩地，所有人都令人绝望，事故原因和迫降地点也仍不清楚。
苏联政府没有要公布事故发生时附近有一艘海军潜艇的意思。全体船员都被下了封口令，K—244的该次航海被当作不存在，当然，相良宗介的生存也没有被报道。
后来，我找到了当时日本的报纸，在死亡者的名单中寻找“相良”这个姓。但是很奇怪地，没有一名乘客叫“相良”。
是父母已经离婚了，还是私生子？或者是那缝在衣服上的名字本来就不对，而他也没有更正如此称呼他的我？这些都无法得知，总之由于没有一名乘客名叫“相良宗介”，使得我想要找到他的亲人的努力几乎变成不可能（并且当我能自由地踏上日本国土的时候，那次事故早就在人们的记忆中淡薄了）。
为了一个大国的方便，那名少年被当作不存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很长时间内我都无法知晓。
4年后，我终于抓到了一点线索。
和在我再度出征的阿富汗斯坦结识的一名KGB的情报官的无心的对话中，我知道了那个。
在KGB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部门。集中了幼小的外国人的小孩，把他们训练成暗杀者的部门。那名KGB军官说他曾在那里遇见了日本人的小孩。据说是一个在4年前的某天，被一个同海军有着深刻关系的KGB军官带来的小孩——现在的话正好8岁左右的少年，在那里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绩。
只是凭着这些，我的直觉告诉我：
我所相信的祖国，正在把那个善良的、柔弱的少年训练成暗杀者——
——
我所参加的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大致可分为三次。
第一次是开始进攻后不久。
第二次是在K—244那件事之前的几年时间。
第三次是从再次进攻开始直到阿富汗解放的几年。
我在阿富汗参加的战争，前后跨度长达12年。在这12年中，我从一名下士官普升到了上尉。一般到了这个军阶可以指挥一支100人左右的中队，不过因为我所在的部队主要负责强袭侦察和破坏工作等任务，所以实际上我担当得更多的是小队长。
当我知道在K—244上所救的少年被培养成一名暗杀者时，我正在第三次的征途中，不过繁忙的工作不允许我作进一步的调查。并且，只有KGB军官的那一番话也使我不能确信。再说，正竭尽全力让最前线的部下们活下来的我，又怎么能去干涉这么一个属于国家最高机密的工程呢？
当时的阿富汗也真是一个地狱。
等待着我们这些踏上别国土地的人们的，是不愿接受无神论统治的游击队—一伊斯兰圣战者的激烈的抵抗。
关于这些阿富汗游击的顽强，勇猛和冷酷，即使用一万句话也不足以说完。我们的敌人既是值得赞叹的战士，也是强于忍耐的运动家，更是令人畏惧的死神的化身。
他们仅凭着落后于时候的武器，却十分懂得该如何对抗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我们。
他们仅靠着难以下咽的面包和水，就能在险峻的高上地带步行数十公里。
而且，他们不怕死。坚信即使只是多杀一名侵略者—也就是苏联兵，那也是神的旨意。并且，还得用最残忍的方法。
很多人死了。
包括敌人和自己人。
经历了无数次战斗，所救的友军数量也到了数不清的程度。但是我也写了几十次送给失去了的部下的家属的信。但是部下们仍然把我当作可信赖的军官而仰慕着。也许从新兵的眼里看来，我是一名不向任何人屈服的，如岩石般的具有古风的强者吧。事实上，我的确是表现出了那样的气概，并且也取得了足以担当得起这种评价的战果。即使是不知道害怕为何物的伊斯兰圣战者们，只要知道在那片战域上的敌人是我们的话，他们的作战就会变的谨慎起来。
但如今想来，在那场战争中，不知不觉我对人产生了厌倦。有着白金光泽的金色头发也是在那段时间渐渐变成了灰色。
精确的时期不知道。
只是当我注意到的时候，不知何时起就已变成了那样。
还有我和妻子之间发生的事情。
我的妻子—伊莲娜·卡利尼娜，是一名在当时就已经出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也许是因为借着公开演出的机会到过不少西方国家的原因吧，她可以说是一位思想先进的优雅的女性。头脑明晰，交际出众，而且喜欢孩子，是个浪漫主义者。我们在20岁出头的时候互相遇见了对方，在第一天就陷入了热恋，一年后结了婚。
虽然伊莲娜很想生一个孩子，但我和她的职业却不允许。为了演奏她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而我则为了“即使对家人也不能说明的工作”同样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虽说是夫妻，但见面的机会却极为有限。一回家，妻子就在那里—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
虽然我也经常借着公演的机会以丈夫的身份与她同行，但那种时候，我几乎都有GRU“军情部门”的密令在身。虽然都是些同当地的间谍接触，或者通信器材的运送之类的无聊的任务，但她却察觉到了这些并且强烈地向我抱怨。
虽然在我参加战争期间一直用信件联系，但我对她的日渐怀疑也有所察觉。她十分了解我的性格。不管我怎么在信里写“是安全的任务”，她也并不相信。
即使如此，应该也会有什么办法的。
——
虽然在阿富汗的纷争最终以苏联军队的胜利而告终，但在当时也经常见到“这是苏联的越战”的评论。可以说苏联军之前一直就是战斗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陷入了看不见的胜利的泥潭。
虽然知道这是建立在单纯的地缘政治上的侵略战争，但我还是对祖国的理想和正义有着些许的相信。但并没有花多少时间，我明白了这是多么空虚的事情，对祖国的不信任也渐渐地累积起来。在第三次去阿富汗的时候，我甚至不明白这场战争的意义究竟何在。
阿富汗的主战场是在险峻的山岳地带。能让我们的装甲车和战车行动的，只有山里的像爬一样的细细蜿蜒的未铺装的山路。在这种路线上埋设地雷或是选一个理想的伏击地方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能说明也能明白。要发现借着地形趁着夜色接近我军的防守据点的游击队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这也没有说明的必要吧。
活跃在对游击队战斗的是被称为“雌鹿”的武装攻击直升机。但是“雌鹿”在面对美国提供给游击队的便携式小型对空导弹“毒刺”时却极为脆弱，作战行动受天气所左右，离万能还差得远。
面对对险峻地形了如指掌，不断发动伏击和夜袭的顽强的游击队，通常装备的正规军是多么的脆弱。苏联军的将士们都对这看不到底的战局感到疲惫。
打开战况的，是新武器Arm‘Slave。‘
那是在听说了新武器传言半年之后吧。我所在的连队也装备上了闪闪发亮的Arm‘Slave。这是被西方国家成为RK—91“野蛮人”的机体。这个机种比起现在最新锐的M9来说多少显得笨重了一点，但即便如此，对血肉之躯的士兵来说却是无敌的。
一开始，和几乎所有的将士们一样，我也对这新武器的性能持怀疑态度，但是在试行错误的运用开始后数周里，我们就改变了看法。
众所周知，Arm‘Slave是模拟人体的步行式的装甲系统。有着匹敌攻击直升机的攻击力和防御力，以及踏破任何地形的机动性的这种人形兵器，为我们解决了一直以为的所有问题。AS十分胜任扫荡只有上一代装备的游击队的任务。
我不断地想出把传统侦察任务和AS部队结合起来，有效地扫荡敌游击队的新战术。战果极为丰盛，我们仅用了一个月就把占领地区扩大了一倍，并且自身的伤亡也有了显著的减少。
但是这对于敌人来说是很不幸的事吧。当时我们的敌人是以巴米扬地区为中心，在潘杰希尔高原上号称无敌的马吉德将军指挥的游击队。之前苏联军一直对他率领的游击队毫无办法。所以我和我的部下就被派了过去。
被成为“巴米扬之虎”的马吉德部队，在众多的阿富汗游击队中以精强的人员和装备，强有力的统率和对待俘虏的慈悲心肠而著称。作为战斗为生的人来说，我们也在心底对他们的勇气和忍耐力抱有赞叹的敬意。
这样的敌人，在我指挥的AS部队的攻击下不断地被蹂躏。虽然这并不是什么愉快的工作，但也因此我军的损害得到了抑制。既然没有别的选择，也不可能手下留情。
就在终于有一丝光线照亮这看不见出口的战争的时候，我的家庭生活也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伊莲娜生了一个孩子。
从最前线返回祖国休假的二个月后，当我收到她寄过来的一封说已经怀孕的信时，我相信“今后都会好的。所有事情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为此我的手段很单纯。只要集中眼前的任务，尽可能地尽快让祖国走向胜利，堂堂地凯旋就行。一定要活下来。比起以前，这已经变得不那么困难了。
事情本该如此。
我是在收到妻子的好消息后第2周的某个早晨，从担任副官的克里宾中尉那里听到那个消息的。和我同属一个连队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