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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尼像是一个复醒的孩子似的，觉得再也不能这么半死不活地生活下去了。最终促使她下决心离开这个“冰窖”一样的家是儿子贝贝无意中的一次问话。
那天下午，儿子贝贝躺在沙发上，突然问温尼：“妈，你有性高潮吗？”
天真的贝贝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令温尼慌乱不已，不知如何问答，只好装傻地说，“你在说什么呀？”
原来，贝贝正在看一张报纸，上面有一篇文章叫：“发掘敏感部分，享受Xing爱高潮。”
温尼再凑近一看，报上登的是一篇探讨如何创造Xing爱气氛的文章。
温尼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
这么多年来，温尼从来不知道“性高潮”是什么。她总是认为满足丈夫的性欲是她作为“淑女”应尽的天职。
而学会计的丈夫不仅是一个不懂风情的人，而且对感情的运用都要用算盘算得清清楚楚，不能有半点超支——从时间一定不能超过十五钟，到次数每周最多是两次。他的动作机械而僵硬，很少亲吻和抚摸。常常是在光线很亮的白天或灯光下，他说一声“我想要你了”，说完，剥光温尼就做，一点不顾及她的感受。
温尼虽然觉得跟丈夫Zuo爱没有一点儿意思，但却认为这是她应该做的。而且她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么生活的。那么多生动的小说，那么多浪漫的电影，那么多美丽而激动人心的细节都是作家们编造出来的——胡乃一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每次一做完，丈夫一句温情的话都不说，就去匆匆去洗澡。
有时连澡都懒得洗，就用手纸胡乱地擦一下，倒头便睡。
然后，温尼默默起来，收拾乱扔的卫生纸和搞乱了的衣服、被单等。
至于音乐、蜡烛和Xing爱灯光，更是从来就没有过。
一切都停留在动物阶段……想起这一切，一股冷气从温尼脑门里冒了出来：是啊，凭什么我就不能享受“性高潮”？
温尼等贝贝看完了报纸，她将报纸收起，自己躲在一个地方，将那篇文章又细细地看了一篇。看完，心里顿时空荡荡的憋得发慌，想哭都哭不出来。
“其实我也是蛮色的，内心也有可耻的冲动。”
温尼想起，第一次自蔚的那天灰蒙蒙的傍晚，自己的脑海里究竟浮现起哪张面孔呢？
高三那一年一个无课的下午，我们几位女生，第一次成群结党，麻着胆子，偷偷地去城里一个地下室那老鼠满地吱吱叫的MTV包厢，看了生命中的第一回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A片，看得人刺激得要发疯。我记得同去的一个女生当即宣布晚上要一定与写纸条给她的那个男人实践片中的某些动作。而我的眼里总是盯着片中一个裸体男人，他对女人的野蛮让我回忆起语文老师对我的暧昧行为。我记得他第一次吻我的时候，我冲动得下身有点潮湿了，很盼望他粗暴地对待我，将那硬硬的根撕裂，堵住我敏感部位的空隙，或者沉入到我的水井里不再出来。可他没有那样做。我究竟有没有拒绝他伸过来的手？那滚烫的手伸进了我的Ru房，我虽然渴望看他的那只“丑陋的老虎”，可为什么又激动地拒绝他呢？他以后跟另一个女人Zuo爱会是什么姿势呢？如果与他在一起Zuo爱，他会让我得到快感、达到高潮吗？“是我的心比我的身体更爱你，还是说穿了是我的身体更爱你的心？”这一句绕口令的话是胡乃一那篇小说《镜子里的爱》的男主人公说的，我完全被这句诗一样或哲理一样或废话一样的话弄糊涂了，我去了上海，去了复旦大学南区研究生宿舍，与那个文字与人完全不一样的“阳萎货”有了火热的身体接触。是对A片中某些性行为的引起的心理冲动还是对语文老师那“丑陋的老虎”的朦胧渴望？我竟然将自己的一切裸露在那样寒冷的集体宿舍里？这是否成了我快速下嫁、总觉得自己“不洁”、对不起丈夫的忍辱所在？那晚，丈夫下班回来，发现家里冷冷清清的，正要对坐在客厅低头苦想的温尼发脾气，不料温尼率先发话了，她的声音十分平静，她说她要离婚。
丈夫竟然一下子呆了，眼睛瞪得像猫头眼一样大——这眼睛又让温尼想象着胡乃一那绝望的神情。直到此时，丈夫才意识到温尼并不是他手中的泥团——你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他慌了，问温尼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为什么。
当丈夫接连问了五六个为什么时，温尼仍然平静地说，“不为什么。我受够了。”
丈夫说，“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调整一下自己吗？”
温尼说，“我给你的机会还少吗？我太了解你了！”
正应了西方那句谚语：“我们因为不了解而结婚，因为了解而分手。”
温尼苦心经营的家就像一个泥做的巢一样瓦解了。没有情感的家是多么脆弱的家啊。她什么也没有要，她只带走了她的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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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尼真没想到，离婚后没过多久，她就碰到了阿东，并与他闪电般结了婚。
一个原本对婚姻绝望了的人竟然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强烈地希望要与那个火热的人——让她充分感受到什么是“性高潮”的男人结婚，看来，婚姻的脆弱与刚强关键是“人”啊，正如温妮说的“事在人为”，也正如阿东常常说的那样：“什么都是可能的！”
第三章 爱情杀手点击爱情：“性派对”从“愚人节”晚上开始
有人说，当今社会的无常和混乱完全是由传媒这个“思想的杀手”一手导致的。
在声色犬马、人声鼎沸的时空里，传媒的触须伸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由它经营、生产出品、打着“商”字标签的包装术无奇不有，从焦点人物的花边新闻和隐私生活的大曝光，从明星的吃喝拉撒、所用香皂的牌子或喜欢某种饮料到文稿拍卖与竞价的长短镜头，从卫星电视的“点击爱情”和小说出版之前耸人听闻的“炒新闻”再到肥皂剧的滥情、煸情、矫情，等等。
这种有意无意地制造出来的“热点”、“买点”和“焦点”，除了产生一批批速朽的各类大小明星外，也刺激“追星族”、“发烧友”和商业文化衫的美丽泡沫的炸裂。
在炸裂的美丽泡沫中，堆积的是人们的视线，失去的是人们的思想。世界在镜头过度曝光中变得“透明失真”，人们却在目不暇接给的图像晕眩中，丧失了价值判断力。
例如，当人们刚刚为屏幕上失学的儿童或惨遭拐卖的少女们的悲惨境遇而扼腕叹息时，电视上的广告毫不顾及审美的距离，立即以夸张的语调推出“味道好极了”或“最新马桶除臭剂”的种种神效，这种“不放过每一个瞬间”的商业利刃使你的扼腕叹息顿时失去重心。
阿东平时不看电视，在温尼与他结婚之前，他的房间甚至没有电视机。只是温尼与贝贝来到香港生活后，阿东才匆匆从商场买回一个二十九英寸的大彩电，使三口之家更多了一份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之乐”。
二零零零年的“愚人节”晚上，贝贝到同学家参加一个生日派对的聚会去了，阿东很难得地坐在客厅里陪着温尼无聊地看着电视。有了阿东潇洒的爱，温尼这朵濒于枯萎的花又变得鲜活生动起来。
温尼一边看着电视，一边依偎在阿东身边，娇柔地问：“你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真的就要娶我？”
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温尼，让她觉得自己一直在做一个不可思议的梦。
阿东却拍拍温尼的手心，轻轻地说：“亲爱的，条件永远只是条件，它代表不了人。”
温尼又问：“那你说，我们是否有爱情？”阿东说：“爱情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爱情，我也不知道。”
停了一下，阿东反问温尼：“我们生活得不快乐吗？我们需要那玩意儿吗？”
温尼不语。只用力将阿东的手抓得更紧了。
正在这时，阿东将电视频道换到了湖南卫视上，突然，在一个名叫《明星全接触》栏目中，主持人李湘矫情地宣布，下面将要做一个“测试爱情”的游戏。
“测试爱情？”温尼抬头望着阿东，一脸怀疑的样子。
阿东摇头笑了笑，又呶了呶嘴，示意温尼看下去。
原来，这个游戏内容是请一位男性嘉宾，在长沙一家电影院门口“勾引”三个女孩，并将全过程拍摄下来。
同时请她们各自的男友在直播室前推测女友是否会“上钩”。
参加游戏的嘉宾是台湾影星张世。
结果，三个女孩中，有两位“中招”：她们答应了张世另约时间去喝咖啡，同时还给了人家的电话号码。尤其可笑的是，当中一位女孩在张世问她有没有男朋友时，居然谎称：“没有。”
此时，她的男友王先生正在众目睽睽之下，看着这段录像。
最幸运的是那位陈先生，当时他的女友以坚决的态度对张世说：“我的电话号码从不随便给陌生人。”
看完电视，温尼自言自语地说：“你看‘爱情’多么脆弱！”
阿东却不以为然：“那是爱情吗？电视台是否有资格通过自己策划的一次行动去证明人家的爱情是否坚贞？”
温尼突然想起阿东最近给她看的一本书，是乌力西？贝克《爱情的正常性混乱》，书中有一句话，很平实却很深刻：“爱情变得比以前更重要，但也更困难。”
两人正说着，桂妞和周山岭两口子敲门走了进来。
温尼立即要起身泡茶，但阿东制止了，说，“别忙了，我们马上就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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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有活动？”温尼问。
桂妞抢先反问道：“阿东没有告诉你？”
阿东神秘地笑笑，又对温尼说，“不用说啦。温尼说过，我做什么她都支持。我们夫妻步调一致。”
“贝贝呢？”周山岭问。
阿东说，“去同学家参加生日派对去了。我已告诉贝贝同学的父母，晚上就叫贝贝住在他们家。我明天一早去接他上学。”
“怎么，我们要在外面过夜？”温尼被这些人弄迷糊了。
“今天是‘愚人节’。亲爱的。”阿东握着温尼的手，认真地说，“发生任何事都在情理之中，明白吗？”
温尼就这样跟着阿东他们，开着车，直奔一家四星级宾馆。那里面已经另有好几对男女在一个豪华包厢里等待了。
“性派对”在二零零年 “愚人节”夜晚闪亮登场，不知道真的要疯狂还是有意喝醉的，那天晚上，温尼喝了很多酒，浑身无力，早早地进了房间。第一个与温尼派对成功的竟是表妹桂妞的男人周山岭！
那晚，温尼完全模糊了感觉，她将周山岭当作了阿东，在似醉非醉的境界中飘飘欲仙，亦真亦幻。
温尼叫喊的声音让周山岭充分理会了“温柔的女人比凶猛的老虎要强大得多”这句名言的深刻含义。
第二天一早，周山岭望着刚从浴室里走出来的美丽温尼，自我解嘲地说：“昨天是‘愚人节’，我们先自己愚弄一回吧。”
“从‘淑女’到‘荡妇’，我怎么‘堕落’得这么快？”温尼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周山岭说。
“‘淑女’有什么好？‘荡妇’有什么不好？”周山岭拉着温尼走到穿衣镜前，指着镜子中的一张俏脸，说，“我告诉你，温尼。时代变了——‘堕落’就是‘现代派’！”
第三章 爱情杀手屈乡楠文件夹
谈起第一次参加这种“性派对”游戏，温尼至今还显出一副“欲说还休”的样子。
“以前，我渴望爱情，也质疑爱情。从‘阳萎货’胡乃一到‘木乃伊’的前夫，他们都是杀死我心灵里爱情的刽子手。”温尼幽幽地说，“可是，从二零零零年‘愚人节’以后，我觉得自己也成了别人的‘爱情杀手’了。”
温尼的自责反映出她心灵深处还残存着“淑女”的根蒂，她“革命”得并不彻底。
在新西兰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我与温尼派对成功。我们并没有不顾一切地直奔主题。她说，她很怕与诗人作家打交道。我问为什么，她就给我讲述了她与胡乃一的故事。
温尼讲得轻声细语，不急不徐，使我对她的肉体激｜情也随着胡乃一的“阳萎”而大打折扣。
在那样一个浪漫，我们居然谈起了文学。
温尼说她已经好久没摸文学书籍了。在谈话过程中，她反复提到阿东，说是阿东将她从一朵将要枯死的花救活了，她深深地爱她，深深地感激他。
一夜温柔后，温尼早早地起来了。
当我在洗脸间对着镜子刮胡子时，温尼竟然将卢梭在《忏悔录》第六章中写的“幸福”，用抑扬顿挫的语调，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了——
“黎明即起，我感到幸福；散散步，我感到幸福；看见妈妈，我感到幸福；离开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