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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王浩对桂妮拥抱他的娇态、热切的心意以及Zuo爱的艺术嗤之以鼻。王浩希望桂妞同别的女人不要有什么两样——“那样太做作，太娇情，懂吗？”
这样的话，无疑将桂妞心中那一点点闪动的火光都扑灭了。
王浩明白地无误告诉桂妞：“我告诉你，我不喜欢你玩弄的那些花招，不喜欢你精心雕作的布局，不喜欢你用的美酒、白绸、鲜花、蜡烛和冰块，还有你的音乐，你的舌头，你扭怩的类似舞蹈的动作。我要的是自然的。我想要的时候脱光裤子就要，在厨房案板上，在洗澡间，在地毯上，在车子里，在床上或沙发上，都成。什么气氛、什么调节、什么花样，我都不要。”
桂妞望着王浩那瘦瘦的身体，她没去听王浩的胡说八道，只是心想：我怎么嫁给了这么丑陋的一个男人呢？
王浩还在滔滔不绝地说，“Zuo爱是一种简单实用的事，一个星期一回或两回，完事后立刻洗个澡，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就睡觉。”
桂妞在心里骂道：这个牲畜！有时一天还要换两个情人呢！
王浩强调说，“但在Zuo爱的过程中双方要好好配合，谁来高潮了一定要先通知对方，以求得同时达到高潮，那就是最高境界。懂吗？”
王浩倒是再也不提他那邪恶的爱好——“指奸”了。
最让桂妞气愤的是，自从他们有了性接触后，王浩不再吻她。
王浩不吻她的理由是：医生说了，接吻是一种不卫生的行为，舌头交换，唾液横流……
“闭上你的臭嘴！”
桂妮怒不可遏地制止了王浩的胡说。因为他描写的太恶心了。
从那以后，桂妞就对任何男人都失去了接吻的愿望。
桂妞悲哀地感到：“接吻”——这种最能体现两情相悦的温柔行为就如此这般地被无耻的男人残暴地污辱并差点永远地夺走了，如果不是周山岭极力挽救的话。
就这样，曾经有过的幸福或和往，仿佛被裹了一层璀璨的银粉，只能在夜深人静的高空莹莹地闪亮。想起那些追她的人——一长串模糊的名字，一张张生动的脸孔，一个个感人的细节，他们的情意，他们的渴望和听到“不可以，先生”后的伤心……桂妞想起这些，心里痛得像一锅沸腾的粥，粘粘的，酽酽的，搅都搅不开。
桂妞原来是一个爱幻想的人，她希望自己的爱是那样一种带有一点原始的浪漫。她遇见他，一生等的就是他。他们彼此有真心，有爱意，有激｜情。在火热率真的两人世界，她心甘情愿做一头乖乖的小兔，在温情脉脉的注视下，脱去了外衣，然后是内衣，一层又层，像古代的宫女那样，乱就乱吧，疯就疯吧，死就死吧，就这一回，这一夜，这一生。
然而，王浩将这一切轻巧地撕毁了。可王浩却对桂妞说，“你就在家当我的贵妇人吧。”
桂妞的生活相当无聊。打从结婚后，她从辞掉了业余模特儿的工作，王浩甚至要她将老师的工作也辞了。桂妞没有辞，可又没有课，因为学院老师多，上课只能轮流排——上课有课时费啊。桂妞觉得不应与同事抢课上，尽管学生们喜欢她的课，但也只好赋闲在家。
那一段日子，桂妞无聊的时候，专门买一些小哲理类的消遣书，边看边琢磨自己，用以打发难捱的时光。
尚福尔说，恋爱有趣如小说，婚姻无趣如历史。桂妞想，我跟王浩并没有小说般有趣的恋爱，有的只是比历史更枯燥的婚姻。一个法国人说，“夫妻两人总是按照他们中比较平庸的一人的水平生活的。”可王浩从不认为自己平庸呢，他认为自己杰出得不得了呢。桂妞心里难受极了。
才华横溢的拜伦结婚为的是“我想有一个伴儿，可以在一起打打呵欠。”
读到这个句子，桂妞将书扔出了窗外：生活怎能如此灰暗？我的亮丽青春才刚刚开始，我还渴望爱情啊！
在桂妞的字典里，“爱情”本来是像玻璃一样，带着蓝色的透明和忧伤，是一种心痛的等待和企望。“爱情”贴在玻璃上，是因为可以透过玻璃，看见“爱情”与大地接触，有深厚的背景，因而总是鲜活多姿，带着露水的清冽和芬芳。
可是，王浩将这块玻璃变成了一张纸。“爱情”在这张纸上，就像是一朵枯萎的花，很干涩，很瘦小，因为没有泥土的背景，这样的花单调而死板，没有生命，只能当作苍白的摆设。
第四章 挤兑激｜情出墙的“红杏”遭遇“蒙古包”
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在那种软皮溜哒的灰色生活里，桂妞心灵的压抑可想而知。
桂妞渴望着红杏出墙。
像桂妞这种女人，只要往街上一走，男人的目光就追逐而来。只要她对谁耍一个媚眼，谁就会惊喜万分。有时，桂妞也想玩玩“偷人”的游戏，因为想起来，这种游戏一定很刺激，也肯定充满激｜情。但桂妞不敢，一来怕王浩抓住把柄，二来怕与她玩的男人动真格，结果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现实中，这类事情发生得太多了。明明是男人的过错，结果猪八戒倒打一耙，吃亏反而是女的。
但是，心中的压抑仍然希望找个地方释放。
桂妞后来在跟朋友谈起这段感情经历时还说，那时真傻，她没别的办法，竟然化了一个名字在《中国妇女》杂志上打了一个征婚广告——有婚之妇却打起了这种广告，她也是在玩火啊。事后想起还心有余悸，可当时竟就这样“冲动地”做了。
结果，在雪花般飞来的应征信中，桂妞认识了“蒙古包”。
当时，“蒙古包”还在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博士研究生。他的信写得与众不同，信封上贴着一对尾花，很浪漫的两只鸟互相对望着，一看就让人喜欢。
后来通信多了，“蒙古包”告诉桂妞，他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和文学失败者。他写了无数的文学作品，诗歌、小说、散文、文艺评论，还有电影剧本和相声小品，真是十八般武艺，应有尽有。可是没有一样取得成功。尽管他每一次投稿都在信封做点小动作，以期得到编辑的重视，但他仍然与成功无缘。
“蒙古包”说，这一招也是他从一本《投稿指南》上学来的。那本书上说，因为编辑部每天要收到大量的来信来稿。在堆积如山的信稿中，只有信封上有特色的才能首先引起编辑的兴趣。他还举例说，他的一个写诗的朋友为了在北京《诗刊》上发文章，寄稿时还把自己的英俊相片一块寄给女编辑呢。结果还真的发了一首小诗：“阳光稀释于木桥，我们坐着/两颗黑葡萄结下无解的方程”。
桂妞发现，“蒙古包”把文学上的天才都花在写给她的信上了。他写了许多充满诗意的甜言蜜语，一下子点燃了她心中原以为死去了的热情。
桂妞觉得结婚后的女人特别容易受到来自丈夫之外的浪漫情感的诱惑——哪怕明明知道这样的情感也许只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桂妞把“蒙古包”想象成一个粗暴有力的北方大汉。在幻想的浪漫中，王浩对她的伤害惭惭结痂愈合。为了不让王浩有所警觉，桂妞用了不少心计。正在这时，贵州工学院有一个去北京师范大学进修一年的指标。桂妞设法得到了这个机会。
走出了王浩的阴影，桂妞的生命之花再次亮丽起来。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桂妞“有贼心无贼胆”，她过着平静的生活。周末的舞会她都很少参加。
但桂妞花了很多时间读“蒙古包”那几乎每隔二三天就有一封的激｜情洋溢的信。
最让她心花怒放的是，有一星期，连续七天，她每天都收到“蒙古包”一封厚厚的信。这些信让桂妞感动。
感动的桂妞当然也要热情地给人家回信，并暗暗下定决心，进修结束返贵阳时，一定顺路去看望“蒙古包”以及充满神秘的韶山。
桂妞被自己的想法所鼓舞着，她没有将自己的行动计划写信告诉“蒙古包”，她要在对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让桂妞高兴的是，“蒙古包”从来没有要求桂妞给他寄“玉照”。她有时在信里也故意委婉地透露自己“长得丑而有点自卑”的信息。
桂妞就是要让“蒙古包”不是因为她的外表而热情似火地爱她，桂妞要的是那一层朦朦胧胧的感觉，一种像娇羞羞的脱一件件衣服的那种暖暖的感觉。
“当我突然如此美丽地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会有怎样的表情呢？”
这一层神秘的幻想，使桂妞对“湖南之行”充满紧张而兴奋的期待。
第四章 挤兑激｜情“生死场”：为“红杏出墙”作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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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妞去湖南前，先独自一人跑到上海去玩了两天。但一个人在外头，即便自上有钱，也有形单影只的感觉。在这种时候，钱不但不能壮胆，反而使人虚胆。特别是你口袋里装满现钞的时候。
当然，桂妞身上不会有太多的现钞，她用的是信用卡。
在上海的外滩上看了看，拍了几张留影快照，在黄浦江畔站了一会儿，也没有先贤们的英雄气概。桂妞原打算去复旦大学拜见一位学术界前辈的，但上海人的排外情绪使她产生了尽快逃离的感觉。
就去火车站买了一张去湖南的卧铺票。
桂妞在湘潭下的火车，然后再搭乘公共汽车到长沙。到达湖南师范大学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桂妞穿过一对对勾肩搭背的青春男女，朝师大研究生楼走去。一路走，一路问。幸亏是晚上，也没有同学对桂妞投注过于热切的目光。习惯了这样一种目光的桂妞反而觉得有一点清冷。
但她的内心被隐隐的激｜情所鼓舞——浪漫的“蒙古包”，你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然而，站在桂妞面前的“蒙古包”，却让桂妞大所失望——原来爱情只用来幻想的。
“蒙古包”矮矮的个头，戴一副厚厚的眼镜。镜框像瓶底一样带着厚厚的一圈，将他的眼光发射出来，让人不敢对视。因为那是带毒的眼光，是一种叫人害怕的眼光。
“蒙古包”对桂妞的意外出现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讶，这倒使桂妞感到奇怪。
桂妞问：你不觉得很吃惊吗？
“蒙古包”耸耸肩，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你今天不来，明天总会来的。明天不来，后天总会来的。
“蒙古包”居然有如此的自信！说到这里，他意味深长地加上一句：有缘人总会在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相逢的。桂妞说：你真这么想、这么自信？
“蒙古包”说：这与自信无关。要是你不来看我，我就会去看你。
桂妞说：可我并没有邀请你去。
这是真话，桂妞不敢邀请“蒙古包”去她那儿，要是让王浩知道了，这个“蒙古包”不变成了“榨菜包”才怪呢。
“蒙古包”笑笑说：我没邀请你来，可你不也来了吗？
桂妞突然发现，“蒙古包”笑得很有魅力，是那种粗糙的没有修饰的笑，粗糙得让人想用手去柔柔地摸他一下。
失望中的桂妞，因了“蒙古包”的这种无遮掩的笑，心中的“杏花”仍悄然绽放。“蒙古包”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中女性的话语立场问题，这是一个太大太泛的题目，根本不适合作博士论文。“蒙古包”说，他只找准其中的某一个“点”。但围绕这个“点”的却是无数的“线”和“面”的交织，甚至“立体”的背景知识，因此，要看的书，作的笔记特别多。
有一回，“蒙古包”在给桂妞的信中谈到萧红的《生死场》，说主人公王婆在一无所有中升起一种求生的欲望，开始了最原始的反抗：她的亲生儿子因参加“红胡子”被官府杀掉，她要女儿去“报仇”。
“谁杀死哥哥，你要杀死谁！”——“蒙古包”对这种冤冤相报的传统中国文化有过诸多深入的剖析，并将它与西方基督文化中的“原谅文化”进行了对比，桂妞觉得很有意思。
在“蒙古包”极力鼓掇下，桂妞也将《生死场》认真地读了一遍，当她读到一字不识的王婆竟说出了“革命就不怕死……比当日本狗的奴隶活着强多哪”的话时，桂妞感叹不已。
当时，桂妞觉得王浩对她就像“日本狗”对“中国奴隶”一样，因此，她也应该像王婆那样“不怕死”地去“革命”。
“蒙古包”这种有意无意的鼓励恰恰暗合了桂妞的复杂心理，让她为自己的“红杏出墙”找到了辩护力量。
“手中的灯罩她时刻不能忘记。”鲁迅在给萧红作序时特地说到，“至于老王婆，我却不觉得怎么鬼气，这样的人物，南方的乡下也常有的。”
桂妞想：这样的“灯罩”不但是为了照人，也是为了自照。照清周围的黑暗，照出自己的灵魂。因此，连鲁迅先生都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