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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蛊惑起来，煽动起来，前面有人带头，后边一定就有起哄架秧者流，接着，像滚雪球似的，一股奈何不得，邪乎得厉害，足以裹挟一切的力量，有时真会搅得天下不宁，日月无光。
说起唐朝的不死药，领风气之先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李世民啊！
这透得有点滑稽，一位英主，一位明主，一位封建社会中称得上为样板的帝王，他知道服药不对，求仙不对，他当然更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不过是死得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的分别而已。这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却选择了比鸿毛还轻的让人笑话他，蔑视他，看不起他的死法。服那位名叫“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来自印度尼西亚婆罗门群岛的南洋高僧，所炼成的金丹，而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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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不死药（3）
旧时的历史学家，编撰正史的史官们，哪敢如此直书乾陵毒毙的死因，那是大不敬呀！要知道，皇帝永远是对的，这是绝对真理。即使陛下错了，也是错得伟大光荣，错得英明正确的。可要是只字不提吧，为史官者，又觉得憋闷，又觉得对不住历史。
于是，《旧唐书》的作者，含着骨头露着肉，在《太宗纪》里不痛不痒地说了一句，“贞观二十二年五月，使方士那罗迩娑寐依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在《郝处俊传》里拐弯抹角地又说了一句，“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胡人有异术，征求灵草异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狄夷，法遂不行。”在《宪宗纪》里额外补充地说了一句，“李藩亦谓宪宗曰，文皇帝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这样，总算让我们在这位大人物头顶上闪亮炫目的光环里，看到一个其实也并不怎么样的晦暗缺口。
也许上帝不给人百分之百，也许我们不该求全责备，也许，瑕不掩瑜，这是一个手指头与九个手指头的关系。还是尽善尽美的天可汗，还是永垂青史的贞观之治，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要听他公元628年（贞观二年），在御前会议上的一次极其冠冕堂皇的训话，与他本人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你就会觉得他的伪善，表演得不免太过分了。他说：
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与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唐？吴兢《贞观政要》）
若以这些记录在案的话，你不能不承认李世民，具有相当程度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进步思想。还颇有一点反权威的精神，敢于对秦始皇、汉武帝发难。可据《资治通鉴》，这位陛下，却是一直没有断了服种种延年益寿，壮体强身的不死药。
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崩。上（李世民）将往哭之。房玄龄以上疾新愈，固谏，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旧姻戚，岂得闻其丧不往哭乎？”帅左右自兴安门出。长孙无忌在士廉丧所，闻上将至，辍哭，迎谏于马首曰：“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上不听，无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谏，上乃还入东苑。
看房玄龄和长孙无忌两位臣下的坚定态度，这种因服药而有所禁忌的干预，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而且，还由此判断，唐太宗服的药，是中国古方，当为发轫于汉，滥觞于魏晋，至南北朝，至隋而泛滥，至唐代便大行其道的“五石散”。
读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我们知道，服了这种药以后，痛苦难耐，非常人所能忍受。因其所含药物成分，《抱朴子》为丹砂、白石英、紫石英、雄黄、白矾、曾青、磁石；《诸病源候论》为石钟｜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尽管自魏至唐，其配伍方剂，至少不下十余种，莫衷一是，但都离不了以上所列硫化物及矿石等燥热上亢类药。所以服药以后，要行散，要挥发，要冷食，要静息，纯系自虐，不得安宁，否则，药性散发不出，就会出大问题，这才使得长孙无忌，敢抱住唐太宗的坐骑，要陛下回宫将养。
既然服药如受罪，为什么还自讨苦吃？因为，在古籍《神农本草经》中，这些药石被视为“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传统医学书籍中，更认为具有壮阳及治疗阳痿的功效。所以，古人服用“五石散”，实际上是看重其所能起到的“伟哥”作用。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的说法，也证明了当时人服药风气所为何来。
而据荷兰人高罗佩的研究，在其《印度和中国的房中秘术》一文中，性行为和延长生命力的依存关系，这两种古老文化是相互影响着的。对李世民来说，当然中西合璧，各取其长。一方面，魏晋时何晏、王衍的“五石散”及其衍生产品，得以再度弘扬；一方面，胡僧那罗迩娑寐、卢伽阿逸多的金丹，得以成气候而光大，其根本原因，就是这种不死药，本土的也好，进口的也好，不但起到长生不老的作用，还能具有壮阳固本的作用，这正是李世民对付三宫六院所求之不得的。
唐朝的不死药（4）
唐太宗的后宫里，有多少佳丽，已不知其详，但其建制，肯定要较他为秦王时，大大扩编。然而，这好像还不能满足他的性需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载：“太宗杀弟元吉，即以元吉妻为妃。”玄武门之变后，他很快将他的弟媳，那位漂亮的小杨妃，纳入他的后宫，宠爱有加。显然他早就垂涎这位婀娜多姿的原教坊的舞伎，很快生了一个儿子李明，封曹王，倘不是受到阻拦，甚至要立她为皇后呢！
同是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载：“庐江王瑗以反诛，而其姬又入侍左右。”庐江王李瑗系李渊兄之子，因从李建成谋反伏诛，他马上将李瑗身边最美丽的侍姬，收之内廷，归为己有。一次，还向黄门侍郎王珪炫耀，问他知道这个美人是谁？“李瑗杀其夫而纳之。”下面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如今我杀了李瑗，她复又归之于朕。王硅能对这位好色的帝王说什么呢？
而据《资治通鉴》载：“故荆州都督武士彟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看来，他对于女人，是采取多多益善的政策。结果这个才人，在后宫三千粉黛中，并不能时常受到宠幸，她就瞟上了他的儿子李治，后来成为他的老婆。所以，民间遂有“脏唐臭汉”甚为不雅的负面评价，应该是和这些宫廷秽闻分不开的。
从这位具有胡人血统的李世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原始民族的性习惯、性观点看，仍保留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述及的早期社会形态的“普那路亚婚”和“劫掠婚”的野蛮性风俗，大概不错。因此，他特别不在意，不在乎中原地区的家族辈次、姻亲血缘的伦常。这种乱仑行为，他是不以为意的。所以，他活了五十岁，以如此短促的生命周期，却高频率地生育出十四位皇子，二十一位公主，若夭殇计算在内，当更多一些。
所以，他声讨秦皇汉武求仙长生的同时，半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地求助于不死药。
看来，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所批评过的马列主义施之于别人，自由主义行之于自己的现象，也不仅仅是今天才有、过去绝无的事情。在唐代，雄才大略如李世民者，一面唱高调，大批判，一面犯糊涂，做蠢事，说一套，做一套，最终死于饵食丹药上。而且，他开了这个头以后，他的继承人，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帝，几占唐朝二十二帝的四分之一，一个接一个地走上他的这条饵药致死之路。
由于求不死而死，由于饵药石而亡，几乎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高祖朝的杜伏威，瓦岗寨式的枭雄，“好神仙术，饵云母被毒暴卒”；肃、代宗朝的李泌，一个聪明透顶的政客，因“服铒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宪宗朝的李道古，一个方士掮客，逢人推销不死之药，他自己也“终以服药，呕血而卒”。（《旧唐书》）
作为整个社会中最不安生的一群，最敏感，最激｜情，最冲动的一群，文人怎么不为风气所动，怎么能自外于这个大潮流呢？公元八四○年（文宗开成五年），白居易写过一首《戒药诗》，既描写上层人士求不死的痴迷狂热，也反映了那时文人热衷此道的趋之若鹜：
暮齿又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以之资嗜欲，又望延甲子。天人阴骘间，亦恐无此理。城中有真道，所说不如此。后身如身存，吾闻诸老氏。
白香山的这首《戒药诗》，别看他站得很高，想得很开，说得漂亮，唱得好听，其实诗人本人，也是服食不死药的坚定分子。公元八三七年（开成二年），老先生的一首《烧药不成命酒独醉》五律，就是诗人的不打自招了。实际上，他和李抱真、杜伏威、李道古、李泌一样，也曾经在自家院子里炼丹熬药的，不过规模要小一点罢了。如果说大臣们是工厂化生产，诗人们就是小作坊作业，而且因为烧丹不成，诗人很感郁闷，只好靠家乡的河东桑落酒，给自己增加一点残剩之爱，一点败破之情，和坚壮不起的一点阳刚之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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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不死药（5）
老文人的可怜挣扎啊！这些年来，一些文章过气，风流已逝，岁月不再，齿豁脸皱的老前辈，老名流，老领导，老作家，看红颜别抱，忍欢场冷落，那一对酸出醋汁来的昏花老眼里，流露出相当难熬的痛苦光景。可文人，只要上了文坛这辆公共汽车，就是到站了，也不肯下车，还努力朝齿白唇红、胸丰臀满的美女作家那边凑过去。白居易的诗，就是这种心态了。
白发逢秋短，丹砂见火空。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赖有杯中渌，能为面上红。少年心不远，只在半酣中。
宋人叶梦得的《避暑录话》，提到白乐天，揭了老诗人的一点底。说他“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累，赏物大深，犹有待而后遣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白居易自分司洛阳以后，在履道里定居下来，为了自娱自乐，府邸里还设了一个私家歌舞伎班。叶梦得提到的这两位漂亮小女子，一位叫小蛮的，善歌，一位叫樊素的，善舞，既是班中主要演员，更是老先生晚年的钟爱。
我想，诗人比不上唐太宗，可以延请外来的和尚炼丹，只好自己点火添柴，配药加料，察看火候，围炉巡视，为这些歌舞班里的红粉知己，老先生也必须要造药，要服药，以便贴身呵护，老树开花。
虽然累一点，可自有古代“伟哥”所提供的乐趣。老实说，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快乐生活，远非当代那些高收入作家所能做到的。如今文人有钱者虽然很多，但要让他办一个只侍候自己的文工团，恐怕还没有这等气魄。第一，中国当代富翁级作家，多为农民出身，很难领会，更难学会白居易这种贵族式的精神享受；第二，虽然卷起的裤脚是放下来了，但是腿杆上的泥巴尚未洗净，小农经济思想也不是三朝两夕就能根除。在他们看来，如果公家不肯出钱，自掏腰包，还不如多找几位三陪小姐，打打茶围，来得经济实惠呢。
他在写《戒药诗》的前一年，公元八三九年（开成四年），诗人这年六十八岁，患了风痹症，估计当为帕金森氏综合症。终于万般无奈，忍痛割爱，将这些青春貌美，鲜活高丽的小女子，一一送出履道里他的公馆，垂泪而别。因此，在放遣诸妓以前，年近古稀的老爷子，欲望未减，雄心不已，恐怕离不开这种“资嗜欲”和“延甲子”的壮阳药。
由于朝野上下求不死药的风气盛行，由于文人学士服强壮剂的时尚大兴，相对来说，因为服药而送命者也大有人在。七十岁时的白居易，有一首《思旧》诗，一下子让我们看到，至少他的朋友，如元稹，如杜元颍，如崔群，如韩愈，耽迷斯道而撒手西去，成为不死药的牺牲品，从此人鬼异途，阴阳阻隔。这位老人家不禁为自己幸而解散了私家堂会班子，放走那几位小姐，而能苟存下来，自然要额手称庆的了。
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
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
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
微之炼秋古，未老身溘然。
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