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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资格都不具备。
这位诗人，被虐杀的痛苦程度，在中国非正常死亡的文人中，大概要算头一份了。我至今弄不懂赵炅出于什么动机，要如此狠毒地收拾他？一定要用牵机药将李煜一点一滴地耗死？想来想去，惟一的原因大概就是女人了，谁叫李煜有一个美艳绝伦的小周后呢？就是那首《菩萨蛮》中“花明月暗笼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的昭惠后之妹。她太爱这位诗人了，追随到汴京后，偏偏被行伍出身的宋太宗相中了。经常一顶翠轿，将她抬进大内，一住旬日，才放回来。
倘非如此，就是他的诗写得太好，遭到嫉恨了。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凡皇帝，都有爱做诗的毛病，有点墨水者写，胸无点墨者也写。连还未坐稳龙椅的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革命同志，也会诌两句顺口溜，让人笑煞。亭长刘邦，当上皇帝后，居然无师自通，吼出来“大风起兮云飞扬”，那挺胸凸肚的场面，一定很滑稽。
（）
于是，我觉得那个科西嘉小个子相当可爱，也许他只写情书，不做诗，便对诗人有了一份雅量，一份宽容，让他们跟骡马一队回来，不至冻死在西伯利亚。如果想到耶稣也是诞生在马槽里的话，说明波拿巴还是很高看这些拿着竖琴的天使。中国皇帝患有诗癖者，都觉得自己是块料，坏就坏在赵氏兄弟，偏偏也会写两句歪诗，所以，对写得比自己好的李煜，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于是，连违命侯都当不成了。
王铚《默记》载：徐铉原为南唐李煜臣属，归宋后任给事中职，一天，赵炅对他说，何不见见你的旧主子？于是，徐铉奉太宗命往见。“顷之，李主纱帽道袍而出，铉下拜，遽下阶，引其衣以上。铉辞宾主，李主曰，‘今日又安有此礼？’铉引椅稍偏，乃敢坐。李默默不语，久之，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铉既出，有旨召对，铉不敢隐，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牵机药者，服之头足相就前却，有如牵机状也。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故致祸云。”
诗人死在了他的诗上，这就是做皇帝的诗人，和不做皇帝的诗人，都有可能遇到的下场。但是，李煜不玩政治，不握权杖，不做皇帝，多活上几年，会给文学史创造多少绝妙好诗啊！
皇帝有闲情逸致，是可以当一回诗人的。但真正的诗人，决不能当皇帝。李煜是至“真”之性的诗人，他只能做诗，只能燃烧自己的生命，去创造人间绝唱。虽然他活得窝囊，死得痛苦，虽然他未能给这个世界上更多的诗，但是，他的名字，就是诗和美的同义词，他的作品，就是汉语言臻于精绝的顶峰。
只要还有人类存在，他的诗，会永远被吟哦，因此，他也得到了不朽。
张居正始末（1）
一提张居正，马上就会想到他在明代后期所推行的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作为明神宗朱翊钧的首辅，达十年之久，是个有作为，具谋略，通权术的大政治家。张居正的改革，了不起，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但对他这种太厉害的人，绝无好感。凡强人，都具有一点使人讨厌的“侵略性”，他总要求你如何如何，而你不能希望他如何如何，大树底下不长草，最好敬而远之。
明代不设宰相，朱元璋定下的规矩。这位独裁者要求高度集权，只挑几个大学士为其辅佐。在这些人中间，指定一个小组长，就是“首辅”。说到底，首辅其实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丞相，或首相。而张居正，是明代历朝中最具强势的首辅，在任期间，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因为朱翊钧十岁登基，相当一个高小五年级生，对于这位严肃的老师，敬畏之余，言听计从，是可想而知的。
记不得在哪儿看过这位改革家的肖像，是个不苟言笑，脸色阴鸷，目光严厉，神情冷峻的正人君子，大概没人敢对他说一声不，除非你不要命。但他在自家的府邸里，与他极钟爱，极标致的小娘子们，风流缠绵的时候，是不是也板着面孔，让美人儿也望而生畏呢？史无记载，就不敢悬拟了。
一般来讲，在中国，改革者取得成功，至少要具备下列三要素：
一、支持他进行改革的力量，必须足够强大，不至于轻易被扼杀；
二、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会有阻难，不至于难到进行不下去，半路上夭折；
三、改革者的道德品质即使有非议之处，不至于成为反对派使其落马的借口。
时下国产的电视连续剧，差不多以此为金科玉律，来写改革的。其实，真实生活远非如此，不是惊涛骇浪，艰难险阻，就是功亏一篑，全军覆没。哪像作家和编导所设想的，高峰护驾，破关斩将，美人青睐，春风得意，鱼与熊掌兼得呢？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十有九个都很命苦，得好果子吃者不多。也许张居正是惟一的幸运者，至少在他活着时，他让别人吃苦头，自己从没吃过任何苦头。倒霉，是他进了棺材以后的事。
我所以说他了不起，就因为张江陵是中国惟一没有什么阻难，顺风顺水的改革家。
他之没吃苦头，由于皇帝支持，而皇帝支持，又是皇太后和大内总管联手的结果。有这样三位一体的后台，他有什么怕的，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当然，不可能没有政敌，更不可能没有政治上的小人，但张居正是纵横捭阖的九段高手，在政坛上所向披靡，谁也不堪一击。小人，他更不在乎，因为他也是相当程度上的小人。
只有一次，他一生也就碰到这么一次，坐了点蜡，有点尴尬。因为其父死后，他若奔丧回去，丁忧三年，不但改革大业要泡汤，连他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都成问题。便讽示皇帝下令“夺情”，遂引发出来一场面折廷争的轩然大波，使心虚理亏的他，多少有些招架不住。最后他急了，又借皇帝的手，对这些捣乱分子推出午朝门外，按在地上打屁股，用“廷杖”，强行镇压了下去。
第一个屁股打得皮开肉绽，第二个屁股就会瑟缩颤抖，第三个屁股必然脚底板抹油开溜。他懂得，制造恐惧，从来是统治者最有效的威慑手段，操切专擅的张居正，把反对派整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他是个精通统治术的政治家，也是个冷面无情的政治家，为了目的，他敢于不择手段。
《明史》作者不得不认可他凶，认可他行，认可他有办法。“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虽万里之遥，朝下而夕举，自是政体为肃。”他所以要镇压反对派，是为了营造出推动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大环境，加之“通识时变，长于任事，不可谓非干济之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所以，在其手握极权的十年间，说张居正在统治着大明王朝，不算夸饰之词。他曾经私下里自诩：我不是“辅”，而是“摄”，休看这一字之差，表明他深知自己所拥有的政治能量。
张居正始末（2）
张居正稳居权力巅峰时，连万历也得视其脸色行事，这位年轻皇帝，只有加入与太后、首席大珰冯保组成的铁三角，悉力支持张居正。如此一来，宫廷内外，朝野上下，首辅还用得着在乎任何人吗？
众望所归的海瑞，大家期待委以重任，以挽救日见颓靡的世道人心，张居正置若罔闻，将其冷藏起来。文坛泰斗王世贞，与张同科出身，一齐考中进士，很巴结这位首辅，极想进入中枢，他婉拒了：“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劝他还是写他的锦绣文字去也了。与李贽齐名的何心隐，只是跟他龃龉了两句，后来，他发达了，他的党羽到底找了个借口，将何心隐收拾掉以讨他欢心，他也不觉不妥而心安理得。
所以，张居正毫无顾忌，放开手脚，对从头烂到脚的大明王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最为人称道的大举措，就是动员了朝野的大批人马，撤掉了不力的办事官员，镇压了反抗的地主豪强，剥夺了抵制的贵族特权，为推广“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一亩地一亩地地进行丈量。在一个效率奇低的封建社会里，在一个因循守旧的官僚体制中，他锲而不舍地调查了数年，立竿见影；收到实效，到底将缴赋纳税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壮举。
《广阳杂记》载：“蔡岷瞻曰：‘治天下必用申韩，守天下必用黄老，明则一帝，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可见世人对其评价之高。这项大清查运动，始终是史书肯定的大手笔。我一直想，张居正不死得那么早，再给他十年，二十年，将其改革进行到底，而且，万历未长到三十岁前，他还得辅政，这是太后的懿旨。或许中国将和欧洲老牌帝国如西班牙，如葡萄牙，如英吉利，在14世纪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也未可知。
我们从凌潦初的初刻、二刻《拍案惊奇》，就会发现其描写对象，已从传统的农耕社会，转移到城市，市井阶层和商人成为主角。这说明世界在变的同时，中国也在变，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经形成。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失败，错过了一次历史的转型期。
想到这里，不禁为张居正一叹，也为中国的命运一叹！
张居正一直清查到万历八年（1580），才得到了勘实的结果：天下田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十五年（1502）增加纳税田亩近三百万顷。这数字实在太惊人了，约计为二亿八千万亩的田地，竟成了地主豪强、王公贵族所强占隐漏，而逃避赋役的黑洞。经过这一次彻底清查，“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的现象，得以基本改变，整个国家的收入，陡增几近一点五倍。
改革是一柄双刃剑，成功的同时，张居正开罪的特权阶层，触犯的既得利益集团，统统成了他不共戴天的对立面。所以，他死后垮台，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如同雪崩式的不可收拾，这大概也是所有改革家都得付出的代价。
因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架构，犹如积木金字塔。塔尖坐着皇帝，下面则是层层叠叠支撑起来，保持相对稳定的各级官僚机构。任何触动，就有可能打乱这座塔的上下牵系，左右制约的平衡。所以，即使是不伤筋动骨的小改小革，也会受到求稳惧变的体制维护者的抵制。他们宁可这座金字塔哗啦啦地一个早晨垮塌，也不肯在垮台之前，进行最起码的修整和巩固。
在中国，流血的激烈革命，要比不流血的温和改良，更容易获得成功，就在于这些因循守旧、冥顽不化、拒新抗变、抵制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联起手来扼杀改良运动，简直小菜一碟。而一旦革命者磨刀霍霍而来，老爷们比猪羊还会驯服得多地伸出脖子挨宰。外国也如此，当巴斯底监狱大门轰然打开以后，那些贵族、骑士、名媛、命妇，不排着队向广场的断头台走去吗？
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从《明实录》的太仓存银数，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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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始末（3）
*年 *月*数量
隆庆六年（1572） 六月2，525，616两
十月2，833，850两 十一月4，385，875两
万历三年（1575） 四月4，813，600两 六月5，043，000两
万历五年（1577） 四月4，984，160两
（据樊树志《万历传》）
上列表格雄辩地证明，改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统治集团自我完善的必然，推行改革势必要带来的社会进步。但历史上很多志士仁人，还是要为其改革的努力，付出代价。往远看，秦国孝公变法，国家强大了，商鞅却遭到被车裂的命运；往近看，清末百日维新，唤起民众觉醒的同时，谭嗣同的脑袋，掉在了北京的菜市口。
幸运的张居正，他是死后才受到清算的，他活着，却是谁也扳不倒的超级强人，强到万历也要望其颜色。有一次，他给这位皇帝上课，万历念错了一个字音，读“勃”如“背”，他大声吼责：“当读‘勃’！”吓得皇帝面如土色，旁边侍候的臣属也大吃一惊，心想，张阁老，即使训斥儿子也不该如此声严色厉呀！所以，他活着一天，威风一天，加之年轻皇帝不得不依赖和不敢不支持的情况之下，满朝文武，都得听他的，谁敢说声不！
我在想，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以其勾结大珰冯保将其前任高拱赶出内阁的卑劣行径，会对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