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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低矮铁皮房屋还在,焦昆说都是原样,一点没有改动,只是换过铁皮顶,住着茶场工人。我数了数,一共三排,二三十间屋子。我拍了照,因为角度不好,怎么拍都不理想。焦昆感慨说,从前你根本无法想象,这里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外人根本不可能靠近,更不用说拍照。
我说你们知青初到美斯乐,有没有感到不能勾通?
焦昆笑笑回答:其实国民党残军也是人,而且是跟大陆人一样的中国人,所以并不可怕,我认为没有什么不能勾通。
我想起农场女知青失踪事件,就问认识或者知道一个曾经演过“白毛女”的女知青下落吗?
他费力地想了许久,然后摇头,表示不知道。
我有些失望,又问他:“文革”十年,究竟有多少知青流落到金三角?
焦昆耸耸肩,无法回答我的提问。我不期待他能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这已经成为一个永远封存的历史之谜,就像我采访过的所有人都对我摇头一样。
我说国民党残军对你们就那么信任,不怕你们受过共产党“赤化”教育?段希文就不怕知青在美斯乐造反,再搞一场“文化大革命”?
焦昆耐心地回答:意识形态对立没有那么重要。你想想,身在异国他乡,生存环境恶劣,都是没有根的中国人,命运漂泊,彼此需要对方,这是最重要的。加上国民党残军已经宣布放弃反攻大陆,所以对知青比较宽容。
我步步紧逼说,知青来到金三角,他们能反抗自己的命运吗?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充斥毒品和犯罪的社会大染缸,他们能够出于污泥而不染,保持完整独立的精神人格吗?在危害人类的最大魔鬼——毒品面前,知青将如何与狼共舞?
我看见这一串问题立刻像子弹一样击中了他。焦昆饱经沧桑的脸皮动了动,就像那种因疼痛而扯动的神经抽搐。过了一会儿,他才从胸腔里深深叹息一声,苦笑道:唉!……什么与狼共舞?狼就是狼,生来是狼崽子,还怕不会吃人吗?
我看见这个五十岁的男人说话时弯了腰,苍老得像个古稀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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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电话里同原昆明知青段学明认识的。
我在美塞(夜柿)的秦大力那里得到清莱梁玉飞的地址,又从梁玉飞处获得清迈赵小兰霍通夫妇的电话号码,后来我就辗转地与段学明联系上了。老段第一句话就问我:“你去了美斯乐,焦昆和杨飞还在那里吗?”
我肯定地回答了他。我说:“杨飞告诉我,有一位姓蒲的知青,叫蒲江,曾经也在美斯乐当过教师。他是云南宣威人,×××的侄儿,因为‘文革’期间邓小平受冲击,他就跑了金三角,你知道他下落吗?”
他在电话那头说:“听说是有这样一位蒲江,他回国了,当然只是听说而已。干部子弟都是落难公子,一旦老头子东山再起,重返天堂不是很正常吗?”
我问他:“听说你的牙齿受过伤,现在怎么样了?”
他说:“一定是焦昆讲的。老实说,泰国牙医技术不怎么样,我的假牙经常让我难受。”
我说:“你错怪焦昆了,我是从另外一个人那里知道的,一个女知青。”
他那边顿时没有了声音,一会儿才变得懒懒的腔调说:“是啊,她现在不错,真的不错。生意做大了,名气也大了,这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不过我见了她,还是要说,她的日子过得并不幸福。”
老段同一位金三角女知青有过一段生死恋情,直爱得天崩地裂地分了手,所以两人心里一直都忘不了对方。那天我们在电话里交谈了足足一个多小时,后来他在那头忽然大叫,说是火炉上的牛肉炖慈姑烧糊了,我才赶紧挂断电话。老实说,老段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豪爽、乐观、真挚、有激|情,在一个历经磨难的老知青身上,保留这些品质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后来我们终于在清迈见了面。老段在一家华文报馆当编辑,中等个子,皮肤晒得很黑,一头粗硬的卷发,穿件当地人的短袖布衫,乍一看像个资深华侨。他的家在市区一幢普通公寓楼里,两间住房,居室狭窄,陈设也简单,属于低收入和政府解困的范畴。太太是当地人,不会说汉话,而老段的泰国话则跟太太的中文差不多。我觉得奇怪,问他们这几十年怎么过来的,不交流么?老段一笑,淡淡地说:“什么交流呀?她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我的泰国名字叫差素提。是差素提跟她结婚,那个叫段学明的中国人么,还在一个人打独身。”
我心头一震,体会到其中难言的酸楚。我问他:“做编辑收入怎样?”
他摇头说:“这个国家,有两件事至高无上。一件是敬佛,另一件是做生意。我是华文编辑,报纸发行量有限,收入就少。太太做点小生意,这两年经济危机,生意难做,四个儿女都在读书,忙于养家糊口,这就是生活啊。”
我默然,也许生活本该如此。后来他教我喝炒米茶,把世界闻名的泰国稻米炒得黑糊糊的,再放少许红糖,兑米酒,总之我觉得像一味中药汤。我说:“恕我冒昧,听说你在从前第五军知青中算混得不错的,因为你是段希文侄儿。你能给我讲讲知青的故事么?”
他看看我,爽快地答应道:“这样吧,就算听故事,有些事情我也是听来的,至于你要怎么写,那是你的事情对不对?……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你提问好了。”
于是我们就彻夜长谈起来。身在宝藏的人,自己必然也是宝。我跟随他语言的指引,渐渐抵达历史深处。我不断提出问题,他则有问必答,我的采访本很快记满两本。后来我心情沉重地问他:“知青为什么要参与走私贩毒,他们不知道那是一种堕落和对人类的犯罪吗?他们最后的精神防线,也可以说是道德良心何在?”
老段回答:“这就是环境改造人呀!人能与社会抗争么?在国内,我们这代人都曾是狂热的红卫兵和知青,谁能例外?在金三角,任何人都不能逃脱另一种命运,那就是生存,为生存不择手段。”
我反驳说:“难道我们这些曾经有过革命理想,受过文明教育的一代知青,就甘心堕落到出卖灵魂,人性死灭而不察的地步?从前的革命理想教育,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王杰,都忘得干干净净,一笔勾消,一点作用也不起?他们搞窝里斗,互相残杀,并且心狠手毒,甚至比起贩毒集团也决不逊色,这究竟是为什么?”
老段长叹一声,我看见痛苦的眼泪从这个男人布满沧桑皱痕的脸上流下来。他说:“邓贤老弟,不瞒你说,我也常常这样扪心自问,有时半夜突然醒来,睡不着,就想起那些长眠地下的老知青,心里难过得不行。我们都是同龄人,我们所做的一切,今后都有历史为我们作证。可是历史为我们作什么证呢?证明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是文明教育么?证明我们的狂热、愚昧、野蛮和堕落是与生俱来的吗?我们灵魂已经下了地狱,因为我们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对人类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可是想想,这是我们的错么?但是我们自己就没有错么?……一想到过去那些可怕的岁月,我的心就缩紧了,我天天都要烧香,替那些已经进了地狱的老知青赎罪啊!”
我无声地流下眼泪,泪水模糊我的眼睛。人说男人的眼泪如金,如今两个男人泪如雨下,眼泪在洗涤一代人的灵魂污垢。
后来老段感慨说:“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同人谈过这样多话,因为没有人理解我的痛苦。在家里,我跟太太孩子常常要靠比划手势来交谈。今天初次见面,我一下子讲了这么多话,讲出来我觉得很快活,谢谢你。”
我们互相拍拍对方肩膀,男人之间,信任才是金子。我问老段:“你回过老家吗?”
他的笑容消失了,嘴角咧了咧,额头皱纹又连成一片。他说:“我想是回不去了。有些事,别人是无法理解的,不是不想回去,是回不去,有人替你付路费也不能回去。”
我不解,问为什么?他叹口气说:“……道理很简单,你们在外面混了几十年,有人混出模样,有头有脸地回去,那是展览人生,衣锦还乡,是考中状元,荣归故里,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如果你混得猪狗不如,一副落魄惨相,有什么脸面回去呢?还不如悄悄在你那狗窝里呆着。我常常怕想这件事,一想起就心疼,像刀子在割。不回去不肖,回去更不肖,鲜花从来为成功者而开放,这不是势利,是社会准则,是千古不变的硬道理。”
我突然明白,在金三角,许多老知青至今没有回过故乡,没有见过日思夜想的亲人。不是关山阻隔,也不是意识形态和国界的作用,而是在他们心中,或者说这个古老民族的心中,有许多障碍阻挡了他们的脚步。人心难逾啊!
后来我与老段遂成很好的朋友,常有书信往来。
许多年前,在我曾经考察过的美斯乐国民党残军总部,在那片遮天蔽日的树林深处,每年都要例行三、五军联席会议。随着与台湾关系疏远,两支兄弟队伍已经分道扬镖,就像两个分家的兄弟。这次李文焕带来一大摞过期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有各种传单和红头文件,这是情报人员在大陆边境搞来的珍贵情报。李文焕坐下来就说:“大陆闹‘文化大革命’,越闹越邪门,连国家主席都打倒了,那些元帅将军部长省长都挨斗争。到处打派仗,搞武斗,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学生下放农村。我真搞不懂,毛泽东是怎么想的?江山坐腻了?……要是早十年这样闹一闹,我们的日子也不至于这样难过。”
段希文笑道:“要是依李军长所言,再提早十年国共战争也不用打了,他们自己在延安就搞垮了。”
李文焕感慨说:“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你看那些位极人臣的大将军大元帅,远的不说,就是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在蒙自元江打败我们的那些共军将领,哪一个又有好下场?他们决然想不到,不是我们在战场上打败他们,而是他们自己搞垮自己。”
段希文问:“莫非李军长还想光复昆明?”
李文焕连忙摇头说:“台湾报纸说,照此下去要不了几年,共产党不打自垮,光复大陆只是迟早的事。我看他们大概忘记了,共产党还有五百万正规军和一千二百万民兵。谢天谢地,我倒不想做这种美梦,我那点人马,还不够共军打牙祭……不过共产党内讧,我们的日子会好过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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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扯了一会儿闲话,话题都离不开大陆形势。虽然国民党残军流浪金三角,为生存而战,但是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的一举一动还是牵扯他们的神经。段希文暗自叹口气,他前妻和儿女都在昆明,隔绝二十年了,不知道她们处境怎么样?
会议中途,钱运周低声向段希文报告,有一个从云南边境来的下放学生,名字叫段学明,口口声声自称总指挥侄儿,一定要面见总指挥。
段希文在脑子里飞快地搜索一阵,印象中竟没有一个叫段学明的侄儿,可是他抗战前就离开家乡,屈指算来已经三十多年,段姓在宜良是名门旺族,他不敢肯定自己有没有这样一个侄儿。于是他小声吩咐:“带他来见我。”
这是个面容瘦削的青年,只有十八九岁样子,个子不高,背却有些驼,穿一件蓝布中山装,那双不安的眼睛里,闪动着期待和惊恐的光。青年听说面前这个矮个子男人就是总指挥,立刻很激动地抽噎起来,哑着嗓子连叫几声“大表叔”。
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把彼此的本家和家族关系理清楚,青年的父亲是段希文姑姑的外侄,也姓段,但不是本家,也算沾着亲戚。大陆兵败之后,这是第一次有亲戚千里迢迢闯过国境来投奔他,这使他多少感到有些激动。侄儿在昆明念中学,对宜良段家的事知之不多,这又使他感到有些失望。他说:“你好好地在昆明念书,到边疆来干什么?”
侄儿恭敬地回答:“毛主席发表指示,全国大中学生都要上山下乡,到农村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段希文疑惑地问:“不念书了?”
侄儿诉苦说:“不念了,当一辈子农民。都觉得没有前途,灰心得很,所以我才跑过来找您家。”
段希文突然心中一动,仿佛听到一个喜讯,心中闪亮起来。他吩咐副官带侄儿去休息,自己回去开会。将领都在等他做指示,但是总指挥没有例行公事,而是先讲了这个段姓侄儿下乡当知青,千里迢迢来投奔他的事情。
“……各位请不要误会,我决不是说,我们反共游击队要改变方针,去做光复云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