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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还没等他动身，就接到省委办公厅的通知，说国务院一位副总理要来黄原视察工作，让他们做紧急接待准备。对一个地区来说，这是一件大事。
于是，田福军和呼正文直接住进了黄原宾馆，开始布置有关的接待事宜。第二天，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也赶到了黄原，和他们一块做准备工作。
生民在这方面是行家里手，在任上不知接待过多少中央首长，因此芝麻一行，茄子一行，安排得井井有序。在副总理到达的前一天，省委书记乔伯年也赶到了黄原。副总理的专机预定从北京起飞后，直接到黄原机场降落。
根据张生民的要求，在专机降落之前，大街上除清扫的一干二净外，从飞机场到宾馆的道路上，还间隔站了许多警察。警察一律是白手套，佩戴着不装子弹的手枪，肃立在街头。为了防止一些人闯进宾馆找中央首长告状，张生民还出主意将地区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也搬到了宾馆门口，专门做堵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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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点半，专机降落在黄原机场。省地领导分别陪同中央首长乘两辆中型面包车来到宾馆。跟随副总理来黄原视察工作的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另外，还有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常委高步杰。我们知道，高老是黄原原西县人，对家乡的建设一直很关心；他这次跟随副总理来黄原是大家预料中的事。
中午吃饭时，原来准备的山珍海味都没敢上。四菜一汤，只在中间摆了一盘装饰性的菜花。田福军坚持要让副总理尝尝本地出产的一种酒，但张生民吓的不敢再“越轨”。“不怕，由我给副总理解释！这是我们自产的东西，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田福军没有听从生民的意见。
副总理实际上是一个很随和的人。他个头高大，脸色黝黑，满头白发，如果不是穿了一套西装，倒象个种地的老农民。他说话鼻音很重，不时用手势加强语气的分量。吃午饭的时候，他倒首先把桌子上的酒瓶抓起看了看，说：“黄原还能酿酒啊？”
田福军赶忙说：“我们的酒在省里还小有名气哩，销量很不错！”
“好，让我来尝一杯黄原酒！”副总理爽快地说。张生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副总理喝了一杯酒，细细品咂了一会，说：“就是不错！有点西凤酒的风格，但要比西凤绵一些。”
这顿饭的主菜是大块子煮羊肉。副总理竟然豪爽地用手抓着吃，餐巾揉成一团，撂在旁边的桌子上。他的这种极随便的作风，使饭桌上的气氛立刻轻松起来。高老还不时和副总理开玩笑。
下午两点钟，中央和省地三级领导分别坐着中型面包车，到黄原市山区农村看了那里的一个养鸡场和另外两个村的“四法”种田。
离开最后一个村子时，副总理看村边的土场上有两个农民，就让车子停下来。
他走过去，在各级领导众目睽睽之下，和这两个老乡拉呱了一会家常，询问了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他问他们：“农民现在最需要什么？”老乡说：“最需要化肥！还需要自行车和缝纫机，不过，想要好的哩！”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副总理又扭头问这个乡的乡长：“你感到乡上现在什么工作最难搞？”这位乡长如实禀告：“计划生育最难搞！”副总理和大家都仰头大笑了。
在返回黄原的路上，一行人又看了一个集体办的小煤窑。副总理当场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一齐上开采煤炭资源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上面包车以后，副总理开玩笑对田福军说：“福军，你们应该设法让煤矿工人把脸洗干净嘛！”在大家的笑声中，高老说：“小煤窑条件差，工人洗澡很困难，他们自己开玩笑说，连他们老婆的肚皮都是黑的！”车上的人都笑得前伏后仰。
第二天上午，在宾馆二楼会议室里，由田福军主持，专员呼正文向副总理汇报了黄原地区几年来的工作情况。副总理对这个地区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尤其对“四法”种田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
他说，咱们国家是缺水国家，特别是北方，依靠灌溉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农业可以分为灌溉农业和旱作农业。旱作农业不靠灌溉，而靠改良土壤，保存天然雨水。“四法”种田正是旱作农业典范性的经验。
“你们是否可以在黄原开个全国性的旱作农业会议呢？当然主要是北方各省参加。”副总理对旁边农牧渔业部副部长说。
“我们很快着手准备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副部长把副总理的指示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当呼正文汇报到黄原地区老干部多，住房十分困难，而地区又没有资金解决的时候，副总理笑着说：“我很同情黄原！
让他想点办法吧！”他指了指国家计委的副主任。
副主任当场表态，给他们二百万元（不过，地区的同志们白高兴了一场，因为这笔钱后来都被省上有关部门卡走了）。副总理两天的视察完满地结束了。他给人们留下亲切的印象，离开了黄原。
送走副总理一行人之后，省委书记乔伯年又在黄原留了一天。中纪委常委高步杰老汉也没有随机回北京。
好机会！田福军和呼正文立刻把他们打算在北京开汇报会的想法，详细向乔书记和高老作了汇报。
高老说：“我早就让你们搞这样一个活动！乘我们这些老头还活着，给咱们黄原人民好好谋点福利！不怕！你们来！北京那里有我张罗哩！”
乔伯年也同意，并表示到时他一定去北京出席这个汇报会。
不过，乔伯年在黄原多留一天，是要和田福军单独谈一件重要的事——这事是有关田福军本人的工作调动问题。
下午，乔伯年在宾馆告诉田福军，中央组织部和省委决定，要调他任省委副书记兼省会所在地的市委书记。
当然，他的主要工作将在市上。田福军感到这个任命很突然。前不久，黄原就有这种传闻，当时中央组织部也来过了——不过，他以为是谁又写信把他告下了，中组部是来调查他问题的。这种任命在党内属于机密，想不到他还不知道，社会上就早传开了……“那么，黄原地区的班子呢？”田福军问乔书记。“由正文接替你的工作，世宽任行署专员。”
田福军沉默了一会，说：“那等我把北京汇报会开完后，再接替新的工作行不行？”
“那当然可以了！”省委书记说。
第二十九章
田福军对自己即将面临的新的使命，精神上没有任何准备。他感到紧张，甚至有点畏惧。他知道，他要咬的将是一颗硬核桃。省会所在市连同它管辖的郊县，人口达三四百万，占全省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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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中外闻名的大都市，他能领导好吗？他的主要工作经验是从领导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而这一套经验怎能适应了主要以工业和商业为主的大城市的工作？另外，年龄不饶人啊！他已经五十二岁了，体力和精力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但党命不可违。他得鼓足勇气，准备在新的岗位上接受严峻的考验。
在调动工作的正式文件下达之前，他全力以赴要把黄原的几件事办好。说实话，他对黄原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这不仅因为这里是生他养他的故乡，更主要的是，他在这块土地上抛洒过汗水，付出过心血。他个人和这里的一切都融合在了一起……
在布置了下半年全区的整党工作后，地区又协助农牧渔业部在这里召开了北方十五省（区）旱作农业会议。黄原很少开过这样规模的全国性会议，因此接待工作和为会议做的各种准备，着实让他们大伤了一番脑筋。
这个会一完，田福军立即着手北京汇报会的各项事宜。在此之前，认真负责的常务副专员冯世宽，已经为汇报会做了许多工作。汇报稿已被地委几个写材料“高手”草拟完毕。这个总共不到二十分钟的稿子，主要向关心黄原建设的中央首长汇报三中全会以来这个地区的变化。其中如实汇报：本地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先富起来”了；百分之十五的人还处于贫困状态中；其余的人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当然，重要的内容是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地委主管宣传的副书记还出点子搞了一个录像，说到时给中央领导和老首长们放一放，让他们有个直接印象。这个录像除拍摄了黄原改革方面一些好的变化外，大量展示了困难和落后的一面；画面上有毛驴驮水，中小学教室和一些县级医院破破烂烂的房屋设施。另外，准备汇报完毕后，要招待与会的首长们吃一顿黄原风味的饭。冯世宽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采纳了地委行署几个老顾问的“方案”，拟定吃南瓜、羊杂碎和软小米油糕。众人都认为很好，很有意义，很有特色。大约有眉目以后，田福军指示冯世宽在电话上向省委作个汇报。
省委接电话的是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生民当即告诉世宽，到时省委正副书记乔伯年、吴斌、石钟和省长汪昭义都要和他们一起去北京参加这个汇报会。在听了冯世宽对一些具体事的汇报后，张生民在电话中沉吟了一会，出主意说，地区去北京的所有同志都应该穿西装。
他指出，这样就可以向中央的同志们表示，虽然黄原是个贫穷落后地区，但干部们的精神状态都是属于改革型的！
冯世宽立刻把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关于穿西装的建议向田福军和专员呼正文作了汇报。这两个领导商量了一下，决定就按生民同志的意见办，指示冯世宽筹划这件事。
世宽这几年思想也解放了，加之他过去对这些形式上的工作就很有一手，因此立即有气派地打发两个干部到广州去订做了几套高级西装，花了约一万块钱。
田福军和呼正文并没意识到，这件事以后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他们当初并没穿西装的打算；恰恰相反，准备以老区艰苦朴素的面貌出现在北京。
只是生民同志的意见听起来又很有道理，因为才决定这么办了。黄原方面的事宜全部准备好以后，地委和行署就派冯世宽为首的先遣队，提前赶到北京，以便和高老一块筹办那里的事情。
因为还有七八天时间，田福军很快插空到黄原周围几个县转了一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带有告别的性质。直到临近动身去北京的前一天，他才返回黄原。
当天晚上，他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地区公安处一位副处长突然进了门。这是原西籍干部，也是他的老熟人。
田福军以为哪里发生了恶性案件，便紧张地等待这位副处长向他汇报案情。
副处长阎生华不是来汇报什么恶性案件的，他是来报喜的。他告诉地委书记：黄原地区公安处，已经被省上评为全省精神文明的先进集体了！
“这很好。地区公安处这几年确实做了许多工作。”田福军鼓励说。
“咱们地区的刑事案件，这几年一直保持全省最低程度！”生华有点自满地说。他接着还举了个例子：某偏僻村庄的村民外出赶集走亲戚从来不锁门，只挂上门关子，以防猎狗钻进去就行了；下地劳动，工具也不往家里拿，就在地里搁着；可多少年来，全村没有发生一次失盗事件……“这有点远古文明的味道。”田福军微笑着说。“你还有什么具体事？”阎生华一本正经坐在他对面，说：“既然咱们成了精神文明的先进集体，就应该好上加好，多做一些工作，我有个想法，不知……”阎生华迟疑地望了一眼田福军。“你说！”田福军有点烦。这位副处长如果要谈他的工作，本来应该去找分管政法的副书记。
阎生华见书记有耐心，就赶忙谈起了他自己有关精神文明的“想法”。他说：“近来，外面的坏风气传到黄原不少。比如，现在街上留长头发的青年越来越多，流里流气的，许多老同志都看不惯。我在处里是分管治安的，因此，我想派些人到街上去，劝说这些青年把头发剪短一些。咱们也不强迫！只是作说服工作……”
田福军惊讶地张开嘴巴，将这位副处长看了大半天，才说：“你再没个干的了？管这些事干啥嘛！头发长短和你公安处有何关系？精神文明不文明，其标志就是头发长短吗？老弟呀，现在都是我们这些短头发的人掌权；要是有一天留长头发的人掌了权，说我们这些留短头发的人不文明，不留长发不准许我们上街，我们该怎么办？人家留长头发，我们好办，拿剪子一剪就行了，可到时我们的短头发要往长留，那可是得一些日子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