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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最近忙得经常忘了吃饭。他开电话会；听汇报；整夜修改县政工组为他准备的现场会经验介绍报告。冯主任眼睛里布满红丝，宽阔的脸盘削瘦下来，平时整整齐齐的大背头这几天也顾不得梳理，乱蓬蓬地耷拉在额头上。县革委会上下几个院子里，到处都能听见他亢奋的声音在布置各项工作。
世宽和县革委会的其它领导人元旦都没有休息，开了整整一天会。最后决定他留在县城筹备地区现场会的召开，其余常委在元月二号就动身到各公社去检查农田基建大会战的情况，使得现场会到时能开得有声有色。
田福军和另外一位县革委会副主任张有智一块相跟着，去原西县的两个农田基建先进公社柳岔和石圪节检查工作——因为全地区的现场会准备重点参观这两个公社。完了以后，他们再顺路到另外几个公社跑几天。
田福军和张有智元月二日动身，坐着吉普车先去了柳岔公社。
柳岔公社由一个“新生事物”领导着。公社主任周文龙和石圪节公社主任白明川是高中的同班同学，也是同一年当了公社武装专干的。一九七二年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周文龙被推荐上了西北农学院。去年秋后毕业回来，他向县革委会写了申请书，说为了以实际行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要求回他家所在地柳岔大队当农民。县革委会大力支持这个“新生事物”，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给他赠送了一把铁锨和一套《毛选》。县革委会还决定，周文龙同志保持农民身份，但同时担任柳岔公社革委会主任。周文龙大学毕业当农民立刻成了一件轰动的新闻，不仅地区和省上的报纸大量宣传他，连《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报道了他的光荣事迹……
在接近吃午饭的时候，田福军和张有智来到周文龙领导的柳岔公社。柳岔公社的大门小，吉普车开不进去，就停在大门外的土场上。
福军和有智走进院子，里面没有什么声响，看见窑洞的门上都吊着锁子。大概所有的公社干部都到会战工地上去了。
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这公社的先进名不虚传。
田福军和张有智发现中间一孔窑的门没锁，听见里边有人说话——还好象听见有个妇女的哭啼声。
他俩走到这门口时，公社副主任刘志祥看见了他们，赶忙迎了出来。他俩看见就是有个农村妇女正坐在椅子上哭鼻子哩。
志祥很快把县上的两位副主任带到公社的客房里，又是倒茶，又是递烟，还拿铁钳子把炉子里的火捅得轰隆隆价响。志祥自己不抽纸烟，嘴里叼个旱烟锅子，披一领不挂面的老羊皮袄，四十来岁的人满脸皱纹，象个饱经风霜的老农民。田福军问他：“文龙呢？”
刘志祥说：“昨天夜里，羊湾村和贾家沟的两个民工偷跑了，文龙带着民兵小分队今早上出去捉人去了……”“民工怎偷跑了？”张有智问。
志祥说：“这是两个被劳教的民工，大概受不了工地上的王法，所以……”
“怎么？还有被劳教的民工哩？”田福军皱起眉头问刘志祥。
“可不是哩！周主任一上任，王法就硬了。现在会战工地上被劳教的农民有四五十个哩，都是从各村拉来的。”“为什么劳教这些人？”田福军问。
“唉！你两个是上级领导，我也不敢胡说……”刘志祥畏怯地低下头只管抽旱烟。
“不怕！你说！”张有智对刘志祥说。
“你说说情况，志祥！我和有智都了解你。”田福军也亲切地说。
刘志祥这才在鞋帮子上磕掉烟灰，说“其实照我看，都是些鸡毛蒜皮事！有的农民冬天没钱做棉衣，把口粮拿到黑市上卖了几个钱；有的是做了点小生意；还有的是对现在的某种政策不满意，发了几句牢骚……周主任说这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就把这些人拉到公社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劳教……”
“怎个‘劳教’法？”张有智问。
田福军扭过头对有智说：“去年有的公社就用上了这办法。让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民兵小分队拿枪照看着，也不给劳动报酬……”
刘志祥说：“周主任今年的王法比这要重得多！动不动就把人捆起来了，还给上刑法。贾家沟那个人的胳膊都打坏了，因此受不了这罪，就和羊湾村的那个民工一起跑了；羊湾村的这个人更惨，吊起打了半晚上，十个手指头都展不开，脊背黑青得象冻茄子一样……”
田福军抖着手点了一支烟，痛心地看了一眼张有智。张有智气愤地说：“这成了国民党了！”
刘志祥为张有智的这句话惊讶得嘴张了老大。他没想到县上的领导竟然也对文龙的做法不支持。他马上胆大地说：“就是的！现在农民见了我们公社干部，就象兔子见了鹰，怕得要命。你们说，农民什么时候怕过咱们共产党的干部嘛！”“是的，”田福军说，“过去战争年代，我们的干部不论走到哪里，老百姓都象自家人一样看待我们。现在我们这样整群众，这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呢？”
刘志祥又补充说：“文龙还一再强调，搞社会主义，搞农业学大寨，就要武上！要麻绳子加路线！三令五申不行，就用三令五绳！还提出要揭开盖子，拉出尖子，捅上刀子……”
田福军听完刘志祥的话，弯腰把手中的半截纸烟在砖地上弄灭，丢在一旁，抬起头说：“这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是这，志祥！咱吃过午饭就到你们工地上去看看，把被劳教的人都放了。民兵小分队撤回来，让他们到柳岔街上‘堵资本主义’去！等文龙回来，我们再和他上话……有智，你说呢？”
胖胖的张有智摸了摸自己的短头发，想了一下，说：“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不过，现在这形势，把人一放了事，怕说不过去。干脆这样！咱们也不说这些人没问题，但这些问题让他们通过政治夜校或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解决，不要再劳教这些人，让他们做个检查，再让大家批判一下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就行了……”张主任说着，就被他的这些话把自己先逗笑了。
刘志祥也笑了，说：“张主任这办法好。他文龙也不好说什么！”
田福军没笑，考虑了一下，也只好同意了有智的意见。这时，刘志祥突然叫道：“啊呀，你看我这人！光在这说话，都忘记给你两个安排饭了！叫我赶快到灶房去说一声！”刘志祥正准备走，田福军挡住他说：“志祥你不要忙饭！你也不要给我和有智专意安排，你们吃什么，我们随便吃一点就行了。等文龙回来，和他谈过以后，我们晚上争取再赶到石圪节去。罢了我们还要回柳岔来……”
张有智问刘志祥：“刚才你办公窑里那个妇女哭什么哩？”刘志祥说：“这是刘坪店来的一个民工，有妇女病，要请假回去，文龙不批准，她就又跑来找我。文龙不放话，我也不敢批准……”
“让她回去！”田福军说。
“那好！让我现在就过去让她走！”刘志祥说着就出去了。
不一会，那个妇女竟然哭得泪水满面跑过来，对田福军和张有智说：“啊呀呀，我咋盼到包文正了，我再一世都忘不了你们两个青天大老爷……”
田福军和张有智苦笑着，劝慰这个妇女赶快到医院去看她的病……
那妇女走后，刘志祥就带着他俩去隔壁公社灶上吃饭。
他们进入灶房后，见两个炊事员正忙着揭蒸笼。房子里还有一个胖老头，不象是炊事员，穿一身干净的中式黑卡叽布棉衣，头上拢一条新白毛巾，正拿着个大瓷碗，把菜锅里的肉片子挑拣着往自己的碗里捞。
刘志祥悄悄对县上的两位领导说：“这是文龙的父亲……一个钱也不掏，常到公社灶上来吃饭，比在他家里都随便……”
两位县上的领导惊讶地看着这位穿黑棉衣的农民，心里都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愤慨。周文龙限制别人的“资产阶级法权”，可他自己却搞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他把别的农民打得死去活来，却让自己的农民父亲一分钱也不出，在公社的锅里挑肥拣瘦地大吃二喝！
那位穿黑棉袄的“太上皇”如入无人之境般挖了一大碗肉片子，又抓了三个白蒸馍，自大地连灶房里所有的人都不看一眼，就昂着头出去了。在周文龙的父亲看来，柳岔公社就是他儿子的天下，他要怎样就可以怎样！
田福军和张有智很不舒服地在公社灶上匆匆吃完了饭，然后就和刘志祥一起去了公社的大会战工地。
会战工地在离公社五华里路的一条河上。全公社集中起两千多民工，在河两面的山上把土挖下来，打一个大土坝，企图把这条十华里长的河流整个拦截在这里。
田福军一行人来到工地时，正是民工们休息的时候，河两面的山坡上和河道中间的坝基上，到处都坐着人。高音喇叭不休息，正在广播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只有一个地方的人还在继续干活——这正是那些被劳教的民工。他们除过两顿饭，一整天都不准休息。他们周围蹲着几个扛枪的民兵，谁稍微站一下，民兵小分队的人就大声呵斥一阵。田福军他们走到一个帆布搭起的工地指挥部前面，刘志祥就大声喊叫公社的另一个副主任和武装专干过这边来。
这两个干部先后跑过来了，一看是县上的两个领导，赶忙上来握手问候，并扭过头吼叫人把茶水端过来！
田福军和张有智没让他们拿水，问这两个人：现在工地上还有多少被劳教的人？
这两个人回答说，本来有五十六个人，但昨晚上偷跑了两个，现在还有五十四人。
田福军对他们说：“过去把那些人都放了！让他们各回各村的民工连去！”
张有智立刻又补充说：“再不准搞这些名堂！农民有点错误，可以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就行了！”
这两个人显然急忙反应不过来。武装专干问：“是不是周主任决定的？”
刘志祥瞪了专干一眼，说：“这是县上的领导决定的！”
两个呆若木鸡的人这才明白过来：县上的领导比周主任的官大！
他们没敢再说二话，赶紧过去执行县领导的决定去了。这些被劳教的人员刚释放，整个工地一下子就沸腾了。人们立刻一传十，十传百，说县上来了两个主任，把“劳改队”解散了！
民工们马上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帆布蓬前涌来。
老百姓七嘴八舌向这两个“青天”告状，说他们如何吃不饱饭；如何劳累——白天干一天，晚上还要夜战，睡觉时间只有四、五个钟头，还又饿得睡不着！那些被释放的“犯人”更是象谢救命恩人一样扑到田福军和张有智跟前来，五十多个人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