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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还真没有想到扎西多吉的孙子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笑了笑说道：“一、它们充实了我国契约研究的文化宝库。我国是有着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文明古国，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私人土地的买卖、典当、租佃、招佃以及银钱借贷等，形成了大量的契约文献，这些文献既真实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同时本身也作为制约人们交易行为的特殊手段直接参与到经济生活中去，并发挥作用。这些东西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史学家们的重视，上个世纪90年代，各地契约文书的整理出版即成风气，徽洲文书以其数量和现模最为有名。
1993年以后相继有《微州千年契约文书》、《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等史料问世。这些资料都成了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文献，但这些契约主要都是反映汉族的情况。近年台湾学界也注意到契约文书研究的重要性，兴起编辑出版之风。为了研究汉族和当地土著民族的关系，他们已将大量平埔族的古文书整理刊印出来，比如台湾中央研究院，帜年出版的《台湾平埔族文献资料选集》（上下册）等。而我们大陆学者利用少数民族契约文书研究当地社会历史的发展还十分不够，苗契一书的出版，填补了这方面史料的空白和遗缺，为我国契约文化的研究充实了重要内容。 二、苗契具有民族学研究的珍贵价值。我国现存的大量契约文书，一般都产生在历史上文化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而且多为较先进的汉民族所签订。少数民族由于封建王朝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大多生活在偏僻山区，那里几乎与外界隔离，文化落后，经济发 展迟缓，他们留下的契约文书十分罕见。过去很多学者在研究中，注意和强调了汉族移民在开发西南地区中发挥的作用，而很少有人能站在当地少数民族的立场来说明他们在相对封闭环境中的生存状况及与外界的联系，他们社会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以及他们在这种变化中扮演的角色。除去一些观念认识上的问题外，文字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批苗契对于研究西南土著民族的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这批契约文书虽然是使用汉文签订的，却都是在苗族内部形成的，足可以真实反映苗族群众的经济活动和各种行为方式，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说明问题的依据。
三、可以对清朝及民国年间贵州锦屏地区苗族的经济生活有新的认识。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基本是以农立国，重农轻商，土地是人们追求的主要财富，所留契约大都是反映土地买卖、租佃关系的，而有关山林的契约却极少。这一是由于生长于崇山峻岭之中的林木，由于交通等关系，很难成为商品流通：再者人们如需用木材，都以砍伐自然林为主，很少有人工营造树林，大家并不签约，即有签约，林子砍完，成了荒山秃岭，契约也就没用了。林木生长周期长达数十年，不像农田一年一收，这种周期的差异，当然要影响到人们的经营和生活方式。
林木生长时间这么长，使人们很难以种植林木为生，我国历史上开荒砍伐山林之情况极为普遍，而较难见到现模性的人工造林，更难见林业上的租佃关系。贵洲清代生活在深山老林里的苗族同胞，靠山吃山，他们一方面要以自然的山林为生，一方面又为了维持、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经营栽培着林木，并由此形成一系列的买卖租佃关系，自然而然的防止着破坏性的开采，形成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这种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比只是单纯的政府行为要更有生命力。这些契约对研究清代以至民国期间苗族人民的特殊经济生活，对研究我国林业发展史都有重要意义，正好为我们从民族的、经济的、林业的多个方面提供了一批宝贵的原始资料。
四、对少数民族契约文献的收集有巨大的启示作用。契约文献可以算少数民族古籍的一种。我国一些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一些使用汉字，无论何种文字签订的契约，都反映了当时当地特定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状况，有着重要的文献学意义。现在这些东西已越来越少，一方面由于历史变迁，自然损毁，另外解放后，历经土改、文草，这些契约大都作为封建遗物被付之一炬，所存日见稀少。就笔者所知，还有其他一些民族有零星分散的契约档案存在，如维吾尔族、藏族等，都应尽快整理出版，作为重要资料保存，以利研究工作的开展。
扎西多吉的孙子听完李强的话，皱起眉头来考虑起来，不知道是在记这些东西还是在想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钟文秀看到小孩子这个模样，也忍不住娇笑起来，望着李强问道：“小强，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这个小孩子真的可以算是连你都认同的那种天才，而且还是最为复杂无聊和寂寞的考古上面的那种？”
李强点点头，望着钟文秀笑道：“文秀，不是我表扬他，就算是你的考古知识，我想你现在都是不能够和他相比的，要知道他对这方面的接受可不是一般的强啊！就连我都不得不佩服，他在考古这一方面的记忆力可以说是过目不忘，但是对于其他方面，就和其他的小孩子没有多大的区别，你认为这个天才怎么样？” 钟文秀听完李强的话，忍不住叫道：“还真是想不到，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怪物，只是我们出来得地方太少，所以才没有发现”，钟文秀说完才觉得说得不对，赶紧笑着对扎西多吉的孙子问道：“你李叔叔说的东西，你都记得了吗？”问完才一脸期待的望着扎西多吉的孙子，其实她还是不相信，有人能够随便记得别人说的话，而且还是一些无聊的东西，而且还是只能够记得这些东西，记不得其他的东西。
扎西多吉的孙子听完钟文秀的话，点点头笑着说道：“如果要我用原来的话说出来，我也没有办法说得出来，因为我感觉李叔叔在说这些东西的时候，身上有一种我没有的东西，而且还有一种自信是我没有的，我只是将他们的意思基本记得，以后如果谁再问我，契约到底是什么东西的话，我想我是不会错的”。 钟文秀也知道，扎西多吉的孙子说李强身上那种他没有的东西，正是一个上位者应该有的东西，不过还是笑了笑说道：“你这样都算是了不起了，因为一般人就算将那些东西一字不漏的记得下来，也是半点用都没有的，因为他们不会运用，而你则是不一样，你会将这些东西灵活的运用起来，姐姐也很佩服你啊！”
李强听完钟文秀的话，忍不住笑道：“文秀，你别一口一个姐姐的好不好，让我这个当叔叔的都不好意思了啊！”说完才对着扎西多吉的孙子笑道“你还是叫她阿姨吧！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叫她了”，说完不光是李强，全部的人都大笑起来，只有钟文秀一个人没有笑，只是恶狠狠的盯着李强。
第005卷
第473章 … 临走前也要礼物
钟文秀见大家都笑起来，马上就不满的说道：“有你这样教导小孩子的吗？我看起来就是年轻嘛！你自己看起来比我大，还不让别人那样叫我，你知道不知道，你这就叫做自私”，说完还假装生气的转过头去不理李强，李强看见后赶紧笑道：“是，是，是，我知道了，以后就让他们叫你姐姐，叫我叔叔好了吧！”
李强的话再次引起大笑的哄堂大笑，扎西多吉这才开口说道：“李主席，其实我觉得我的孙子不应该留在这里继续学习，因为我听他们说，如果我的儿子有这一方面的天分的话，应该提前就开始培养起来，我想把他送到专业的这种学校里面去深造，免得以后会后悔浪费这么多的时间，现在就是想听一听你的意见怎么样？” 李强听完扎西多吉的话，也开始仔细的考虑起来，毕竟这关系到的是一个未来天才的前途，仔细的想了很久才说道：“扎西多吉老爷子，你这样的话我并不认同，因为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专业培养这种人才的学校，你将他直接就送出去的话，只能够是拔苗助长，什么事情都要一步一步的来，最好还是给他找一个专业一点的老师，在业余的情况下给他补习一下，毕竟他现在要学的东西，可都是基础啊！”
钟文秀听完李强的话，也对着扎西多吉点点头说道：“小强说得没有错，就算他以后要走考古专业这一条路，现在的东西都是必须要的基础，不是说他在考古上面有多少的天分，没有这些基础是没有用的，就好像我们学的物理和化学是一样的，如果没有数学这些基础，这些东西我们也是不可能学得好的。”
虽然这些大人此刻都在讨论自己的事情，但是扎西多吉的孙子还是不高兴的说道：“李叔叔，姐姐，爷爷，你们就不要说我的事情了吧好吗？李叔叔马上就走了，我还有一些想要知道的东西，李叔叔，那么我们华夏现在到底还有些什么契约，就是重要一点的，不要像我们得到的那一张那样。”
李强听完笑起来说道：“好吧！现存的汉代契约原仵是在居延发现的，是居延汉简中的一部分。因之我之办居延汉代契约”。 居延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额济纳旗，西汉时属于张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辖区，东汉曾置张掖居延属国。这里在两汉时，一直是重要驻军区，近60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里采集或发掘到汉简约有３万余支。已公之于世的，是1930年由西北科学考察团掘得的一批，约有一万余支。劳干先生将这批汉简进行分类、考释，编成《居延汉简考释》一书，于1943年在四川南溪石印出版。194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再版。1962年，又在台湾出修订版。
华夏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汇辑这批汉简的图片，一律按原简号顺序，制成图版，并全部释文，编成《居延汉简甲乙编》，于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批汉简有年号的，“起自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迄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七年（公元31年）”＇1＇简中有十余仵契约。有年号的只有三件。最早的一仵为《西汉本始元年（前73年）居延陈长子卖官绔券》，最晚的一件为《西汉建昭二年（前37年）居延欧卖裘券》＇2＇。其他无年号的，有卖衣物、布匹契约，有卖田地契约，还有一些廪给凭证。这批契约的数量虽不多，但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批契约原仵，距今已有两干多年了。有了这批契约，我们才得知汉代契约的原貌，才有可能利用这秕契约对照文献资料，进行有关的研究。
现存的自魏晋至唐后期的契约，主要发现于新疆地区。此外，在甘肃敦煌也发现有唐代后期的契约。新疆地区出土这类契约的地点很多，我以地名契，可别为海尖契约、吐鲁番契约、龟兹契约、于阗契约等。
海头在罗布泊西岸，孔雀河南岸，为汉代楼兰旧地，魏晋时名海头，为西域长史府驻地。本世纪初，英人斯坦因三次深入新疆、甘肃内地，盗窃文物。其中的文书部分由法人沙畹整理出版。中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又据之分类、考释、编成《流沙坠简》一书行世。其中有一些比较完整的廪给凭证，为契约性质。年代最早者为三国魏景元四年（263年）的遗物，最晚者为西晋建兴十八年（330）的遗物。史实是西晋在建国时期，长江流域入进东晋时期。可是此时的今甘肃中西部和新疆一带，为原西晋凉洲剌史张氏世代统治着，史称前凉，继续沿用“建兴”年号至建兴四十九年。建兴十八年为十六国后赵建平元年，东晋咸和五年。
吐鲁番地区在汉代为车师前部地。这里的高昌城为汉、魏，晋几个朝代的戊己校尉驻地。公元327年，凉州统治者张氏在此置高昌郡，治高昌城。其后西凉，北凉因之。公元460年，柔然灭沮渠氏的北凉残余政权，立阀伯周办高昌王”。此后，张、马、麴诸氏相继在此称王，史称“高吕国”，都以高昌为都城。贞观十四年（640闻年），唐灭高弓国，以其地为
西洲，高昌城又为西州都督府驻地：他纪中卟以后，这里又是“西洲回鹊”（即“高昌回鹊”）的王城。由此看来，在千余年间，高吕城一直是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化遗存很多。近数十年来，这里屡有古文书出土。1959…1975年间，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在高昌古城遗址附近的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两村附近清理晋——唐墓葬近400座，发现了大批古文书，这就是为中外学者瞩目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现由唐长孺教授主持整理，已出版至第008册。其中有近劲200契约，种类丰富，有卖葡萄园、田地、房舍，奴婢、牲畜契约，有租田地、菜园、果树、葡萄园契约（包括习书），有借钱物契约，有雇佣契约，还有遗嘱文书等。少数尚完整，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残损，有的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