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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释迦牟尼还是一个王子的时候十分痛苦，因为他看到世间有很多人都非常的痛苦，他就在思考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会有痛苦，怎么样就可以让人不这样痛苦。他思考了很久得不到答案，直到有一天，他在两棵菩提树下突然大彻大悟，人之所以会有痛苦，那是因为人的**得不到满足才会有痛苦，那么如果人没有**就不会痛苦了。没有**，这就是佛教最初雏形的时候的教义。
可是就像杜睿说得那样，人怎么可能没有**呢？
可是让玄奘就此承认杜睿的观点，他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的，佛学毕竟是他一生的追求和理想，一个人怎能轻易放弃理想呢？
“居士对佛家怀有成见，且所言，不通，不通！”
杜睿闻言，笑道：“大师笑我不通，在下却要笑大师不明。”
玄奘面色微微一动，道：“贫僧如何不明！？”
杜睿道：“大师连何为佛都说不清楚，岂非不明！”
玄奘不禁有些急了，道：“居士此言，贫僧倒是要请教一番，居士且说说何为佛？”
杜睿淡淡一笑，道：“要说清楚何为佛，首先就要明白，佛教因何而起。”
玄奘问道：“居士且明言！”
杜睿接着道：“佛教以人的烦恼为起点，认为“烦恼和菩提不二”，正是因为烦恼使人思考，得到了追求解脱的动力。对客观实在的世界进行否定，但对意识的认识也不是肯定的，它不承认“我思故我在”，认为理性、思维和物质一样，是随生随灭，一切都在运动和变化，“诸行无常”，“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认识同样是靠不住的，用意识感知世界的实在只是暂时的，只有心之本体，要追求“本来不动”，要像金刚一样“坚、明、利”，做到充实、干净、巨大，这样才能把握自身，在这个世界“如幻、如阳焰、如梦、如水月、如响、如空花、如像、如光影、如变化事，如寻香城”的世界上站稳脚跟。首先从这一点上来说，佛就是不切实际的！说其存在是因为缘果，说其不存在也是因为缘果。”
玄奘不禁有些急了，道：“如居士所言，佛学岂不是没有存在的意义，都是水中花，井中月，虚无缥缈！”
杜睿接着道：“这倒也不是，佛教有一点，还是比较可贵的，那便是对自身的理论也具有批判精神，它破一切虚妄执著，“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它破“我执”，反对以我为中心，它破“法执”，反对以物质世界为中心。它认为，人的本体有同一性，所谓“随拈一法，无非法界，本来智慧觉照，与佛不二”，它肯定每一个人身上觉悟的力量，相信人有自救的能力，依在下看来，除了自救以外不能靠任何外来力量。那些号称有神通，能够渡人的“神僧”，在下看来不过就是些“野狐禅”。还有一点，就是佛劝人行善，不是要人执著于善恶，无非是认识到人自私自利的积习太深，所以用各种各样的戒律来束缚，用布施积德来改变，它的最终要求是“不思善、不思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要人从根本上破除主观的分别执著而归于客观的真实。
佛教的教育针对性也很强，它有很多觉悟方法，这当然是在长期的推广实践中形成的。在一开始主要有三个法门，对于因为生活的压力而被烦恼所束缚的，它要求做到“戒”，通过克制**达到内心的平静，对于生活比较干净，做到内心安乐了，它提出可以“禅定”，就是通过默想等方式使思绪不要在散逸，重新堕落烦恼，对于思想坚定，认识比较深刻透彻的人，就要讲究“慧”，要他生觉悟心，增加他的智慧，生悲悯心，去帮助他人。”
如今佛教度化世人的方法还很简单，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野蛮，不出世，便无法修行，无法得到圆满，但凡无法脱开尘世的，便直斥为生无慧根。
这一点在日后，佛教倒是有了不小的发展，对于有知识的人，有基本觉悟的，又舍不得下身边事物的，就取消出家的概念，讲究直指人心，以顿悟入道，这叫禅宗；有的文化才学不高，无法领悟长篇大论，就执持一句佛号，念念不忘，久而能所两忘，证入一心不乱，这叫净土宗；有的平时生活就比较严谨，追求纪律中的快乐，就要求精持禁戒，举止语默就合乎规律，久之就妄心不生，事理圆融，这叫律宗；有的有学术的爱好，就精研法相，深探妄源，转知成识，这叫唯识宗；有的追求神秘，就口持真言，手结印契，意作妙观，一心持咒，结印不散，就能改造无始以来的浮滑之气，得定开慧，这叫密宗。
总之，在漫长的岁月里，佛教形成了众多因人而异的教育方法。
玄奘糊涂了，杜睿一会儿批判佛家，一会儿又替佛家说好话，这让他无所适从，试探着问了一句：“如居士所言，岂不是说佛家有其存在的必要！？”
杜睿道：“确实有存在的必要，只是却需要大力改革，佛教在在认识论上是虚无的，是无中生有的，它以空无为起点，以空无为终点，但它是非常自信的，“天上地下，惟我独尊”，对现实世界是严厉的批判，它采取的是金刚怒目的姿态，它对恶有抵抗的态度，用狮子吼震撼世界的怒吼，对待自己有断肢割肉的坚忍。它参悟生死但不否定生的重要，不否定劳动的重要，它否定偶像崇拜，否定权威的作用，它尊重生命，提倡不杀生，要和自然和谐相处。
然而，佛教同天下的一切宗教一样，它有天生的不足和后来的流弊。佛教对于常人的难处，就是空有认识，而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认识不能持久，随念随生，明心见性的人，离生死尚远，遇到困难，未能做到不动心，所以“理可顿悟，事需渐修”。承认世界、意识的空无，就很容易地放弃了对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放弃了好奇心、求知欲，就放弃了人的伟大力量，这种认识只会使人回归到原始状态。
如果全世界人都彻悟了，世界也就结束了，如果有一部分彻悟了，有一部分有所领悟，有一部分没有领悟，那么佛教就会成为统治者统治世界的工具，变成鞭子、枷锁和麻药，变成保守势力，因此变得不可理喻。
即使是打入佛教内部的僧人，他们同样会出现分化，变得追求次序，追求利益和惟我独尊。一群僧人平时无所事事，就研究学术，假借释迦牟尼的名头，耗费了无数的心血，撰写了浩如烟海的任何人毕生都难以卒读的佛典，似乎写尽了天下万物的解脱术，然而实际效果却是布下了巨大的**阵，以辞害意，繁芜庞杂的理论掩盖了佛教悲天悯人的核心。它的众多派别，众多入门方法，暴露出作为佛教徒只能以空想，不知所云的辩论和莫名其妙的参悟来打发无聊的时光，特别是在以前的佛教盛行的天竺，僧人成为统治阶级，以传教的形式，宣扬因果报应，社会次序，完全违背了释迦牟尼的理论根基，它包含的神秘主义、参欢喜禅、搞完全的供奉，造成了无数的血案，给大量老百姓遭受巨大的痛苦，给世界带来极大的动荡，表现出令人厌恶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破坏性。”
玄奘听着，不禁冷汗淋漓，若是当真如杜睿所说的那样，佛家岂不是成了大罪人，度人不成，反而害人了。
“居士！佛家该如何？”
杜睿笑道：“此事大师何须问我，只要想想大师当年不畏艰险，只身前往天竺国求取真经是为了什么？”
玄奘道：“当年贫僧西行之时，中原百姓颇多困苦，民不聊生，因此上，贫僧便想着要前往西方我佛圣地，求取真经，已救世人，如今看来，贫僧所为，不过是荒谬罢了！既然佛家无用，贫僧还修来做什么！”
玄奘说着，不禁满脸的痛苦之色，一生的追求和理想就此破灭了，佛门不但不能普度众生，反而会成为害民的工具，这让他的内心极其悲苦。
杜睿忙道：“大师且不必如此，在下有一言，还请大师静听！佛家劝人向善，这是好的，却不该劝人与世无争，人生来就是要争，不争如何生存，当年大唐要是不争，天下的百姓恐怕到如今还苦困不堪，这是其一，劝人向善，却不劝人避世！”
杜睿等玄奘消化了一会儿，接着道：“其二便是劝人惩恶扬善，以累计功德，不修来世，只为今生！”
玄奘听着，频频点头，突然一阵明悟，抬头看着杜睿，道：“居士果然好心思，如此一来佛还是佛吗？”
杜睿笑道：“大师为中原的百姓，天下苍生，不惜置身险地，求取真经，难道就不能为了天下的百姓，苍生的福祉，将这佛教改上一改，既然能造福天下，大师又何必执着于佛性，即便不能大圆满，然只要大师能超脱这一切，将天下的业果，加与自身，这等大宏愿，岂不更好！”
玄奘再一次沉默了，修佛究竟是修自身，还是修天下苍生？
杜睿接着又道：“大师！难道想要看着魏周之事再现，使沙门横遭大难吗？”
玄奘一惊，看着杜睿，久久不能言语。
杜睿说说的魏周之事，便是当年北魏太武皇帝和北周武帝灭佛的旧事。
佛教自传入中土以来，曾几度辉煌。佛教最兴盛的时候是在南北朝时期。当时人们对佛教的狂热毫不亚于一场全国范围内对某些人的极端崇拜。如有人当着大众面前割取自己身上的肉去喂鸟，遍体流血却颜色不变，又有僧人自以铁钩挂体，燃点千灯，一日一夜，端坐不动。在这样的狂热下，那时的僧尼道众、庙宇寺院也是远多于现在，而且那时的僧尼还享有很多的特权。然而盛极必反，宗教也一样。
北魏太武皇帝之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魏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他还听信宰相崔浩的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魏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趁机劝魏太武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又北周武帝天和二年，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
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权臣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
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
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武帝不怕死后下地狱的威胁，于建德三年五月十五日，正式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四万，强迫三百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强国富民之上策”。
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灭佛有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也有佛教发展过剩，佛教徒骄奢淫欲的必然结果，杜睿说出这番话来，就是为了给玄奘法师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