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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辅是杜睿方才为杜学武取下的表字，从这个表字当中不难看出，杜睿对杜学武确实寄予厚望，希望他将来能成为大唐的辅弼之臣。
宝钗却不愿意听杜睿说这些，争辩道：“就算是加了冠礼又怎样！学武才十五岁，他还是个孩子，夫君你将他留在这里，难道就不为他的安全担心吗？夫君！如果你真的想要留一个儿子在澳洲道的话，你可以将学义，学桢他们两个选一个留在这里，他们都是学武的哥哥，如果当真要为国效力的话，他们最为哥哥更是责无旁贷！哪怕是将学理换来都行！就是不能将学武留下！”
杜学义和杜学桢是宝钗为杜睿生的儿子，在杜睿的子嗣当中排行第二和第三，两个人是双生子，和杜学武同岁，至于杜学理，则是宝钗为杜睿生下的第二十一子，如今不过九岁的年纪，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子。
杜睿看着宝钗道：“宝钗！你方才说学武还小，难道学义他们就不小了吗？而且学义和学桢两个根本就不是出仕的料，他们的志向在书法和绘画上，而且天分极高，将来必成大家，你将他们带来这里，那是害了他们！至于学理，他不过九岁，能做什么大事！”
杜学义和杜学桢在杜睿的众多子嗣当中，是最为另类的两个，对功名利禄完全不上心，按理说，他们虽然是滕妻所生，可是毕竟是杜睿的次子和三子，身上也有当年太宗皇帝蒙荫的爵位，可是对国家大事，功名利禄却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反倒是对书法和绘画极为感兴趣，杜睿也就投其所好，细心调教，如今兄弟两个在书法和绘画上虽然还尚显稚嫩，但是已经隐隐有大家风范了。
父母总是期望儿女能成才，有所作为的，杜睿自然也是一样，他记得前世曾看过明代作家冯梦龙的《醒世恒言》，其中有一段话一一种田不熟不如荒，养儿不孝不如无。
清代林则徐还曾提出了让儿孙自强自立，不能有所依赖的主张。他写了训子对联曰：“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损其过。”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训子联”最感人肺腑：“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rì，家祭无忘告乃翁。”诗人这首绝笔联抒发的爱国主义jīng神，与岳母给岳飞刺背上刺：“jīng忠报国”相映成辉。
清代诗人蒋心余有教子联曰：“宝贵无常，尔小子勿忘贫贱；圣贤可学，我清门但读读书。”他将这幅对联挂在祖宗牌两旁，要子孙孙永远记取不忘。
后世的教育家陶行知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他常劝孩子要少年勤奋学习，莫误好时光。他写了一首训子联曰：“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蹉跎悔歧路，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多少白发翁，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
这些情真意切的教子对联，底蕴厚重韵味长，或提导为人处事，或勉励勤奋求学，或促其养德积善，皆给后人树立了典范。少年儿童天真自然，犹如一张白纸，染于黑则黑，染于红则红。这话值得人们认真深思和细细品味。
对自己的子女，杜睿同样寄予厚望，平rì里的家教也极为严格，毕竟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一直以重视“家教”著称于世，古往今来的人们教育子女要修身明德，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杜睿前世也曾在书中看到过无数教子的故事，诸如诸葛亮教子“志当存高远”，诸葛亮一生为国为民，克己奉公，为后人树立了楷模。他教育子女要有远大的志向，五十四岁时给八岁的儿子诸葛瞻写了著名的《诫子书》，这既是诸葛亮一生经历的总结，更是他对子女的要求：“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告诫子女想要成为有道德修养的人，首先要静心静思，不断修身和自省；要自我约束，不放纵自己，培养高尚的品德和节cāo。不做到淡泊功名就不能有明确坚定的志向；不做到清心寡yù和心灵的洁净就不能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实现理想需要不断学习知识，只有静心、刻苦才能学到真知，没有坚定的意志就不能成功。
诸葛亮对子女寄予着厚望，他的子女后来都淡泊名利，忠心报国，为国家社稷做出贡献，这正是“宁静”、“致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还有宋代寇母教子“修身为万民”，北宋寇准自幼丧父，家境清贫，全靠母亲织布度rì，寇母常常于深夜一边纺纱一边教寇准读书，督导寇准苦学成材。后来寇准进京应试，得中进士。喜讯传达家乡，而此时，寇准的母亲正身患重病，临终时她将亲手画的一幅画交给家人刘妈，说：“寇准rì后必定做官，如果他有错处，你就把这幅画给他！”
后来，寇准做了宰相，为庆贺自己的生rì，他请来了两台戏班，准备宴请群僚。刘妈认为时机已到，便把寇母的画交给他。
寇准展开一看，见是一幅《寒窗课子图》，画幅上面写着一首诗：“孤灯课读苦含辛，望尔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
这赫然是母亲的遗训，寇准再三拜读，不觉泪如泉涌。于是立即撤去寿筵。此后洁身爱民，秉公无私，成为宋朝有名的贤相。
还有杜睿最为记忆犹新的徐勉教子，梁朝时中书令徐勉，一生身居高位，他严于律己，行事公正而谨慎，节俭不贪，不营置家产。平时所得的俸禄，大都分给了亲朋中的穷困者和贫苦百姓，因此家里没任何积蓄。他的门客和老朋友中有人劝他为后代置点产业，他回答说：“别人给子孙留下财产，我给子孙留下清白。子孙如有德能，他们自会创家业；如果他们不成材，即使我留下财产也没用。”
徐勉经常教导子女要重品行cāo守，他曾写信告诫儿子徐崧说：“我们家世代清廉，所以平常rì子过的清苦。至于置办产业这件事，从来就没有提及过，不仅仅是不经营而已。古人说：‘把整筐的黄金留给子孙，不如教他们攻读一门经书’。仔细研究这些言论，的确不是空话。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有自己的心愿，幸得遵奉古人这个教训去做，就不敢半途而废。自从我身居高位以来，将近三十年，一些门人和老朋友都极力劝我趁有职有权时见机行事，购置田园留给你们，我都拒绝未采纳。因为我认为只有将宝贵的清白遗给后代，才能让后人享用无穷。”
果然，徐勉的子女后来都成为远近闻名的贤士。
可以说家庭教育的特点是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由于孩子的可塑xìng大，所以对其品行的教育尤为重要。对于一时不能明白的道理，他们在实践中逐渐都会接触到，只有正确的引导才能使其走正。为人父母，总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女，其实不管给其多少财物都是身外之物，只有教其重德向善，才是为其长远和未来考虑，才能使其真正受益，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
杜睿也是如此，相对于子女的才学，杜睿更为看重的是杜睿的德行，至于他们的将来，杜睿家资巨富，倒也不曾想过让他的子女将杜家的门楣光大，因此平rì里在教导子女的时候，也是以疏导为主，子女对什么感兴趣，他就教什么，例如杜学文好武，杜睿便将自己的一身武艺，悉心传授，更教导兵法，至于杜学文将来能否成为一代名将，杜睿倒是从来不去想。
他一向都坚信，儿孙自有儿孙福，树大自直，如果因为他对子女的期望，给孩子们造成负担的话，反而不美。
宝钗自然也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都不是做大事的，不过她倒也从来不曾想过让自己的孩子将来出将入相，只要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宝钗也就由得他们去了。
见杜睿反驳了自己，宝钗显然也知道杜睿是打定了主意要将杜学武留下了，深sè不禁更是哀戚，道：“夫君！你只想着让学武在澳洲道磨砺一番，将来好做大事，可是你可曾为伊莎贝拉妹妹想过，她可就学武一个儿子啊！如果学武在澳洲道发生了什么事的话，你让伊莎贝拉妹妹怎么办！？”
杜睿闻言，心中也是一叹，他岂能没想过，他知道伊莎贝拉对杜学武的爱，可是杜学武资质极高，志向远大，杜睿实在是舍不得就此耽误了。
“我想伊莎贝拉会明白我的，正如仲辅自己方才所言，如果一生都在我的羽翼保护之下，他难成大事，纵然是有再大的志向又如何，不经历一番风雨磨砺，将来充其量也就是个富家公子，只能靠着杜睿的余荫过活！”
杜睿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像他前世曾在媒体上见过的那些官二代一样，仗着自家老子的威风，狐假虎威，为非作歹，作恶多端。
杜睿前世也并非是一个仇官的人，仗着自家老子权势，胡作为非的官二代的产生，当然也是多方面的，因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家天下和官本位的国度，官僚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也占据着社会最多的荣耀。
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可谓是源远流长。“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这些在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励志口头禅，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的真实写照。
但是同时，官僚也是政治的主导者，政务的cāo作者，所谓以吏为师，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的优劣，也依赖官僚制的效率。按官僚制的自身逻辑，这个制度，必须不断地从平民中汲取新生的优秀人士，以保证官僚制的效率，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xìng发展。所以，历朝历代，官员的选拔，一直都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
但是，中国又是一个以家族为核心价值的国度，官员和他的家族是利益攸关的共同体，做了官的人，有义务给自己的家族，当然包括后代带来好处，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的盛行。对部分掌握着公权力的官员来说，利用自己手中特权，可以名正言顺地安排自己的子女进入，并充分利用“隐xìng”的特权和潜规则，以多种方式帮助自己的子女发展。
平心而论，在一个正常的职业世界中，如果官员们没有特权，没有区别于其它社会群体更高的福利、地位和权力，那么，人人都能够平等享受社会职业所带来的生活乐趣，“官二代”子承父业也就不可能演变成一种“仇官”的社会心态。只有当“官二代”的成长，成为一种破坏社会公平和法治jīng神的官场体制或官场形态的时候，它才会触及社会最敏感的政治神经，并饱受舆论的指责。
杜睿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成为那样的人，甚至从一开始，他就在努力的改变这种现象，虽然说，一个国家，应该改变官本位的状况，逐渐把官本位变为民本位。
但是，在没有改变之前，zhèng fǔ绝对不应该强化这种时代的传统。即使仅仅出于保证从平民中汲取人才的需要，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也必须下大力气保障社会上升渠道的畅通。不至于让平民的jīng英，因没有上升渠道，永沉下僚，因而心生怨恨。而保障平民jīng英上升渠道的唯一办法，就是以国家之力，确立一个官员选拔的制度，并严格执行。同时，用制度保障一定比例的平民子弟的晋升。
从后世的世界各国来看，为了保证公民的机会平等，在法律上禁止zhèng fǔ机构中的裙带关系，以及官员为亲属开后门，建立官员回避制度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
如美国联邦法律禁止联邦官员雇用任命、推荐或提升自己的亲属到该官员所控制的任何机构或部门工作。它对“亲属”一词的解释涉及公务员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叔舅婶姨、侄甥、岳父母、婿媳、姻兄弟姐妹等。
印度等国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在公务人员的聘用及其晋升方面，在公务员的报考上，这些国家也没有对官员子女特殊照顾或网开一面的做法，相反，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或考核，使一批优秀的人才进入zhèng fǔ部门，保证国家机关内部的纯洁，则几乎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回避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消除zhèng fǔ内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以及近亲繁殖、任人唯亲的不正之风。
回过来再看如今的大唐，很显然科举制是华夏乃至世界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制度创新之一，它打破门阀制度，从平民阶层选拔优秀人才为国所用，是小农经济时代凝聚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
后世曾有人研究，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