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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世，说起内阁制度，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代议制下的内阁制度，西方的内阁制度与明朝的内阁制度看似相似，但这两者相同吗？答案是否定的，两者迥然不同。
首先，源泉不同。明朝的内阁制度是明太祖为了加强zhōng yāng集权，在废掉宰相一职，使六部直接听命于皇帝后逐渐形成的。而西方的内阁制度是在英国“光荣革命”以后，国王经常召集一些zhèng fǔ要员在一个小阁楼里开会而逐渐演变来的。
其次，土壤不同。中国自秦朝初步建立**主义zhōng yāng集权制度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这一制度基本为历朝历代所沿袭且不断得到加强与完善，人们的思想保守愚昧，封建**的思想根深蒂固，mín zhǔ的意识非常淡薄，所以明朝的内阁制度是在**主义的土壤中产生的，其xìng质也只能是一种封建**强化的政治制度。而西方早在希腊罗马时期政治mín zhǔ化就起步了，希腊城邦雅典，它的执政官是选出来的，公民大会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至于罗马，从共和国时期一直到后来帝国的崩溃，元老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这是西方议会制度的来源。奴隶制mín zhǔ尚且如此发达，何况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国家，近代的mín zhǔ政治思想文化更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正因为有这种mín zhǔ的土壤，西方的内阁制度也才具有浓重的mín zhǔsè彩，在其形成以后更是获得巨大成功。这也是民国初年把议会制、内阁制度从西方搬回来却不适合中国的原因了，因为在华夏大地上没有使其成功的土壤。
其次，身份和职责不同。明朝的内阁是皇帝旨意的执行人，是由皇帝任命的，所谓的阁员，内阁大学士不过是皇帝旨意的拟稿人而已，执行的是皇帝的命令。明代的内阁制度不是权力分化的结果，内阁成员既行使立法权、又拥有行政权，还行使司法权，而西方的内阁是由议会选举而形成的，执行的是议会的决议，代表议会、代表国家元首行使国家行政权，受到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制约，是三权分立的产物。
最后，植根之制度不同。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明代，中国在南方局部地区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几千年来中国一直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发展小农经济，所以这种新现的经济力量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制度下可谓太渺小了。
另外，几千年的传统使得所谓的“资本家”即便通过资本运营赚到了钱也不可能有几个人有意识去扩大再生产，而是落入一个怪圈，经商、赚钱、买地、收租、当地主，从而成为可能的资本家又变成了地主，毕竟，商人再有钱也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
同时，因为中国有先进的官员选拔考试制度一一科举制度，而使平民有参政的机会，所以根本不会有人去想：“通过革命实现自己的权利”，“去立法保障自己的权利”，还是怎么样。而一旦成为官员他们慢慢也就成为皇帝的忠实奴才了，而且入仕以后已经可以维护自己以及家族的既得利益，所以也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思考什么资本主义发展、使自己可以维护自己利益的问题了。
西方则不同，封建社会时期政权是被贵族阶层垄断，“资本家”即使再有钱也没有参政的资格和权利，只能在下议院发发牢sāo，对国家起不到任何作用，也不能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资产阶级的尊严随意被贵族践踏、利益被随意损害，为了参政、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才会去思考推翻封建制度、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政体。
但是资产阶级胜利之初，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开工厂的、还有农场主、倾向资本主义制度的世袭贵族，所以因为利益上的分歧也就有了争论，于是政党诞生了。
有了政党才使得现代内阁制度成为可能，当然近代的政党政治和唐代、明代的党争完全不一样，政治基础不同。
一个政党通过选举取得了组织zhèng fǔ的权力，不得不组织一些人来管理国家，根据职责分配国家的权力，通过对权力的控制和对国家的管理，“合法”地实现本阶级的利益了，西方的内阁制度在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与传统的mín zhǔ政治双重作用下应运而生！
相比于西方的内阁制度，在中国明代所形成的内阁制度未必就是落后的，至少以大唐目前的情况来看，借鉴明代的内阁制度，是更为适合的。
明代的内阁制度体系完整，模式固定。经过长期发展和不断完善，在明宣宗时期的政事处理形成了一整套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而最初时内阁地位较低，内阁的大学士从翰林院的侍读、侍讲学士、编修等人员中选用，后内阁地位不断提升，内阁大臣的选拔，一般从六部尚书或吏部侍郎等重要职位上选拔，到明世宗嘉靖年间，阁权进一步膨胀，阁臣不仅兼任六部尚书，而且兼署都察院，从而直接控制了部、院，由此形成了完整的内阁中枢体制。
当然杜睿也不会完全照搬照抄，至少历史已经证明了，明朝的内阁制度并非完美，明朝的内阁制度最大的弊端，首先就是内阁中阁臣数量不定，一般有首辅、次辅和几名其他内阁大臣，而首辅与其他阁臣往往没有明确的权力职责划分，权力、地位差距非常之大，以至于各阁臣往往为夺取、维持首辅地位而相互倾轧斗争，内阁争斗频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政局的不稳。例如严嵩与夏言、夏言与徐阶、徐阶与高拱、高拱与张居正之间为首辅宝座进行了激烈的争权夺利。
其次内阁的演变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意志。明朝的内阁制实际上就是封建社会zhōng yāng集权的极至发展与个人生理jīng力相对有限矛盾的调和，是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不堪承受这样集权理政的忙碌，而设计zhōng yāng政事处理制度。尽管明朝中后期大多数皇帝昏庸无道，但始终牢牢把持着国家的最高权柄，内阁不仅要受到皇帝亲信的司礼监太监的牵制，更始终屈服于皇权的重压之下。内阁和阁臣权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对阁臣的信任程度和对其票拟的采纳程度。张居正之后，内阁渐渐失去皇帝的信任，内阁权力大减。
杜睿当然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所设立的内阁之中，首辅与内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关系是被明确规定下来的，首辅享有最大的权利，但同时要接受内阁成员的监督，而内阁成员之间的权利划分也是相当明确的。
同时内阁成员的诞生，虽然来源于皇帝的直接认命，但是人员构成却同样有着严格的规定，必须是来自于三省六部的长官，而三省六部的长官轮替，则掌控在内阁的手中，这样一来就可以形成一种良xìng循环，不至于使内阁沦为皇帝手中的玩物。
杜睿设立内阁，首先为的就是限制皇权，皇权不断的被放大，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将整个国家都拖入崩溃。
在限制皇权的同时，还要限制相权，也就是杜睿自己手中的权利，当然受限制的不会是他，眼下杜睿要改革，需要的是绝对的权利，他制定规则，所要限制的是他的后来者。
杜睿没有永远的生命，他必须为以后考虑，杜睿可不想在他所制定的制度下出现一个没有人可以约束的独。裁者。
杜睿历经三朝，年岁不大，但是论资历，却是众人当中最强的，特别是杜睿主持贞观变法，再加上这些年来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即便是这些年不在朝中，他的威望也是无人能比的，看他那淡定的神情，从容的样子，还身上强大的气场，无不宣示着他才是掌握着这里最强声音的人。
众人都等着杜睿率先发言，杜睿身为内阁首辅，内阁的每次会议都要由他来开场，这也是一种权利。
杜睿首先拿出一叠曲线图表，让吏属分发给在坐的重臣，这样的图表谁都没见过，都不禁有些疑惑，更觉得新奇，上面虽然也有些标注，但是没有杜睿的解说，究竟是做什么用的，他们也不大清楚。
杜睿开口，先说了些场面话：“诸位同僚，洪武开年，圣上年幼，尚且不能主政，本官受先帝托孤之重，又受圣上信重，托付国事，诸位也同本官一样，深受皇恩，当同心协力，辅佐圣上！”
众臣工闻言，纷纷应诺，他们这些人中，大半都是杜睿的弟子，余下的也多是杜睿提拔起来的，除了礼部尚书李璟恒这个皇室中人外，都以杜睿马首是瞻。
杜睿接着又道：“新年伊始，我大唐重中之重，还是经济发展，诸位请看，本官细细分析了一番近年来我朝税负的细情，这图表下面横向的代表年份，左边纵向的代表商税的多少，而根据每年商税多少连起来的这线曲线，就代表着大唐开国以来的经济波动情况。”
杜睿绘制的这张曲线图非常简单，经过杜睿的解说之后，众臣也都看明白了。
他们虽然觉得简便，但是杜睿要将这些数据统计出来，并且还有绘制成图，这其中要求多大的工作量，也只有杜睿自己知道了。
“还有这两份图表，一份是我朝各年份军队数量的增减情况，还有一份是我朝历年的灾害大致情况。”
一众大臣仔细的看着这三份图表，许久没说话，神情若有所思。
李璟恒率先问道：“首辅大人让我等看这几份图表，究竟想说明些什么？”
杜睿点点头答道：“劳长沙郡王动问，从这三份图表中，想必各位已经看出，我大唐的经济，与军事、灾害有着密切的关联。”
户部尚书高智周微微颔首道：“恩师说得不错，但凡灾荒之年，对经济民生影响巨大。”
杜睿吩咐人将三幅图都挂在墙上，接着道：“诸位请细看，我朝军队数量及战争的那份曲线图，可是与经济波动的曲线图颇为相似？以前我们通常认为，军队和战争都是国家经济的拖累，但从这几份图表看来却不尽然如此，大唐的军队数量，从高祖武德年间开始不断增长，到高宗永徽年间与大食开战时达到顶峰，各位再细看，我朝的经济并没有随着军队数量、战争数量的增长被拖垮，相反，商税岁入是随着军队及战争的数量增长而增长的，两者之间就好像是一对孪生兄弟。而近些年，虽然没有战争，但是因为先帝增强武备，经济同样是在发展，特别是前段时间扩充禁军，经济发展更是攀上了一个高峰！商税达到了上半年的总和！”
商税收入代表着国家的经济繁荣程度，这是不用怀疑的，自打杜睿在贞观年间变法之后，商税就已经成了大唐的税赋的重中之重了，杜睿这番话有图表为证，谁也反驳不了。
杜睿接着又道：“军队数量的增加，以及战争期间，我朝经济反而会变得更繁荣。这一点从图表上已经清晰地反映出来。本官细细想来，略有所得，说出来若有不当之处，再请各位指证，首先，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与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市场商品的交易量，以及流通速度的快慢。我朝军队主要是以实物供给，军队数量增加之后，实物需要随之增加，朝廷每年为此支出的平均数为一万万贯，而这笔支出大部用于采购军须用品。这实际上就给市场创造了庞大的商品需求，无数的物资向军队汇集，而这个汇集的过程，也就是交易的过程，无数的商人和百姓从中获利，进而推动的大唐商品经济的繁荣。而我朝大部分百姓靠农耕为生，平rì里大都是自给自足，只有少量的生活必须品，如盐、茶、农具等，才需要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易。在这种情况下，农耕百姓虽多，但对市场的商品交易的活跃程度起不到关键作用。因此军须品的采购，对大唐经济的促进作用就突显了出来，直接影响到我朝的经济繁荣程度，简单来说就是，朝廷花钱采办军需，商人获利，而随着交易量的增加，他们所要上缴的商税就越大，当然大部分的钱还是被商家赚取了，但是他们赚了钱，却用这笔钱来扩大商业规模，同样给朝廷带来了更多的税收。以前，大家总是以为国库中藏的钱越多，国家就越富强，从直观的角度来说，国家不富强，国库就不可能盈余这么多钱，这一点没错。但是，国家有钱了，是不是尽量存在国库里不花才是对的呢？很显然，这是不对的。从本官统计的这几份图表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家花的钱越多，经济也越繁荣，而经济的繁荣，又进一步带给国家更多的财税收入，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