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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宋时期，起义农民的经济思想是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唐末起义农民就提出过“均平”的要求。
等贵贱是针对封建等级差别提出来的，均贫富是针对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所形成的财富分配不均提出来的。
“等贵贱、均贫富”思想否定了那种维护封建制度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观。两宋时期，地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的垦田，使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代人佣耕的“客户”；同时，皇族、官僚、僧尼和道士都享有免役的特权，使农民遭受沉重的田租和赋役剥削，社会的贫富悬殊与贵贱差别成了强烈的对照。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就产生了起义农民“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
北宋末南宋初，钟相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内部互称“爷儿”，体现不分贵贱的平等关系。对官吏、豪富之家，则坚决镇压，并通过“劫财”剥夺富室财物以实现“均贫富”的主张。虽然起义军还没有明确提出均平土地的要求，但实际上已经有过分占田主土地的行动。
贫富差距的问题无论在任何年代都会逐渐的成为影响人们社会行为的深层次因素，成为公众高度不满的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
首先，贫富差距问题影响社会心理稳定。社会心理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而贫富差距问题是影响社会心理稳定的一个根源xìng问题。
在任何时代，贫富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都不是社会成员能力的差异和努力程度的不同而形成的，而更多的是由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各种非法致富行为等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所造成的。由于华夏传统文化的原因，很多人可以接受低水平的“平均主义”，不易接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对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接受和承受能力有限。因此，在心理上所感受到的“贫富差距”比事实上的“贫富差距”要大的多，为此而产生的强烈的不公平感，滋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引发社会心理失衡。
并且，相当多的人对于“富人”具有敌视态度，对于“富人”的评价和印象非常不好。
贫富差距问题不单单影响人们的心理，而且还会影响社会秩序，特别是会诱发违法犯罪活动，危害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恶化社会治安形势。
当贫困者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藐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因为作为藐视社会秩序最极端表现的“犯罪行为”也随着赤贫现象的增长而增长。
贫富差距问题还影响着社会结构，容易导致社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过大的严重危害在于生成了一个失衡的社会结构一一金字塔的社会结构。
在这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中，极少数上层富人占据社会总量的比例过高，生活比较富裕的中间阶层人数较少，占有社会财富总量的份量较低，而生活贫穷的下层阶层人数占社会总人口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占有社会财富总量的份量只占极少一部分。
如果任由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更会加剧这种不均衡的状态，导致社会结构rì趋畸形化，富有人阶层与贫穷阶层形成严重对立，甚至引发社会动乱与动荡。
最后，贫富差距问题影响社会制度的公正和权威，削弱国家的凝聚力，严重甚至会危害国家安全和统一。
社会制度是一个社会赖以运行的规则体系。贫富差距过大形成的原因与机制不公平、不合理将使社会制度的公正xìng和权威xìng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严重时甚至会破坏社会的根本制度，危机国家政权和国家统一。
很多普通公民仇富的主要对象是zhèng fǔ官员，这不得不说某些zhèng fǔ官员的**行为已经造成非常不良的影响，在公众的心理埋下了不信任zhèng fǔ的种子，如果任由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那么这种仇视现象会越来越严重，那么这样非常容易引起百姓与zhèng fǔ之间的冲突，这样一来对于国家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负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在社会动荡时期，一旦爆发起义，那些担任着官职的官员，都会成为起义军首先打击对象的原因。
就目前大唐而言，随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仇富的心里也必然越来越浓烈，最终演变成一种阶级仇恨，纵观历朝历代，因生活无着揭竿而起的事例不胜枚举。
大唐立国之时，高祖李渊和太宗皇帝李世民，以及后来的高宗皇帝李承乾都崇尚节俭，但是这并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大唐承平已久，国家强盛，社会富庶，安定，那些官绅富户之家往往变得崇尚奢侈之风，甚至互相攀比。富者挥金如土，贫者三餐难继，身无立锥之地，贫富的差距使得大多数下层百姓感受不到皇家的恩德、朝廷的惠泽，而只会看到身边的富户奢侈的浪费，痛心疾首的同时，仇恨也就产生了。
既然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造成差距拉大的原因很多，仅靠单纯的、人为的强行缩小贫富差距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靠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背更多显现的还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才能抑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最终实现共富和谐。
一是正确处理劳动要素与其他要素参与分配的关系。构成生产的要素主要包括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劳动报酬应当在分配中处于基础的地位，但确立劳动在分配中的基础地位，并不否认资本、技术、管理在分配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是要在实践中把握好相互间的关系，使之协调一致，而不是相互抵触、相互矛盾。
二是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就目前市场主体而言，效率自然是第一位的；但作为zhèng fǔ，必须既重视效率又重视公平，两者不可偏废。在这个问题上，要注意防止绝对平均主义，简单地把分配中的公平理解为平均。
分配中的公平绝不是平均分配，而是按劳分配中的公平，谁多劳谁就多得。这样才能提高效xìng。
三是正确处理zhèng fǔ调控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处于基础调节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并不意味市场能够自发地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公平的问题。相反，完全按照市场调节，收入分配的差距只能不断扩大，不公平的问题只能越来越严重。
为此，必须反对“收入分配由市场决定”的观点。要不断强化zhèng fǔ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
四是税收调节，目前大唐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社会底层，这充分说明大唐财税制度的不合理，这也是贫富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想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就必须进一步健全税收制度。
这些都是杜睿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考虑的问题，虽然眼下大唐看上去风平浪静，国泰民安，但是如果任由这种贫富差距不断的扩大下去的话，最终唯一的结果就是社会不稳，江山动荡，社稷倾颓。
高智周接着道：“还是那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百姓连不饱、穿不暖，如何让他们对这个国家产生认同感？何况身边还有人在毫无节制的奢侈浪费，他们会怎么想？从另一个方面说，富户把钱财浪费在奢侈的生活上，对国家也极为不利，各位大人请想，富户花一万贯买一块宝石，仅能供他们自己观看赏玩，若是这一万贯用在投资生意上，这能给社会提供多少物资，又能给多少贫寒的百姓从业的机会。这和卖一块宝石相比，给社会带来的效益差别有多大？各位或许会想，富户有钱，怎么花是他们的zì yóu，这没错。但站在朝廷的角度来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百姓既然都是皇帝的臣子，难道不应该对他们的行为作些引导吗？让富者接济一下贫者，让大家都能生存下去，这就是圣上，是诸位大人的负责了。说了这么多，本官的意思就是对宝石、珠玉之类的奢侈品征收五成的消费税，以政策的形式，抑制这种奢侈之风。”
高智周说完，诸位阁员再一次陷入了沉默，就像上次杜睿提出财政预算一样，在坐的诸位大臣都需要时间来消化高智周的话。
话虽然是高智周说出来的，但是明眼人都不难看出，这项所谓的奢侈品征税的法案，还是杜睿的主意，不过是接着高智周的嘴说出来罢了。
过了好半晌，还是中书令阎立本发话了，他位居中书省，主要的职责就是立法，而手中掌握着权利，他就必须对每一项新法案，详细推敲，避免出现危害国家的现象。
“高大人！按你说来，征收这奢侈品消费税确实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但实际上此项税种却很难cāo作，你所说的这些奢侈品，价格通常都很高，而且价格变动非常大，它不象米粮布匹，市场上的价格通常都会稳定在一定的幅度内。比如同一块玉石，它可能卖一千贯，也可能卖一万贯，这全看购买者的喜好和眼光。购买者若是非常喜欢，又缺少眼光，本来价值一千贯的玉石卖出一万贯，甚至更高都也不奇怪。还有那些古玩字画，更是无法确定其价值，有的甚至可以被当成无价之宝。定义不了物品的价格，征收消费税也就必然混乱，具体的官吏在征税时，范围也容易被随意扩大，征收数额更无法确定。而且五成的奢侈品税也太高了些，那些富户注重的是享受，奢侈品的价值高，还要缴纳奢侈品税，他们大可以不去购买奢侈品，转而去酒楼、青楼去一掷万金，这算不算奢侈？要不要征税？”
杜睿在一旁听着，也不得不佩服这位老大人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出这么多问题，真是人老成jīng啊！
虽然在历史上阎立本成名是因为他的绘画，但是阎立本历经三朝，累次居于高位，得到高祖，太宗的赏识，其本身自然有他独到之处。
杜睿也不说话，而是看着高智周，想要看看他有没有可以解答的。
高智周不假思索，显然是早有准备，对阎立本拱手道：“下官先来回答阎大人的最后一个问道，下官以为，到酒楼、青楼去一掷万金，同样应该征税，朝廷可以给商家设定一个数额，比如一千贯，只要有人在酒楼、青楼一次花费超过一千费，就需要交纳消费税，另外就是阎大人提到了奢侈品价格高，价格浮动大的问题，下官以为，这些都可以慢慢想法加以规范，即便不能做到十分规范，但也不应因噎废食。设立奢侈品税只是一种对富户消费加以引导的税种，说白了也就是管人怎么花钱，防止富户过度奢侈浪费，有钱拿去经商，这对整个社会都有利，若是拿来买玉石珍玩自己观看赏玩，那就必须征收高额的消费税。此项税种对朝廷、对普通百姓、甚至对花钱的富户都是有利的。”
说一千道一万，高智周之所以这么用心，还是看到了钱，开征奢侈品消费税，户部又多了一条财源，容不得他不用心。
高智周的解答，杜睿听着，虽然不甚满意，但是却也不差了，有些事不能他全都解决了，也需要锻炼一下后辈，不然一旦他不在了，后继无人，到时候好主意，也会被人变成坏事。
在杜睿生活的前世，奢侈品消费税的税率在各个国家通常都非常高，在有些国家的税率甚至是商品总价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
就算眼下大唐朝廷不下手这么狠，只征百分之五十。但是正如方才阎立本所担心的，一块玉石若是卖一千贯，便征税五百贯，若是卖一万贯，便征税五千贯，这五百和五千可就差远了。而奢侈品却又往往是最难定价的，这确实给征税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但这点困难和它所带来的实际利益相比，又不算什么了！
大唐如今强盛至极，官绅富户生活上一向崇尚奢华，特别是开展海外贸易以来，那些来自海外的新奇奢侈品，每天的交易量动辄就是以千万计。
那些奢侈品如此昂贵，却还是有人趋之若鹜，可见大唐的官绅富户过的都是怎么的生活，社会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得市井空前繁华的同时，广大农村却非常凋弊。
基于这些原因，杜睿这才打定了主意，无论再困难，也有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开征奢侈品消费税，调控这种奢侈浪费之风。
杜睿见众人都不说话，便开口道：“各位大人，奢靡之风不可助长，奢侈品消费税不可不征，一旦开征奢侈品消费税，每年至少也能给朝廷带来数千万贯的收入。有了这笔钱，朝廷完全可以放弃农业税，从而减轻下层百姓的负担，给百姓更多的盈余，使他们在灾年时有更多的自保能力，朝廷可减少赈济的同时，也避免百姓因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