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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在1940年罗斯福之后，不是像布雷克这样的孤立主义分子，而是雷克斯福特，特格韦尔会当选为总统。”她平静的脸上映照着过往的车灯，栩栩如生，她的双眸变得很大，她一边说话一边做手势。
“他一定会积极地继续罗斯福反纳粹的政策。这样德国就不敢在1941年给予日本帮助。他们也就不会订立条约。你明白吗？”她转向坐在身边的怀丹，热切地倚靠着他的肩说，“那样的话德国和日本就会战败。”
他笑出了声。
她的目光紧盯着他，试图在他脸上发现什么…不可能找到什么，不论如何他没注意来往的车辆。她继续说：“这不是玩笑，情况很可能是那样，美国有能力把日本吞掉。并且……”
“怎么样？”他插嘴道。
“他把一切都挑明了。”她沉默了一会又说，“既然是虚构的形式，很自然，有相当大的虚构部分，我的意思是，为了消遣，否则人们不会读的。书中有人们感兴趣的主题，有两个年轻人，男孩是个美国军人。女孩很美，当然哕，特格韦尔总统相当精明，他知道日本人要干什么。”她连忙又说，“谈论这点没错，日本人会让它在太平洋领域流传开来。我晓得他们好多人都去看这本书，在日本本土很流行。它引起了许多话题。”
怀丹，马特森说：“听着，他是怎样处理珍珠港事件的？”
“特格韦尔总统很精明，他将所有的舰艇都开到海上，所以美国舰艇没遭损失。”
“我明白啦。”
“这就不是什么真正的珍珠港事件嘛。他们袭击珍珠港，而他们所得到的只是一些小船。”
“它叫《蝗虫》什么来着？”
“蝗虫在昏睡。这是《圣经》上的引语。”
“因为没有珍珠港日本被打败了。听着，日本完全可能取胜，即便不存在珍珠港事件。”
“书中说道，美国舰队阻止了日本占领菲律宾和澳大利亚。”
“他们完全可能占领的，因为日本人的舰队是一流的。我知道日本相当不错，在太平洋上显示它的优势是他们的使命。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走下坡路，盟国的每个国家在战争中都受到了道德和精神上的损伤。”
姑娘执拗地说：“如果德国没占领马耳他，邱吉尔就会一直掌权，领导英国走向胜利。”
“怎么胜利法？在什么地方？”
“在北非——邱吉尔最后会战胜隆美尔。”
怀丹·马特森大笑起来。
“书中说道：一旦英国击败隆美尔，他们会调集全军回师穿越土耳其，与俄军的残部会合，与俄军一道在伏尔加河的某个小镇进行抵抗，阻止德国向俄国东部进军。我们从未听说过这个小镇，但我查过地图它的确存在。”
“叫什么镇？”
“斯大林格勒。英国人在那儿改变了战争的趋势。因此在这本书中，隆美尔无法与从俄国溃败下来的冯·保卢斯的德军会合。记得吗？德军就绝无可能进入中东，获得所需的石油，或者直到进入印度像他们所干的那样与日军会合。而且——”
“在战略战术上根本就无法战胜欧文·隆美尔。”怀丹·马特森说，“不存在像这个家伙所梦想的战争，这个俄罗斯小镇区，英雄主义地冠以‘斯大林格勒’，没有什么行动能够阻止最后的结局；那是不可能改变的。听着，我见过隆美尔。1948年我在纽约经商时。”其实呢，他只是在白宫的招待会上远远地见过美国司令官。“了不起的人物，高贵的气派，举止得体。所以，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他来了劲儿。
莉达说：“这太可怕了，隆美尔将军被免职了，就由那个可怕的拉姆斯来接任，从那时起就开始了诸如谋杀和集中营什么的。”
“隆美尔当司令官时它们就有了。”
“但是——”她做着手势说，“那不是官方的。也许是那些秘密警察干的，可他不像那些人，他更像那些老派的普鲁士人。他很严厉……”
“我来告诉你是谁在美国确实干了好事，”怀丹·马特森说，“你知道是谁使美国经济复苏的，是阿伯特·斯皮尔，不是隆美尔，也不是托德集团。斯皮尔是纳粹党在北美用得最好的人，他使所有的商店、公司和工厂——各行各业都在一个有效的基础上重新运作起来。我真希望我们这里也全面开工——实事求是，我们在每个领域都有套人马在竞争，极大的浪费，没有什么比经济竞争更傻的事情。”
莉达说：“我不能在那些劳动营里生活，他们住的那些宿舍都有东方背景，我的一位女朋友就住在那，他们检查她的信件，一直到她从那里搬回这儿我才得知这件事。他们还得早上6点半起床练习管弦乐。”
“你会习惯的，你将有清洁的住处，适量的食品、娱乐、医疗，你要什么？啤酒加蛋？”
怀丹豪华的德国车静静地在旧金山凉凉的夜雾中穿行。
塔格米先生双腿交叉盘坐在地板上，手里端着杯乌龙茶。不时地吹吹茶冲着贝恩斯笑笑。
贝恩斯马上说：“你这儿太好了。在太平洋海岸这是个宁静的地方，和别的地方完全不同。”他没有明说。
“上帝对有觉醒迹象的人说。”塔格米咕哝道。
“说什么？”
“神谕，对不起，寻求一种简单的回答。”
收集羊毛，贝恩斯想，这是一种习惯语，他觉得好笑。
“我们真荒唐，”塔格米先生说。“因为我们靠一本五千年前的书活着。我们向它提问就好像它是活的似的。它真是活的，正如基督教《圣经》所言，许多书的确是活着的，不是以比喻的形式，而是以一种精神，你明白吗？”他审视着贝恩斯的面部表情。
贝恩斯谨慎地措辞道：“我对宗教了解不多，我这方面不擅长，我对我能胜任的事情多关注一点。”
其实，他对塔格米先生所说的话不甚明了。贝恩斯想我一定是累了。自从那天晚上我到这来以后，感觉自己非常渺小。什么都不了解，是个滑稽可笑的人物。这本五千年的书是什么？什么米老鼠手表，塔格米手中捧着的不易破碎的杯子……还有贝恩斯对面墙卜的大牛头又丑陋又吓人。
他突然问：“那是什么头？”
塔格米说：“那不过是种动物，一种很早以前维持土著居民生活的动物。”
“我知道了。”
“要我讲屠宰水牛的艺术吗？”塔格米先生边说边把杯子放在桌上站起身来。这是在他自己的家里，晚上，他穿着丝绸睡袍、拖鞋、白围巾。“我从这里坐火车出国，穿过山坳，去证实我收藏的1886年威彻斯特步枪。”他询问地扫了贝恩斯一眼，“你四处旅游吗，先生？”
“恐怕是的，”贝恩斯说，“对我来说有些晕头转向，有许多生意上的担忧……”他知道还有许多其他担忧，他头痛起来。他想知道在太平洋海岸是否可以找到IG止痛片。因为头痛时他常服这种药。
“我们对事物要充满信心，”塔格米先生说，“我们不可能知道答案，我们不可能自己预测未来。”
贝恩斯先生点点头。
“我妻子可能有治头痛的药，”塔格米道。看着贝恩斯取下眼镜擦擦额头说，“眼肌肉引起的头痛，请原谅。”随后鞠了躬就离开了房间。
我所需要的就是睡觉，贝恩斯想好好休息一晚，也许头就不会痛得厉害。他皱着眉头。
塔格米先生拿着药和一杯水回来，贝恩斯先生说：“我真的得对你说晚安，回房间去。但我想先谈点什么。假如你方便的话，我们可以明天再谈，你听说过另外还有第三方想参与我们讨论吗？”
塔格米先生脸上顿时显露出了惊奇，可一会儿就消失了，他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没有那个印象，当然不管怎么讲那都是很有趣的。”
“来自日本本土。”
“啊！”塔格米先生说。这次他一点也不惊奇了。完全控制住了。
“一位上了年纪的退休商人，”贝恩斯说，“他正在乘船旅行。现在他已经航行了两周，他对乘飞机旅行有点偏见。”
“古怪的老头。”塔格米先生说。
“他的兴趣一直使他保持对本土市场的了解。他会给我们提供信息，不管怎么说他要到旧金山来度假。这点并非很重要，但可以使我们的谈话更具体。”
“是的，”塔格米先生说。“他能纠正对本土市场的错误看法。我已经离开那儿两年了。”
“你是不是想给我药吃？”
塔格米一愣怔，低头看看，发现他仍拿着药和水：“对不起，这是特效药，唐人区中成药制药公司生产的。”他伸出手里的药说，“非习惯性结构。”
贝恩斯边准备服药边说：“那老头很可能会和贸易商团直接联系，我给你留下他的姓名，以免你公司的人把他拒之门外。我没见过他，但听说他有点聋，还有点古怪，我们想要确定的是，他会不会发脾气。”塔格米先生似乎都了解，“他喜欢杜鹃花，假如你派人和他谈上半小时杜鹃花，他会很高兴，然后我再安排开会。他的姓名，我把它写下来。”
吃完药，他拿出笔和纸。
“辛基诺·亚塔比先生。”塔格米接过纸条说了一遍。非常认真地把它放进了笔记本。
“还有一点。”
塔格米先生慢慢地啜着水，听着。
“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这老头——令人感到不解。他几乎80岁了，都快活到头了，他的几项投资都不成功。你知道吗？”
“他再也富不起来了，”塔格米先生说，“可能得了一份养老金。”
“正是这样，养老金少得可怜，因此他要通过各种途径赚钱。”
“有点触犯法令，”塔格米先生说，“日本政府和它的行政忌讳，我掌握了这个情况。由于和我们的商谈，这位老先生‘会得到一些生活津贴，他没有向养老局汇报。所以我们不要披露他的来访，他们只知道他是来度假的。”
贝恩斯先生说：“你真是老于世故。”
塔格米先生说：“这类事以前也发生过，我们的社会还该解决老年人问题，随着医疗制度的改进，会越来越多地遇到这种人。中国人教育我们要尊敬老人，然而，德国人却使我们忽略这方面的道德。我知道他们在杀害老年人。”
“德国人。”贝恩斯咕哝着，摸摸前额，药丸起作用了吗？他感到头有点昏。
“毫无疑问，因为你离开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所以和费思腾一欧罗巴罗有很多联系，比方说，你乘坐坦普霍福号火箭，一个人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吗？你是中立的。如果你愿意，请告诉我你的观点。”
贝恩斯先生问：“我不清楚你所说的态度指什么？”
“对老人、病人、弱者、残疾人和各种没有用的人的态度，一些盎格鲁一撒克逊哲学家常问‘新生儿有什么用’？我承认，求助于记忆，我思考了好多次。先生，一般来说，是没有用。”
贝恩斯先生轻轻咕哝了一句什么，听不清，态度暖昧，礼数周全。
塔格米先生说：“没有人应该为了他人的需要而成为工具，对不对？”他向前倾着说，“请告诉我你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的观点。”
“我不知道。”贝恩斯先生说。
“大战时，”塔格米先生说，“我在中国战区时是一名下级军官。在上海的虹口有帝国政府对犹太人进行战时安排的拘留所。联盟国要犹太人活着，但在上海的纳粹使节却要我们杀害犹太人。我回想起我对上级的回答。这是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他们都抵制这野蛮的要求。这件事我印象很深。”
“我知道。“贝恩斯先生嘀咕道。他想说服我吗？现在他警觉了，他一下子似乎聪明了许多。
塔格米先生说：“纳粹总是把犹太人当作亚洲人和非白人。先生，它的含义对日本的头面人物来说并没起作用，甚至在战时内阁中，我从来没和我所见过的德国人谈论过这点……”
贝恩斯先生打断道：“行啦，我不是德国人，所以我不会为德国人说话。”他站起身向门口走去，“我明天再和你讨论，请原谅，我不能用脑子了。”
但是，事实上，他的思想现在完全清楚了。他意识到得离开这儿。这个人把他推得太远。
“原谅我的狂热愚蠢。”塔格米先生说着去开门，“哲学上的纠葛使我看不清真实的人类生活。”他用日语叫了声，前门就开了。一个年轻的日本人出现在面前，微微地鞠了个躬，目光落在贝恩斯先生身上。
贝恩斯先生认为是来给他开车的。
他突然想起也许他在汉莎飞机上的狂热言论，那个叫什么洛兹的人可能会回到这里来。也许有某种联系。我但愿没和洛兹说什么。他后悔了，但为时太晚。
我不是那个人，根本不是，与此事无关。
但接着他又想到，一个瑞典人对洛兹说的，对了，没错，我实在是多虑了。习惯性地把过去的情况带进此情中，其实我有许多问题可以打开话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