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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演员凯文·麦卡锡和尼克·诺尔特也出席了聚会。
我的孩子和孙辈的后代没在场。那没关系，完全可以理解。那不是我的生日庆祝，我也不是被邀的贵宾。今晚的英雄是弗兰克·史密斯和基尔戈·特劳特。我的孩子们，还有孩子们的孩子们，还有其他的鱼要煎。①也许应该说我的孩子们和孩子们的孩子们还有其他的龙虾、蛤蜊、牡蛎、土豆、玉米棒要放在海带上一起蒸。
管他呢！
把事情办好！记住卡尔·巴鲁斯舅舅的话，把事情办好！
第六十三章
这不是一部哥特式的小说。①我有一个已故的朋友波顿·蒂尔，是个一流的南方作家。他南方地域观念非常强烈，不让出版商把征求书评的样本发至梅森—狄克森线以北。②他也用一个女性的笔名写哥特式小说。我问他哥特式小说的定义是什么。他说：“一个青年女子走入一幢老房子，吓得掉了裤子。”
那是我同他一起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作家组织——国际笔会时，他对我说的。
我们接着谈到德国小说家里奥波尔德·冯·扎赫尔—马佐赫③。在他上一世纪末的小说中，他发现受凌辱、受折磨能产生快感。由于他，现代语言中有了“马佐赫现象”这一词，或称为“受虐狂症”。
波顿不仅写严肃小说，写哥特式小说，他也创作乡村音乐。他在旅馆房间里放着一把吉他，告诉我他正在创作一首叫《我不在维也纳跳华尔兹舞》的歌。我很怀念他。我希望在海滨野餐会上有一个长得像波顿的人。两个背运的渔夫在离岸不远的一条小渔船上，长得酷似圣人斯坦利·洛利尔和奥利弗·暗代。
现实如此。
波顿和我讨论了诸如马佐赫和马奎斯·德·萨德①等作家，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引出了新的词汇。“萨德现象”，或译“虐待狂症”指的当然是给别人施加痛苦时获得的快感。
“萨德马佐赫现象”，或称“施虐受虐狂症”，指的是折磨别人、被别人折磨、自己折磨自己带来的快感。
波顿说，现在如果没有这些词语，就好像谈日常生活没有“啤酒”、“水”这类词汇一样，举步维艰。
在当代美国作家中，创造了新词汇而又不是著名变态佬的，我们惟一能列举的是约瑟夫·海勒②——他不是变态佬。他第一部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标题，在我手头的《伟伯斯特大学词典》中是这样定义的：“一种困境，其惟一解决方法受阻于困境自身的条件。”
值得一读！
我告诉波顿，一次采访中有人问海勒是否害怕死亡时，他是如何回答的。海勒说，他从来没有做齿根管手术的经历。他认识的许多人都做过这个手术。从他们告诉他的情况来看，海勒说，如果他也非做不可，他想他应该也能熬得住。
他说，他对待死亡的态度也是如此。
这使我想起乔治·肖伯纳的剧本——他的人工时震《重返玛土撒拉》中的一个场景。剧作全本演出长达十个小时！
最后一次全本演出是在我出生的一九二二年。
这个场景是：亚当和夏娃已经在伊甸园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正在富饶、和平、美丽的家园门口等待他们的主人上帝一年一度的来访。这样的造访迄今已有过几百次。在过去每一次来访时，他们都对他说，一切称心如意，他们感激不尽。
但是这一次，亚当和夏娃既紧张又害怕，但十分自豪。
他们有新的内容要对上帝说。于是上帝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亲切和蔼，高大魁梧，神采矍铄，精力旺盛，就像我开酿酒厂的外公阿尔伯特·里埃伯。他问他们是否还感到满意。
他以为他知道回答的内容，因为他尽其所能，创造了完美的世界。
亚当和夏娃比以前更深地相爱着，他们对上帝说，他们很喜欢这儿的生活，但是如果他们能知道最终的结局将是什么，他们就会更加热爱生活。
芝加哥这个城市比纽约好，因为芝加哥有胡同小道。
垃圾不会在路边堆积起来。送货车不会堵塞主要通道。
一九六六年我们都在依阿华大学作家班任教的时候，已故的美国小说家内尔森·阿尔格伦①对已故的智利小说家乔西·多诺索②说：“来自这么细，这么长的一个国家，感觉一定挺不错。”
你以为古代罗马人十分精明？看看他们记数的方法多么愚蠢。有一种理论认为，他们衰落、灭亡的原因是他们的水管道是铅制的。英语中管道plumbing的词根来自拉丁文plumbum意即“铅”。铅中毒会使人愚笨，使人懒惰。
你有什么借口？一段时间以前，一位女子给我写了一封多愁善感的信，因为她知道我也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也就是说，是个北方的民主党人。她怀孕了，想知道把一个无辜的孩子带人如此堕落的世界之中，是否明智之举。
我回答道，我活着并感到几乎值得活下去，是因为我遇到的那些圣人——那些无私而又有为的人。他们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亲爱的读者，也许你也可以成为她可爱的孩子将来能遇到的圣人。
我相信原罪。我也相信原德。四周看看！
陕锡普①认为她的丈夫苏格拉底是个笨蛋。蕾伊婶婶认为亚历克斯叔叔是个笨蛋。我母亲认为我父亲是个笨蛋。我的妻子认为我是个笨蛋。
我又成了疯狂的、被哄骗的、哭笑无常的孩子。迷惑、困顿和茫然。
基尔戈·特劳特在海滨野餐会上说，年轻人喜欢打枪战的电影，因为电影中的死亡一点儿也不痛苦，持枪人就如同“自由职业麻醉师”。洛利尔和哈代坐在小船上，离岸仅五十码远。
他多么快乐！他多么受人喜爱！他打扮入时，穿着原来属于佐尔顿·佩帕的装束：无尾夜礼服和熟丝衬衫，系着鲜红的腰带和领结。在他的套间里，我站在他身后为他系上领结，这就像我自己学会系领结前，我哥哥帮着我系的情景。
在海边，不管特劳特说些什么，都会引出笑声和掌声。
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他说在建造金字塔和石阵的年代，地球引力比较小，因此大石块能像沙发垫子一样扔来扔去。
大家都喜欢听，还让他继续讲。于是他引了《再吻我一次》中的一句话：“一个漂亮女人不可能一直像她容貌那样姣好，时间一长就原形毕露。叮儿——铃？”人们告诉他，他机智幽默，像奥斯卡·王尔德①！
要知道，在海滨野餐会之前，此人面对过人数最多的听众的场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当突前侦察兵时对炮兵连的情况报告。
“叮儿——铃！真是美妙之极！”他对我们大家说。
我从人群的最后面，用他的话对他喊：“特劳特先生，你得了病，但现已康复．赶快行动起来。”
我的演讲经纪人珍妮特·考斯比也在场。
到了十点钟，这位早已绝版的老科幻小说家宣布，他就寝时间已到。他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对我们，对他的一家子说。就如魔术师从观众席上挑选自愿者协助演出一样，他请一个人站到他旁边，按照他的吩咐做。我举起了手。
“我，让我来。”我说。
我站到他右边的位置，大家安静了下来。
“除了我们经历的一次小小的故障外，”他说，“宇宙膨胀得如此巨大。如果要进行一次值得一走的旅行，尽管费时漫长得无法接受，但光的运行速度已经不够快了。光速过去被认为是可能达到的最快速度，但现在就像骑马快递的邮政体系一样，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坟墓。
“现在我请这位勇敢地站到我旁边的人，在我们头顶上的天空中挑出两点闪烁的微光。不管它们是什么，只要在闪烁就行。如果它们不闪烁，它们就是行星或者卫星。今天我们不去管行星和卫星的事。”
我挑了两颗大约相隔十英尺的亮点。一颗是北极星，我不知道另一颗是什么。我知道的就还剩普克星了，那是特劳特小说中大小如同BB的一颗星球。
“它们是不是在闪闪烁烁？”他问。
“一点不错。”我说。
“肯定吗？”他说。
“可以发誓。”我说。
“非常好！叮儿——铃！”他说。“现在这样：不管这两点微光代表了什么天体，可以肯定的是，宇宙空荡得要用上几千、甚至几百万光年才能从一颗星球到达另一颗。叮儿——铃？但我现在让你注意看其中一颗，然后再注意看另一颗。”
“好，”我说，“看完了。”
“只要一秒钟，是不是这样？”他说。
“最多一秒钟。”我说。
“即使你用了一个小时，”他说，“在两个天体过去所处的位置之间已有东西经过，保守地说，以一百万倍于光速的速度经过。”
“是什么东西？”我说。
“你的意识，”他说，“那是宇宙中的新质量，只是因为有人类的存在而存在。从现在开始，物理学家在探索宇宙秘密时，不仅应该考虑能量、物质和时间，还应该注意一个崭新的非常美丽的方面，那就是人的意识。”
在那个奇妙的夜晚当他对我们说最后这些话时，特劳特停顿了一下，用左手拇指关节将上腭假牙床稳住，不让它掉下来。
他的牙没出问题。他的结束语是这样的：“我想到了一个比意识更确切的词。”他说，“让我们称它为灵魂。”他停顿了一下。
“叮儿——铃？”他说。
后记
我惟一的兄弟，我的哥哥伯纳德，当了二十五年鳏夫，四天以前，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早晨，在癌症长期一次次发作之后，没有痛苦地死去了，享年八十二岁。他是阿尔巴尼的纽约州立大学大气科学研究中心荣誉退休的高级研究科学家，也是五个有出息的孩子的父亲。
我七十四岁。我的姐姐艾丽丝如果活着的话已经七十九岁。在她四十一岁忍辱死去时，我说：“艾丽要是能长寿，一定是个可亲可爱的老太太。”可惜没有这样的命。
而伯纳德则比较幸运。他过世的时候是个受人爱戴、和蔼可亲、滑稽而极富智慧的老家伙。他应该得到这一切。
直到临终之前，一些爱因斯坦的话仍能使他兴奋不已，比如：“神秘的东西是我们能体验到的最美的东西。它是一切真正艺术和科学之源。”还有一段，“物质概念是人头脑的自由创造物，而不是——不管似乎多么显而易见——完全由外部世界所决定的。”
爱因斯坦说过的最著名的话是：“我永远不会相信上帝同这个世界玩的是掷骰子游戏。”伯纳德在对宇宙认识方面，思想十分开放。他甚至认为在极端情况下，祈祷也许会有好处。他的儿子特里得了咽喉癌，从来都是实验科学家的伯尼，向上帝祷告，祈求他能康复。特里真的活了下来。
碘化银的情况也是这样。他寻思，这种物质的晶体非常像水受冻后的结晶体，也许能教会云层中冰冷的微滴变成冰和雪。他做了实验，结果确实可行。
他把学术生涯的最后十年用于研究关于暴风雨中雷电的生成、去向、行为过程及原因，批驳一个早已建立而且被广泛接受和推崇的学术理论。他的观点遭到反驳。他写的一百五十余篇文章中的最后一篇，将在他身后发表，文中描述了自己进行的实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是否正确。
他两头都不会输。不管实验出现何种结果，都会是极有趣的现象。不管结论是正是反，他都可以痛快地笑上一回。
在与人交谈方面，他比我更加滑稽幽默。大萧条期间，我常尾随着他，从他那儿学到的笑话同我从电影和收音机喜剧演员那儿学来的一样多。他觉得我也很精稽，对此我感到十分荣幸。后来我发现他有一个小小的文件夹，保存着他感兴趣的一些与我有关的档案。其中一件是我二十五岁那年写给亚历克斯叔叔的一封信。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妻子和一个孩子，但还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我刚从芝加哥回到纽约的斯克内克塔迪，为通用电器公司当推广宣传员。
我能得到这份工作，一是因为伯尼与欧文·朗缪尔①和文森特·谢弗②合作进行了人工降雨实验，成了通用电器公司实验室里的红人。二是因为公司决定要有专门的新闻人员来负责公共关系事务。在伯尼的建议下，通用电器公司雇用了我，而在此之前，我是芝加哥城市新闻局的一名颓废的记者，同时又在芝加哥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
我以为亚历克斯叔叔知道伯尼和我那时都在通用电器公司，而我负责的是公共关系。其实他一无所知！
亚历克斯叔叔看到刊载在《斯克内克塔迪报》上的一帧由报业辛迪加提供的伯尼的照片。他写信给这家报纸，说他为他的侄子“很感骄傲”，希望能够得到这样一张照片，并在信中附上一美元。报社的照片是从通用电器公司得来的。因此把请求转给了我的新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