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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辞掉了通用电器公司的工作，搬到科德角，他又在那儿出现，为“好书俱乐部”招收新成员。我们最终碰面了。不管是不是在为上帝办事，我的第一个妻子简和我本人成了“好书俱乐部”一个分部的负责人。
他在波士顿找了个广告职业，我也搬到了那座城市，但并不知道他已先我而行。爱德的第一次婚姻破裂时，我和妻子也一刀两断，而现在我们又都在纽约。但我想说明的是以下一点：我给他寄了那封关于作者心理阻塞的信，他把信进行了改动后又寄还给我，使它看上去像一首诗歌。
他略去了信后致礼的部分以及开头的几行，是称赞他联合学院的学生戴维·马克森所作《读者心理阻塞》一书的话。我说，现在不管小说写得多么精彩，很少有人为之所动，在这种时候让他写出了这么一本好书，戴维不应该感谢命运。一些诸如此类的话。我手头没有用普通格式写的原信。改成诗体后，它是这样的：
不必感谢命运。
在我们离去时，
不再会有人为纸上的墨水怦然心动意识到它的价值。
我遭受着一种疾病的折磨很像轻度肺炎，
但应称为轻度的作家心理阻塞。
我每天在纸上涂满文字，
这些小说决不会有个什么结果，
我发现它们一文不值。
《五号屠场》被一个德国青年改成了剧本，
将于六月在慕尼黑首演。
我不会前去捧场。
没有一点兴趣。
我很喜欢“奥卡姆剃刀”
或称“吝啬法则”，就是说对现象最简单的解释也常常最为可信。
通过戴维的开导，我已明白，在我们的体态英语帮助之下，作家的心理阻塞正在发现我们爱戴的人的生命真正是如何结束的，而不是如同我们希望的那样。
小说是一种体态语言。
管他呢。
亏得爱德进行了这样的改动。另一则关于他的不错的故事发生在他为“好书俱乐部”当旅行推销员的时候。他是个小诗人，偶尔在《大西洋月刊》之类的杂志上发表一些诗作。但是他的名字与一九五九年去世的苏格兰人，大诗人爱德温·缪尔①几乎一样。有些涉猎广泛而又迷迷糊糊的人问他是不是那位诗人，指爱德温。
有一次爱德对一位女士说，他不是那位诗人，她表现出极大的失望。她说她最喜欢的诗歌之一是《诗人为他的孩子掩饰》。看事情给搅的：这首诗正是美国人爱德·缪尔的作品。
第十二章
但愿《我们的小镇》是我写的。但愿滚轮冰刀是我发明的。
我曾问已故的海明威的朋友和传记作家A·E·霍奇纳，如果打自己的那一枪不算，海明威有没有向人开过枪？霍奇纳说：“没有。”
我曾问已故的伟大的德国小说家海因里希·伯尔①，德国人性格中的基本弱点是什么？他说：“顺从。”
我曾问我收养的三个外甥中的一个，我的舞跳得怎样？他说：“还过得去。”
我落泊时曾在波士顿找了个当广告抄写员的工作。一个助理会计问我冯内古特是哪个国家的姓氏。我说：“德国。”他说，“德国人杀害了六百万我的同胞兄弟。”
你想知道为什么我没得艾滋病，为什么我不像那许多人那样是HIV阳性？我没有到处去乱搞。事情就这么简单。
特劳特说，艾滋病以及梅毒、淋病和其他花柳病的新菌种为可像上门推销“雅芳”化妆品的女士那样到处乱窜，这里头有个故事：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所有化学元素的代表在特拉尔法马多星球上召开了一个会议。他们在那里聚集为的是抗议他们中的一些成员被结合进了像人类那样邋遢、卑鄙、既凶残又愚蠢的大生物体中。
诸如钋和镱这类从来不是人体基本组成部分的元素感到十分愤怒，认为不该有任何化学元素遭到如此滥用。
碳自己虽然是参予历史上无数大屠杀的不光彩的老手，却把会议的注意力引向十五世纪英格兰以叛国罪公开处死的一个人。他被吊上了绞刑架，但没有死成又被救活。
然后他的肚皮被切开。
刽子手拉出他腹中的一串肠子。他把肠子举在那人面前，用火把烧烤。肠子还和那个人的内脏连着。刽子手和他的助手将此人的四肢捆在四匹马上。
他们用鞭子抽马。将那个人撕成不规则的四块。他们把这四块尸体用卖肉的钩子挂起来，在市场上示众。
据特劳特所言，开会之前大家都同意，谁也不谈成年人类对儿童做出的可怕事情。好几位代表威胁说，如果要他们坐在那儿听那些令人发指的故事，他们将抵制会议。说了又有什么用呢？“成年人对成年人的所作所为已经不再留下任何异议，人类应该被消灭。”特劳特说，“再去重述成年人类对儿童做出的令人作呕的事，实在是画蛇舔足。”
氮哭诉道，它无意中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集中营的纳粹卫兵和医生的帮凶。钾讲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西班牙宗教审判的事例，钙讲述了罗马的角斗，氧讲述了黑非洲的奴隶史。
钠说，到此为止，不必再言。继续提供例证已是多此一举。会议通过一项提案，与医药研究有关的所有化学元素必须尽可能携手合作，制造出各种新的强力抗生素。这些抗生素会导致致病微生物发生新的具有免疫力的变体菌株。
钠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任何一种人类疾病，包括粉刺和股癣，不但无药可治，而且都能致人死命。“所有人类都将死亡。”根据特劳特所写，钠是这么说的，“就如宇宙诞生之初一样，所有元素都将从罪恶中得到解脱。”
铁和镁支持钠的提案。磷提议进行投票表决。提案在掌声中得到通过。
第十三章
佐尔顿·佩帕对他的妻子说：现在人们的脑袋不是放在盘子里端还给他们，而是用镊子钳提着交还给他们。那是二○○○年圣诞节前夜，他说那番话的时候，基尔戈·特劳特正在美国文学艺术院的隔壁。当这位下肢瘫痪的作曲家正在发表让人与更聪明的机器去竞争如何丧失理智等—番高谈阔论时，特劳特没听到他的夸夸其谈。他们俩人之间隔着—道厚厚的砖墙。
佩帕用反问句问一个问题：“有什么必要花费这么大的心智财力，来把自己羞辱一番？我们本来就没有认为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特劳特坐在为无家可归者开设的住宿营的帆布床上。
这地方原来是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这位有可能是历史上最多产的短篇小说作家，是在警察对从纽约公共图书馆到第五大道和第四十二大街交界处这一地段进行大清扫时被抓获的。他和那一地段的其他十三名流浪汉一起，坐上黑色的校车，被送到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住宿营里。特劳特称他的同伴们为“圣牛”。
在特劳特到达前五年，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将其馆藏展品搬迁到了市中心更加安全的地区，藏品中包括那些被征服的土著人的残留物，以及事情不堪收拾之前他们如何生活的立体布景。
他在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跨过了又一个里程碑，现在已是八十四岁高龄。他将在二○○一年的劳动节去世，享年仍是八十四岁。但是在那之前，时震将带给他、带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件意想不到的十年生命的奖励——如果称能将其称做奖励的话。
重播结束后，他在永远没有完成的自传《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是这样写到这一段时间的：“听着，如果不是时震拖着我们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坎坷，那么一定是其他某种同样低鄙、同样强大的势力。”
“这个男人，”我在《时震之一》中写道，“是个独生子。十二岁那年，他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当大学教授的父亲谋杀了他的母亲。”
我提到过，特劳特是个流浪汉。自一九七五年秋季以来，一直把写好的小说稿扔掉，而不送交发表。我也说过那是在他得到独生子里昂去世的消息之后。里昂从美国海军当逃兵后，在瑞典获准政治避难，并在一家船厂当电焊工。
一次偶发事故中他的头被削掉。
我也讲到特劳特五十九岁开始流浪，一直没有家，直到临近死亡，他才住进罗德岛叫离宫的作家度假村海明威套房，才算安顿下来。
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屠杀的见证。特劳特登记住入这个原来的博物馆时，小说《B36姐妹》在他的衣袋里可以说热得烫手。他是在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里写完这篇小说的，还没来得及处理掉，警察就已将他拘捕。
于是他披上那件作为战争剩余物资的海军外衣，告诉住宿营的职员他的名字叫文森特·凡·高①，没有活着的亲戚。然后他走到室外，把手稿扔进美国文学艺术院门前用链子锁在消肪龙头上无盖的铁丝垃圾篓里。天气十分寒冷，简直要把外面那只铜猴的睾丸给冻得掉下来。
他离开十分钟后回到住宿营时，那个职员对他说：“你到哪儿去了，文森特？我们都在找你。”他告诉特劳特他的帆布床在哪里。他的床紧挨着隔开住宿营和文学艺术院的那堵墙。
在属于文学艺术院的那一侧墙上，在莫妮卡·佩帕青龙木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幅乔治娅·奥基夫②的画：沙漠上一具白色的牛头骨。而在特劳特那一侧墙上，在他帆布床上方是一条标语，让他把家伙插进任何东西之前，先要套上避孕套。
时震袭来，再后“重演”，最终结束。自由意志再度闯入人心时，特劳特和莫妮卡终于互相认识。顺便说一下，她的写字台从前属于作家亨利·詹姆斯。她的椅子曾是作曲家、指挥家里昂纳德·伯恩斯坦①的。
时震袭来前五十一天，特劳特意识到他的帆布床与她的写字台多么接近时，他讲了下述这些话：“要是我有个火箭筒，就把隔开我们两人的墙轰出一个洞来。如果我没有把其中一个，或者我们俩人全都打死，那么我就会问你，‘一个像你这样的好姑娘在这种地方干些什么？’”
第十四章
在住宿营特劳特旁边床位的一个叫化子祝他圣诞快乐。特劳特回答道：“叮儿——铃！叮儿——铃！”
你也许会以为，这是圣诞老人驾着雪橇从屋顶上走过的铃铛声。他的回答与节庆气氛相符，纯粹是巧合。任何人说些没内容的话向他打｛奇书qisuu手机电子书｝招呼，如“近来好吗？”或者“天气不错”或者诸如此类的话，不管什么季节，他都可能回答“叮儿—铃！”。
根据手势体态不同、音调和社交场合不同，他的意思确实可能是“也祝你圣诞快乐”。但这话就如夏威夷人说的“阿罗哈”一样，也可以用于取代“你好”或“再见”。这位老科幻作家还可以使它的意思变成“请”或“谢谢”，或者“是”或“不是”。或者“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或者“给你脑子里塞满炸药，也不够把你帽子炸飞”。
二○○一年夏天我在离宫问他，“叮儿——铃”是如何成了他交谈中不断出现的一种appoggiatura①，一种装饰音的，他给了我一个解释，后来我发现他只是敷衍搪塞而已。
他说：“那是在战争期间，每当我发出炮击的信号，炮火正好击中目标时，我就发出欢呼，‘叮儿—铃！叮儿——铃！’”
那是海滨野餐会之前的那个下午。一小时之后，他勾着手指向我示意．让我到他的房间去。我进屋后，他就关上了房门。“你真的想知道‘叮儿——铃’的意思？”他问我说。
当时我相信了他前面的那个解释，但是特劳特有更多的话要告诉我。我刚才那个无辜的问题，使他回想起了在北安普顿的可怕的童年。不说出来，他心里无法平静。
“我十二岁的时候，”基尔戈·特劳特说，“我父亲谋杀了我的母亲。”
“她的尸体藏在地窖里，”特劳特说，“但当时我只知道她失踪了。父亲对天发誓说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也许她到亲戚家去了——许多杀妻犯都是这么说的。
那天上午我上学去后，他把她杀了。
“那天晚上，他做了我们两个人吃的饭。父亲说，如果明天上午还没有她的消息，他就去警察局报告她失踪的事。
他说，‘她近来好像一直很疲倦，很紧张。你注意到了吗？’”
“他神经不正常，”特劳特说，“如何不正常？那天半夜他走进我的卧室，把我唤醒。他说他有要紧的事要对我说。
其实什么要紧事也没有，他讲的是一个下流的笑话，但这个可怜的病人却认为，这故事是他一生遭受的各种可怕打击的一个写照。故事讲的是一个逃犯，他来到一个他认识的女人家里，躲避警察的追捕。
“她起居室的屋顶像教堂，也就是说从墙到屋顶最高处成拱形结构，下面横架着粗大的椽木，形成中间的空间。”特劳特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