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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的父亲出去旅游一下。我认为没有什么比一片片新的视野更能抚慰人紧张烦躁的神经了。但近来他连伦敦也懒得去，而且固执地拒绝考虑穿过海峡到欧洲大陆去。对于一个年轻时候周游世界、曾在异域有过如此多冒险经历的人来说，这似乎很让人难以理解。前不久，小猎犬号的3个老船友来唐豪斯住了一个周末。爸爸弄成那个样子，几乎和他们没有呆上10分钟。后来哥哥伦纳德在花园里遇到他，他们便一道散步到草坪那边去了。听他讲，爸爸突然一句话不说，脸上带着恐惧的表情转身就走。这给伦纳德印象极深。他后来给我说：“当时我脑中闪过一个强烈的念头，觉得他希望自己干脆死掉算了。”
1865年1月20日
我原想说我们在唐豪斯的生活改善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的家就像一个疗养院。爸爸又开始自己做水疗了。他甚至把15年前约翰·路易斯在屋外搭的一个棚子都用上了。那是一个简单的新奇玩意，就是在屋外水井边做一个能装四五加仑水的锥形容器，然后把它悬在屋顶上。爸爸在里面脱掉衣服，然后拉一下一根细绳子，水就从头顶带着巨大的压力倾泻下来。有时，霍勒斯和我在外面都能听见喘息和呻吟声。别人还会以为里面的人快死了呢。我们等了5分钟。这时爸爸又穿戴整齐冲出来，一副快冻僵了的痛苦的样子。我们中的一个人通常会同意陪他沿着沙道走几圈。所谓沙道，是我们屋后面连接花园尽头的一条小路，是他修来思考问题时散步用的。
两天前，我和爸爸吵了一架。我无意间来到他的书房，拿起他通常放在披风上的短棍。那是一根一英尺略长的线匝，两端有金属握柄，非常沉，可以用作工具，必要时还可用作抵御野兽的防身武器。他把它保存下来，作为在南美呆过一段时间的纪念品，因为他在那里考察时常常把它别在腰带上。爸爸突然走了进来。他看见我拿着棍子，走上来就是一阵训斥，说他说过叫我绝不要碰那东西。但我敢肯定他绝不是因为这个才这样生气的。接着，他又变本加厉地责骂我是个“小间谍”。这句话让我非常伤心，更让我一下子无言以对。我放回短棍，一言不发。当我从他身旁挤过去走到门口时，我猛地转过身，说了些很难听的话，也就是说我觉得他不可理喻、恶毒。艾蒂听到我骂爸爸，于是告诉了妈妈。妈妈说我必须道歉，要不就别想吃晚饭。我选择了后者。我一个人呆在房间，没去参加每天晚上在客厅的聚餐。我试图使自己阅读那位数学家写的新书——《艾丽丝漫游奇境记》。但开始的时候，我心里非常地不安，根本没法集中于书中内容。不过后来，我发现自己完全被它迷住了。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艾丽丝：我发现自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好像我自己也掉进了一个兔子洞；有时我又觉得自己有20英尺高，能看到其他任何人看不到的东西；而还有些时候我又非常恐惧，觉得自己只有老鼠那么大，不得不到处跑，以免被人踩着。
1865年1月22日
一次，我偶然听父亲断言说：“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就是一个探寻大自然足迹的侦探。”我可能不是科学家，但说起来也好笑，我认为自己肯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侦探。
说老实话，我一直在搞间谍活动——虽然我并不喜欢用这个字眼。我之所以这样做，是
因为一旦我的好奇心被激发，我就难以自已。当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躲到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偷听他们谈话。这是了解外面世界的惟一途径，而且远比《埃德蒙顿评论》和《泰晤士报》有趣。我就是这样才知道令人震惊的巴拉迪与布拉德利谋害可怜的小乔迪·伯吉斯的案件的。他们把他的衣服脱光，然后在一条河沟里用棍子打他，直到他不能动弹为止。其中一个人说，那两个男孩太小了，在被告席上几乎连头都看不见。另一个说他很高兴他们被判处了足足5年的劳教。
而最妙的是男人们聚集在台球室的时候。长沙发旁边的角落是一个绝佳的藏身之地。他们一心扑在打球上，完全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夏天的时候，他们把窗子打开通风。我就坐在窗外的报春花和黄花九轮草花钵下面。正是在那里，我听说了几年前印度的哗变。赫胥黎先生说，事情是由于摩尔人被强迫用嘴咬抹了猪油的弹壳引起的——或者其他我不太能懂的类似原因。就在这周，我听爸爸说，南部邦联和北方各州的战事给牙买加造成了麻烦。他说：“那些黑鬼准备起来反抗我们了。”但是托马斯·卡莱尔先生相信，埃尔总督将会处理好这件事。
爸爸好像支持北方各州。我知道他很反感奴隶制——我曾听他描述过他与菲茨洛伊船长就这个问题的争论——我敢肯定他希望看到这种制度从地球上根除掉。但我也曾听他说，南方的美国人很有文化和贵族气质，在观念和教养上都和英国人接近，而不像北方人那样粗俗。如果南方赢了，对我们的制造商来说，将意味着廉价的棉花。当听他这样说时，我又不得不认为他的心偏向了南方。
1865年1月25日
我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善于打探别人的秘密。这纯粹是一种天生的能力，就如艾蒂长于语言或乔治善于计算一样。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一到放假，表兄妹们就会到我们家来玩。小孩一多，整个唐豪斯就会被闹翻天。我们玩捉迷藏。我们在屋里屋外的旮旯寻找藏身之地。我总是第一个找到他们、最后一个被他们发现。常常是我在临时的巢里躺上一个甚至是一个多小时，心像小鸟一样扑腾扑腾的，听着找我的人在夕阳西斜的傍晚绝望的叫喊。有时是游戏结束好久了我才出来，然后从已经掌灯的后门冒出来，惹得他们一片叫好。
我发现，关键是你要善于从其他玩伴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一旦你猜中他们自己会藏在什么地方，那么要找到他们永远也想不到的藏身之地就易如反掌了。要当迷藏霸主可不是靠手段，而是靠近乎直觉的本事。我发现，如果我静下心来沉思，就很容易把自己置于其他人的思维中，并预测出这个人的思想和行为。
我自己也有许多秘密。我不敢跟任何人讲。有人喜欢上了约翰·卢伯克爵士的一个儿子（名字就不说了）。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或者用妈妈的话说，我还没变得不乖时——有时我们到他们的家——海欧克斯——去做客。于是，我们俩常常偷偷溜到草坪对面被雷击过的核桃树那里去。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树桩，耸立在空中，有20英尺高。由于自然的作用，树桩已经空了。我们假装它是我们的房子，在里面玩“过家家”，所做的把戏让我一想到就脸红。我会让他亲我的脸蛋——假想他要去上班了。有一两次我们甚至还走得更远，当然还没到让我后悔的地步。但是在教堂见到他时，我仍会感到很尴尬。因为妈妈不信《信经》，于是当会众背诵时我们就转过头来面向他们。有一两回，我发现他的眼睛挑逗地盯着我。我觉得面孔火辣辣的。虽然他的出身还算高贵，但他那样对待我就完全没有点绅士修养了，尽管——如果要我说老实话的话——我承认，这一举动的确也让我有点心波荡漾。
1865年1月28日
早上，妈妈和我出去散了很久的步。在这深冬时节，天气暖和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尽管是这样的良辰吉日，我仍然觉察到妈妈心里压着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当我们到了南边的林地时，她柔声柔气地开始了。她说爸爸身体又转好些了，但仍不如她希望的那样好。然后，她又说她觉得我的行为使得他的健康状况在不断恶化。她认为我这是不会尊重人的表现。她建议我向艾蒂“学学仪态举止”，并说姐姐从来不让人操心，是爸爸的开心果，而不像我。她还在工作上给他支持，帮他查对手稿。
恐怕我的反应有些乖戾。我回答说，我认为亨丽埃塔可以向我讨教的多着呢。我特别指出在健康方面，因为艾蒂像爸爸一样，总是病病歪歪的。她是落在橡树近旁的那颗橡实。爸爸把她送到摩尔公园去接受水疗。自在伊斯特本再次发病后，她就一直弱不禁风，成了全家关心的焦点。爸爸悉心地照料她，并到她卧室看她，满脸关切地询问她的病情。因此，我说，艾蒂得到太多的特殊优待。听见这话，妈妈变得很生气，叫我举个例子。我回答说我们到托基去，就是为了让她呼吸海边的新鲜空气，而且在旅途中还给她专门安排了卧铺。另外，像所有时髦的女子那样，她还获允乘马拉机（horsedrawnmachine）到海边去游泳。对此妈妈回答说：“你有这样健康的身体，应知道感恩才是，而不应嫉妒给你姐姐治病，因为那可能治好她的病或者减轻一点她的病痛。”听完这话，我默不作声了。
我知道爸爸妈妈更喜欢艾蒂。他们总是夸她，说她如何漂亮，一件衣服在她身上是多么合身，她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好妻子。而他们从来没那样夸奖过我。小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我没有女孩样，因为我跑得快并站在滑板上滑下楼梯，还因为我能从桑树上爬到托儿所外面去。妈妈说那是男孩子行为。没错，有时我们打开旧箱子玩“装扮”时，艾蒂会穿戴上妈妈的珠宝和长衣裙，而我则喜欢扮成海盗和探险家。但就算这样，并不是说我就不是女孩子了啊。因为不管怎么说，我并没有享有哥哥、弟弟的待遇，比如去克拉彭上学，而只能在家里接
受教育。因此，很明显，我觉得自己在两边都没得到好处，虽然这事我从没向人吐露过，免得别人认为我只会想到自己。
散步快结束时，我们走到河岸附近，我发现一只大甲虫围着一根木头乱转。我突然想把它捉回家给爸爸。小的时候，我比艾蒂更会抓幼虫和昆虫，甚至比5个兄弟都能干。当我想起这些，想起当我张开脏乎乎的小手递给他一只不常见的虫子时他那眼神，想起他一个劲地搂着我称我是女猎手戴安娜时的情景，我真想哭。我觉得那是我童年时候最最快乐的时刻。
第七章
小猎犬号终于启航的那天下午，查理和菲茨洛伊船长在一家酒店饱餐了一顿羊肉和香槟酒，然后划船经过防波堤上船去。当船从海平面上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目睹了它从航道出来的庄严风采——披挂整齐的船帆在醉人的微风中飘扬着。查理对自己的反应感到非常吃惊：这一景象并没有让自己兴奋。他曾预想的那种无比激动的心情都到哪儿去了？终于盼到了——数月来，没完没了的推迟和一次次出港又返航——他终于踏上了这伟大的冒险之旅，但他却感到一种深深的惧怕。一个不祥的预感让他不寒而栗——不知怎的，他害怕这一出去
，兜上一圈，最终将以彻底的失败告终。
他的预感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人的形象。当他从小船一只脚踩在绳梯上时，他抬头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正一脸厌恶地看着他。他一下子呆住了。是麦考密克！那个他最不想看到的人。
是什么残忍的命运把罗伯特·麦考密克置于这同一艘船上的？他曾听说小猎犬号上有一个叫那名字的医生，但他没料到竟是他在爱丁堡认识的那个麦考密克。那人心胸狭隘，野心勃勃，是个喜欢干些乏味工作的卑鄙家伙。他们俩曾经都选了地质课程。达尔文所有的朋友都觉得，这课程枯燥乏味得像是给学生们展示的小玻璃瓶里的泥土。只有像麦考密克这样的误把信息当知识的人才会真正喜欢，并且还作了大本大本的笔记。查理曾投票反对他加入一个学术社团。麦考密克对那次遭拒感到非常恼恨。他们俩简直是势不两立。
等查理登上船时，麦考密克已经走了。查理摇摇晃晃地往船尾的房舱走去。他从见习船员菲利普·吉德利·金身边走过。金17岁，与他同住一室，他的父亲曾是小猎犬上次航行的姊妹船船长。
“我们终于出发了”，查理说。
“是啊，出发了”，年轻人摘下帽子回答说。他是一个让人非常愉快的小伙子——宣称自己是拜伦勋爵的狂热爱好者——不过很难说是一个有才智的同伴。
查理瞅见船上的二把手——海军上尉约翰·惠格姆，在甲板对面。
“你带了一大堆该死的工具到船上来”，惠格姆大声叫道。不过他是笑着说的。
查理与船上任何人都还没有一种亲近的感觉，虽然他觉得比较喜欢艺术家奥古斯塔尔·厄尔一些。他是菲茨洛伊雇来记录航海路线的。另一个是编外的乔治·詹姆斯·斯特宾，他的工作是照管存放在一个房舱里的21只航海天文钟。每一只钟都悬在一个木盒子里的常平架上，常平架又固定在一个装有锯末的盒子里。
他不喜欢船上那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