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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有才华，研究病毒的专家。”
“细菌战，”杰索普说，“清楚了。一切都清楚了！”
“一个待遇低并且不满的人。”勒勃朗说。
“有几个人去圣艾弗斯？”杰索普嘟哝地问。
这个法国人很快地扫了他一眼，然后抱歉地笑了。
“正像一首古老的童谣所说，”他说，“去圣艾弗斯等于一个问号，旅行到非人间去。”
桌上的电话响了。勒勃朗拿起话筒。
“喂！”他说，“哪一位？啊，是的，请他们上来。”他转向索普，他突然显得喜气洋洋，浑身是劲。“我手下一个人来报告。”他说，“他们发现点什么。亲爱的同事，这是可能的……我不多说了……可能您的乐观是对的。”
几分钟以后，进来两个人。第一位是勒勃朗那种类型的：矮胖，皮肤呈深色，聪明，彬彬有礼，但也很兴奋。他身着欧洲服装，但很不干净，浑身是土，显然他是旅行回来。另一位是身着当地白长袍的本地人，他有边远地区居民的那种庄严的从容神气。他的态度不卑不亢。当前一位用很快的法语讲话时，他略为好奇地观望房间的四周。
“寻物的奖赏已经通知当地人了。”第一个人说，“这位本地人及其全家和他所有的朋友到处仔细搜寻。我叫他把找到的东西亲自交给您，可能您有事儿要问他。”
勒勃朗面向这位北非的柏柏尔族人说：
“您干得不错，”他用当地话说，“您有鹰一般的锐利眼睛，老大爷。给我们看看您找到了什么。”
穿长袍的本地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件小物品，然后放在这位法国人面前的桌上。这是一颗相当大的、粉灰色的假珍珠。
“这就像您给我们看的那颗珍珠。”他说，“它很有价值，我找到了它。”
杰索普伸出手来取过这颗珍珠。他从口袋里拿出一颗同这颗完全一样的珍珠，仔细对比。然后他走到窗口，用一个深度的放大镜对这两颗珍珠进行检查。
“是的，”他说，“这里有记号。”他的音调里充满喜悦，并回到桌旁连声说：“好姑娘！好姑娘！好姑娘！她干得好！”
勒勃朗用阿拉伯语询问了那位摩洛哥人后，对杰索普说：
“对不起，亲爱的同事。”他说，“这颗珍珠是在飞机出事地点的半英里之外找到的。”
杰索普说：“这说明奥利夫·贝特顿没有死。虽然七位乘客坐飞机离开非斯，并且有七具烧焦的尸体，但是其中一具肯定不是她。”
“我们现在要扩大调查范围。”勒勃朗说。他接着又同这位柏柏尔族人谈话，这个当地人高兴地笑着，然后同带他来的那个人离开房间。“要像当初允诺那样给他一笔钱，”勒勃朗说，“那么整个村庄都会出来找这些珍珠。这些人有鹰一般的锐利眼睛，找到珍珠会有重赏的消息去很快传开。我想……我想，亲爱的同事，我们会得到结果，只要他们没发现她的意图就行。”
杰索普摇了摇头说：
“这是件很自然的事。”他说，“一串大多数女人戴的项链突然断了，他拾起那些能找到的珠子，塞在口袋里，恰好口袋有个小洞。此外，他们根据什么怀疑她？她是奥利夫·贝特顿，急着找她的丈夫。”
“我们应该用新的眼光重新审查这件事。”勒勃朗说。他拿出乘客名单。勾出两个名字说：“奥利夫·贝特顿、巴伦博士，至少这两个人正在去……他们正在去的地方。至于那个美国人卡尔文·贝克夫人，对她我们先不下结论。托基尔·埃里克森，您说他曾在皇家协会宣读过论文，美国人彼得斯的护照上注明他是研究化学的。至于那个女修道士，好了，算她乔装得很巧妙。事实是，全部乘客都在同一天从不同的地点很巧妙地被带领到这架飞机上来旅行。然后飞机着火，里面是烧焦的尸体，一个不少。我不明白他们是怎样安排的？总之，真是了不起！”
“是的，”杰索普说，“这是有说服力的最后一招。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有六个或七个人已经开始了新的旅程，并且我们知道他们的出发地点。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去现场看看？”
“正是这样，”勒勃朗说，“我们要建立前沿指挥所。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只要路子对头，其他证据将会陆续出现。”
“如果我们的计算确切，”杰索普说，“会有成果的。”
计算又繁多又曲折。如汽车驾驶的速度，汽车行驶多久，需要加油的大概距离，旅客有可能在哪里过夜的村庄等等。迹象很多并令人迷惑，也不断出现令人失望的情况，但是时而也有积极的成果。
勒勃朗说：“有啦，我的队长！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去找厕所。在阿布杜尔·穆罕默德家厕所的一个阴暗角落里，发现一颗珍珠嵌在一块橡皮糖上。经询问这家人的父子，他们开始不说，后来承认来了一辆坐着六个人的车。他们说是德国考古考察队的，给了这家人很多钱，不许他们向任何人透露，理由是他们可能要进行一些非法的勘探。艾尔凯弗村的孩子们也找到两颗珍珠。我们现在查明方向了。还有，队长先生，如您所预言的，人们已看见‘圣女之手’了。这一位可以告诉您。”
“这一位”是一个长相粗犷的柏柏尔族人。
他说：“那天夜里我赶着牲口走时，一辆汽车开过来，我看到了‘圣女之手’。它在黑暗中发亮。”
“在手套上涂上磷是很有效的。”勒勃朗嘟哝说，“亲爱的，亏您想出这个办法。”
“这是有效的，”杰索普说，“但是危险的。我的意思是这很容易被其他逃亡者们发现。”
勒勃朗耸了耸肩说：“白天是看不到的。”
“但是如果一停车，他们在黑暗中下车……”
“即使如此——这也不过是阿拉伯人一种盛行的迷信。他们常常在车上涂漆。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些虔诚的回教徒把发光漆涂在车上。”
“很对。但是我们必须警惕。因为如果被发现，敌人就很可能用涂上磷光的‘圣女之手’造出假记号骗我们追踪。”
“啊！这一点我同意您。人们应该提高警惕。永远保持警惕。”
第二天早晨，当地人又交给勒勃朗在一块橡皮糖上嵌成三角形的三颗假珍珠。
杰索普说：“这意味着旅行的下一段路程是乘飞机。”
他用询问的眼光望着勒勃朗。
“您完全正确。”勒勃朗说，“这是在一个遥远无人烟的荒废的军用飞机场里发现的。有迹象说明一架飞机不久前曾在这里着陆并起飞。”他耸了耸肩说，“一架来历不明的飞机。然后他们又向去向不明的目的地起飞。这使我们的工作又一次停顿下来，我们不知道下步到哪里去追踪。”
第十五章
“这简直不可想象，”希拉里暗暗想着，“真不可想象我在这里已过了十天！”她想，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很快地适应环境。她记得在法国时看到一次有关中世纪酷刑的展览。囚犯关在铁笼里，既不能站，又不能坐，更不能卧倒。讲解员说，最后关在这里的囚犯在铁笼里活了十八年，释放后又活了二十年，直到老死。希拉里想，这种适应力就是人同动物的区别。人能够在任何气候下，吃任何食品和处于任何条件下都可以活下去，不管他是奴隶还是自由人。
当她刚到这个单位来时，最初她感到一种盲目的恐惧，一种被囚禁和灰心丧气的可怕感觉，用豪华的环境遮掩囚禁的这一事实更加深了她的恐惧。可是在这里度过一周后，她开始不知不觉地自然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条件。这是一种古怪的、梦幻般的生活方式。这里没有什么是特别真实的。她感到在这个梦中已经很长了，但是还要继续在梦中过很久，或许，永远过下去。她将永远在这里过日子，与外界隔绝。
她认为这种危险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部分原因是因为她是女人。妇女们生来就能适应环境。这种适应能力给她们力量，但也是她们的弱点。她们善于观察环境，接受它，然后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安顿下来，并尽可能加以享受。最使她感兴趣的是与她同行的旅伴们的反映。她很少看到尼达姆，除非偶尔在吃饭时相遇。这个德国女人只是对她点点头而已。她判断，尼达姆很快活并且知足。这里的生活显然就是她所想象的那样。她是全神贯注于工作的那种类型的女人，并且靠她天生的傲慢，惬意地过日子。她自己和那些科学家同事们的优越感是她信念中的第一条。她对人类间的友爱、和平的生活、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由都认为是无稽之谈。对她来说，未来是狭窄的，但是压倒一切的。她自己是优越种族中的一员，世界上受奴役的其他人如果表现好，可以赐给他们些恩惠。如果她的同事们表示不同观点，如果他们的思想是共产主义的而不是法西斯的，尼达姆是不在乎的。只要他们工作出色，他们就是有用的，他们的思想也会转变。
巴伦博士比尼达姆更聪明些。希拉里偶尔同他交谈了几句。他也是全神贯注于工作，非常满意于他的工作条件。但是，他那好奇的法国式的才智导致他猜测和考虑他现在所处的环境。
“这不是我所期望的，坦白地说，不是。”他有一天这么说，“这话在你我之间说，贝特顿夫人，我可以说我不喜欢监狱般的生活。但这确是监狱一般，尽管囚笼上厚厚地镀了一层金。”
“这里几乎没有您来寻求的自由？”
他瞧着她很快地苦笑一下。
“不对。”他说：“您错了。我其实并不是来寻求自由的。我是一个文明人。文明人明白：根本没有自由这玩意儿。只有那些年轻、没有完全开化的国家才把‘自由’写在它们的旗帜上。必须有一个安排得当的安全机构。文明的实质就是说生活方式应该适度，即中间道路。人们总是要回到中间道路上来的。不，我坦白对您说，我来这儿是为了钱。”
希拉里笑了，她的眉毛挑了起来。
“在这里，钱对您有什么好处？”
“可以付非常昂贵的实验室设备费用。”巴伦博士说，“我不必自己掏腰包，这样我可以为科学服务并且满足我个人的求知欲。我是一个热爱自己工作的人，但是我爱它不是为了造福于人类。我经常发现那些为人类工作的人有些呆头呆脑，工作起来也不能干。不，我所欣赏的兴趣是纯学术性的研究。此外，我离开法国前已经得到一笔巨款。这笔钱用另一个名字定期存在某银行。等所有这些工作结束后，我就可以对这笔钱随意使用了。”
“等所有这些工作结束后？”希拉里问道，“但是为什么要结束呢？”
“一个人应该有常识。”巴伦博士说，“没有任何东西是永久长存的。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地方是一个疯子经营的。我告诉您，一个疯子可以有逻辑头脑。如果您有钱，有逻辑思维，并且也是个疯子，您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功地渡过您的幻想世界。但是最后，”他耸耸肩说：“到后来一切都要毁灭。因为，您知道，这里进行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凡是不合理的事情，最后总会有人来算账。在当前，”他又耸了耸肩说，“这里对我是最合适不过了。”
那个托基尔·埃里克森，希拉里曾以为他会幡然悔悟，但看来他对此地的气氛十分满意。他不像上述的法国人那样实用主义。他过着自己那种专心致志的生活。他的内心世界对希拉里来说是太生疏了，她根本不能理解。这种世界观对埃里克森产生了一种庄严的幸福感，使他沉醉于对数学的计算之中，并幻想了一连串无穷尽的可能性。此人性格上的古怪和粗暴使希拉里害怕。她认为，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在唯心主义的一念之差中，他宁可让四分之三的世界毁灭，留下四分之一来实现他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乌托邦。
希拉里同那位叫安迪·彼得斯的美国人谈得来。她想，可能因为彼得斯是个有才干的人，但不是天才。她从别人那里听到，他是他那一行中的第一流人物，一位谨慎而熟练的化学家，但不是这门科学的先驱。彼得斯同她一样，厌恶并且害怕这个地方的气氛。
“事实上我不知道我去的是什么地方。”他说，“我以为我知道，但是我错了。政党同这个地方没有关系。我们同莫斯科没有联系。这里是在单独演戏——可能是法西斯的戏。”
“您不认为您这样说是随便扣帽子？”希拉里说。
他对这个问题考虑了一下。
“可能您是对的，”他说，“说真的，我们随便乱说，毫无用处。但这点我可以肯定：我想离开这儿，并且我一定要设法离开此地。”
“不那么容易吧。”希拉里低声说。
这是他们晚饭后在屋顶花园的喷泉旁边进行的谈话。星光灿烂的夜晚，使他们感觉好像漫步在阿拉伯国家某一君主宫殿的花园里，混凝土的楼房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