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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憋了一会儿，忍不住开口说：“把拷给我解开吧，刚才那是误会呀。”
没人理我，除了那个中年警察，其他两个瞧都不瞧我一眼。
“我这儿给你们道歉啦，对不起。”
还是没反应。
“我们这是去哪儿，派出所，要录口供吗，袭警？要不让我打个电话？”
这回有反应了，一个人凑过来，恶狠狠对我说：“别找不自在，听得懂我的话吗，闭嘴！”
“真不用这样吧。”我拷着的双手刚举了举，见那人把警棍抽了出来，连忙把手放下。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他重新坐正，翻着眼瞪我，极不友善，没有一点要和我说话的意思。
倒是旁边那个中年警察笑眯眯地瞧着我。我冲他笑笑，琢磨着该怎么从他身上找突破口，他却开口说话了。
“还认识我吗？”
我仔细地打量他，迟疑地摇了摇头。
真没印象。
“我们可是老朋友了。”
“您……怎么称呼？”
“冯征。想起来了吗？”
“好像在哪儿听到过似的。”
冯征摇了摇头，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
“冯医生，这个称呼，让你想起来了吗？”
“冯医生？”我有点糊涂了，“您是法医？”
他再次摇头，这一次我读懂了他的表情，那是遗憾和惋惜。
“我们一共见过六次。”
“这绝不可能。”我大声叫起来。
一个见过六次的人，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我可还没到老年痴呆的年纪。
“你是不是最近都没有服药？”冯征问我。
“什么药？”我莫名其妙。
他叹了口气，不再说话了。
我心中的忧虑越来越重，事情似乎在往我无法预料的地方滑去。
警车开到了目的地，驶入大门的时候，我瞥到一眼，这根本不是什么派出所，而是一家精神病院。因为精神病这个词的刺激，我一下子记起了冯征的身份，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但听说归听说，我在之前的的确确没有和他见过面啊。
我被推下车，坐在副驾的便衣说，冯老师你和我一起去医院办公室，把他病情和这里的医生交待下。
我正被推搡着往里走，这句话一入耳，就猛地一个激灵。
这是把我当精神病给抓起来了！
全明白了。
所谓灭口，原来有另一种办法，虽然暂时留了我一条命，但这灭口的效果，却要比肉体毁灭来得更有效。
我不知道这个冯征是不是拇指的人，但他必定是喂食者协会的一员无疑。国内首屈一指的心理学家，这符合喂食者协会吸收会员的标准。
一个顶尖的心理学家认定一个人是精神病，是不是非常权威？
我在过往的采访经历中，碰到过许多例因为各种原因，被误当成精神病，强制关进精神病院的案子。哪怕精神再正常的人，一进精神病院，都不可能短时期被放出来，通常得几年，甚至十几年。因为你所有的抗争、申辩，都会被视作精神病发作，没有人听你说话，被护士觉得狂躁了，就是一针镇定剂下去。越是觉得委屈，越是要和医生说个清楚，就越是会被当作精神病，且病情严重。什么时候认命了，不吵不闹了，配合治疗了，什么时候才可能出院。
所以只要冯征认定，我头上这顶精神病帽子就摘不掉了。回想在车上和他的对话，我明白拇指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会给我一点活路。什么叫做和冯征见过六次？显然拇指杜撰出了我的精神病史，更虚构出我在冯征处做过六次心理治疗！我打赌连病历卡治疗记录之类的东西都已经备齐了，时间上也必然严丝合缝，选的一定是我提不出不在场证明的时间段。
那么拇指为什么要把我钉死成一个精神病患者？不得不承认，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法子。一般来说，灭口和杀人等义，所谓杀人灭口是也。但其实这种肉体毁灭方式，在“灭口”这个意义上说，并不十分稳妥。即便真的杀死了目标，也可能因为遗书、录音等等手段，而暴露了想要隐藏的秘密，更不用提杀不死目标的后果了。
但如果我成为一个精神病，那么不管我再说什么，全都不管用了，因为那就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痴语，根本不足采信。尤其喂食者协会这个秘密本身，就离奇得很，我要是现在四处宣扬，反倒坐实了我的精神病。
好一招绝户计。
只是拇指也太小看了我的目标。他们没有想到，我为的不是把喂食者协会的秘密公之于众，而是要彻底摧毁这个组织。言语的力量总归要比行为苍白得多，我原就不打算四处乱说。不对我肉体毁灭，或者把杀我作为第二步计划，实际上给了我喘息之机。
但不论如何，我不能被关在这个精神病院里。
想明白这些的时候，精神病院的大门已经在身后徐徐关闭。这里的围墙高达四米，上面还有尖尖的铁刺，简直像一座监狱。看起来，这里戒备森严，如果是半军事化管理也不会让我意外。作为一个刚刚袭过警的有暴力倾向的“妄想症患者”，可以想见我会有怎样的“待遇”，哪怕我接下来表现得再温顺，看管上都不会放松，直接打一针镇定剂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我该怎么办，留给我考虑的时间不多了。
争取一点时间！
我面露难色地停下脚步。
“干什么？”警察说。
然后他就听见一声响屁。
这种时候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什么手段都得用上。我本就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没拉过屎，酝酿个屁出来轻而易举，并且又响又臭，很快他就闻到了味道，脸皮皱成朵菊花。
“不行，憋不住了。”我说，居然又成功地放了个响屁。
半分钟后，我蹲在厕所里噼里啪啦地大解，臭气熏天。门板下沿处，可以看见警察的皮鞋尖。他就在外面把守，并且没给我解开铐，自觉不愁我翻出花样。
谢天谢地他们没把我的手机搜走。我调到静音，给郭警官发了封短信，然后把记录删掉。
我不知道这封短信能起多少作用，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还是得先靠自己。
收好手机，用怪异的姿式擦了屁股，我在心里为自己接下来的冒险行为祈祷了一下，用手摸到脖子两侧的颈动脉。
我双手一样的姿式，中指和食指并拢，贴着动脉，慢慢移动到膨大区，那是劲动脉窦。这是一个致命区，但这么短的时间里，我想不出其他的法子了。我深深吸了口气，按了下去。
一秒、两秒、三秒——进入致命时间了。
四秒、五秒、六秒、七秒。我感觉自己的心跳慢下来，于是把手放开。
我想我应该呼救了，我憋着嗓子喊，生怕中气太足露了馅，但用了五分力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发出声音。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把裤子拉上来，我伸手拽了一把，同时放声大喊救命。
声音终于从嗓子里冲出来的时候，我的心里突然空了，像是停在半空，又像是被挖掉一块。
心跳停了吗？我慢慢地想。
好像裤子还没有拉起来。
我的头撞在门上，虽然没听见声音，但我觉得应该比我叫救命的声音响吧。
我的意识在此中断。
对颈动脉窦的打击或压迫会导致心跳减缓乃至停跳。心脏骤停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一种当然是死亡，在被救回来的前提下，常常会对大脑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
因为心脏不供血了，大脑缺氧到一定时间，脑细胞就会成批死去，导致脑神经萎缩。
但我重新恢复意识的时候，居然发现思维格外地空灵。
说恢复意识也不完全准确，那是一种不受控制的状态，大脑自发地运转着，像是有了自己的生命，而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些在正常状态下被忽略的事情，或者没来得及想清楚的事情，此刻在我眼前铺陈开来。
一句话，可以有几个意思；一个要求，可以用多种方式达成。比如灭口。
那么，放弃D岛呢？
除了割让之外，有没有其他的达成方式？
非得要战争或国际纠纷吗？
隐隐约约间，那个原本的思维死角正在浮现出来。放弃D岛的另一种方式、原子弹、斯蒂凡石油公司，这些关键点开始连接起来了。
还差某一样。
我看着自己的大脑不紧不慢地把这些线索来回排列，无法参与进去，像是灵魂出窍一样。现在，它开始捉摸起原子弹了。还是用刚才的模式，如果这颗大炸弹不投在日本本土，还有其他可能吗？船已经出海，总不会再回过头来把原子弹投在中国，那么，除开日本的另一种可能，就是扔在海里。如果是在海里炸开，会有什么结果？海啸！海啸会带来什么，日本刚刚经历过一次大海啸，就在今年的3月11日。我当时还因为某个特殊的原因，被邀请赴日采访。在这次采访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无疑是那些沉没之地！因为地震，整个日本有443平方公里的土地，永远沉入了海中。
沉没？
一道闪光！我找到了，另一种方式！
灵魂归位，我猛地睁开了眼睛。
我躺在病床上，这是一间单独的病房，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看守者。
头很痛，比前一次昏迷醒来时更痛。脑震荡初愈，再一次让大脑缺氧，这回我真算是豁出去了，现在感觉还算正常，没有记忆空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能做，逻辑推断能力也无碍，就是不知会不会提前几年得老年痴呆症。
左手挂着水，右手……铐在病床上。
但是我需要马上离开。如果我想的没错，那么原先对反应链的推断，就是错误的。要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我需要帮助，更需要自由。
屋子里一共四张病床，其他三张都空着，使这变成了我的专用病房。常见的医院住院病房布置，说明这里多半不是那个精神病院，我扭头看了眼枕套上印的蓝字，果然没错，“乐清市第二人民医院”。要是还在精神病院里，我的逃脱难度就大了许多，起码只要出了这个病房，走在过道里，被医生护士看到，不会特意上来盘问。
不知道这里的医生知不知道我的“精神病”，但不论如何，以我现在的病情，暂时不必担心会被注射对大脑和神经系统有多严重副作用的精神类药物——如果医生还有基本的医德的话。
我的冒险看起来成功了一半，接下来——怎么解开铐呢？
脑袋一阵一阵地疼，忽然听见开门声，我赶紧把眼睛闭上，作还未苏醒状。
脚步很轻，应该是护士。我有些担心她会从体征监测仪上看出我已经醒来，努力调匀呼吸。
脚步在我身边停下，然后一股带着烟气的体味钻进我鼻子。那种感觉，像是这个人俯下身子，把脸凑到离我很近的地方打量着我。一个喜欢抽烟的护士？不对，这应该是个男人。是看守我的警察，来看我有没有醒来的！我努力控制着自己不要转动眼珠，没多久，那股味道不见了，他直起了腰。
我祈祷他赶紧出去，给我多一点单独的时间，好研究脱困的办法。
轻微的金属碰撞声，右手上的手铐在动。
脚步声再起，我终于忍不住睁开眼睛。
铐被解开了。
我轻轻咳嗽一声，那人停下脚步，转过头看我。
一个二十多岁的便装男子，我不认得他。
“现在门口没人。”他说。
“你是郭栋的朋友？”
他耸耸肩说：“我没来过。你最好赶紧离开，哪儿来的回哪儿去。”然后他数了一千块钱放在床上。
“我会问郭栋要回来的。”他说完走了出去。
我给郭警官的短信总算起了作用。在那封短信里，我说了自己的处境，包括被强制带进精神病院，上铐等等，也说了自己的计划打算，并请求他的帮助。发出这封短信时，我不知道他会以怎样的方式帮我，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帮我。现在看来，他还算是个靠得上的朋友。
刚才这位估计是郭警官在这里警察系统中的朋友，受他之托，来看一下我的情况。开个手铐对他只是举手之劳，因为同型号的手铐钥匙都是通用的。
他最后那句话让我明白，这种帮助只是私底下的，上不了台面。他既不会承认，也别指望能更进一步。就到此为止了，如果我还不识相，在乐清晃来晃去，很可能会再一次被当成精神病抓起来。我的精神病人身份已经被敲定，不论是他还是郭栋，都无法帮我解脱。但如果回到我的大本营上海，有着自己的关系网保护一下，就不会这么容易被强制性送进精神病院。
不洗脱自己的精神病身份，就始终存在隐患。但喂食者协会一定已经把这件事做到铁证如山，要人证有人证要物证有物证，只要协会还存在一天，我就得当一天的“精神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