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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以后，旅店老板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陪同我们来到了桌旁。他60岁刚出头，生得矮敦敦的，一张皮肉松弛下垂的脸，黑头发，向后梳得很整齐。他身着深蓝色服装，整洁干净，像是影片里的老资格的黑手党党徒。
托尼已经和他一起见面谈过话，就介绍了我：“弗兰克，这是多尼，他是我的人，也是和迈克打交道的。”弗兰克介绍了围坐在桌旁的人。在场的五六个人中，有他的得力助手史蒂夫·迪沙弗。此人身材矮小，一脸凶相，只在两耳旁长着头发，头顶光秃。
弗兰克要了70美元的酒，和勒菲蒂交谈，谈到纽约的布拿诺家族他所认识的各方面的人，比如像我们的老板卡明·甘兰特，他称呼卡明的绰号“气垫”。他受过一些教育，还不是那种“话语不连”的粗俗之辈。
他在佛罗里达的福特·劳得戴尔的酒店里有销售业务。在谈到那里出现的事故时，他声色俱厉，拳头把桌子敲得咚咚响。他说，他上一周待在那里收钱，经营酒店的伙计拿出45，000美元的现金放在桌上。弗兰克说，他呼啦啦把钱从桌子上扔下，对那伙计说：“去你妈的45，000美元，我至少要有25万。”他说他在佛罗里达那里需要有个像勒菲蒂这样的人，好管理那里的销售业务，使情况好转起来。
我心里在想：这个家伙能把你哄睡觉，可是你决不能轻易惹他。
弗兰克干干脆脆，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时间在第二天晚上，星期六。
我们离开旅店的时候，勒菲蒂欣喜若狂。他说：“多尼，你可还记得，以往我们到沙贝拉旅店，‘气垫’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只好站在外面？我们连进都进不去。他出来时，对你连招呼一声都没有。托尼，在纽约你根本不能与老板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而这儿，我们不仅能和一个大老板同坐一张桌子，而且明天晚上还能去他家赴宴。多尼，你说说，在纽约会有这样的事吗？根本不可能。”
“他真不错，托尼，”我说。
“不过要注意。弗兰克喜怒无常，是个有善有恶的双重性格的人。发起怒来就像个野蛮的动物。他什么事都不会忘记的。他对罗克福德市的菲尔那家伙很反感，因为那家伙多年前曾骗了他一回。所以我建议从罗克福德经过芝加哥，因为芝加哥希望做一做罗克福德和密尔沃克之间的工作。”
“勒菲蒂，罗克福德那里的伙计控制的地方有哪一些呢？”我问。
“仅仅是罗克福德，别的没有。这儿由这个家伙控制，他比谁都更有权。”
“即使罗克福德那边的人大一些也是这样？”
“你说大一些是什么意思？指年纪大？这里没有什么年龄的界限。迈克说，这个家伙在中西部一带权力最大。光是待在密尔沃克这里他捞不到他所要得到的一切。他占有堪萨斯。克利夫兰市和底特律市属于弗兰克。我是才知道这个情况的。他天天坐飞机飞来飞去。每个星期在这儿待一两天。这家伙每个星期都用高级轿车送他母亲去教堂。多尼，1978年出产的高级车，停下来多气派。在这个城里，你要是不通过他，什么事你也干不成。所有的联络渠道都由他控制住。”
“勒菲蒂，他去不去纽约办些什么事？”
“一年去一两回，就那么多。他看什么人啦，他大都到西海岸一带，到那里办他的事，比如像在拉斯维加斯那里。”
“弗兰克在纽约那里有权吗？”
“他的权力遍及全世界，主要的权力还是在这儿一带。你笑话我吗？他们还有个委员会，能解决所有问题，他也在委员会里面。在上一次较量中，他和芝加哥老板把乔·布拿诺踢了出去。他认识所有家族的老板。他到纽约去的时候，就到甘比诺那个老家伙家里。老板的关系都平等。”
“他和‘气垫’的关系怎么样？”
勒菲蒂说：“他们俩互相敬重。我有时候也怕他。托尼，就让他讲，你就附和附和。”
“我可说错了什么话吗？”托尼问。
“刚才在桌旁，你还问一个家伙：‘你从哪儿来？’这一问把我吓了一跳。他们不喜欢听这样的询问。从来不准问谁从什么地方来。因为，他干吗问这样的问题？你是警察？当时你他妈的把我真给吓个半死。幸好弗兰克没有在意，否则他会回头问你：‘你他妈的是什么人？竟然问我的朋友从什么地方来？’上帝不允许你在讲话中多嘴。”
“我知道了，”托尼说。“我懂，我在学。”
“托尼，我还有话对你讲。到明年夏天，在搞地下交易方面你就是大红人了，连我你也不用求了。不过现在暂且不谈它。托尼，我们要向弗兰克强调：我们要有娱乐场所推销机器，要从事日常营业，要接管公司，要把别人逐步挤出去。在这方面你可不能松劲。那里的家伙可有两下子，不像安托尼·墨拉那样的狗杂种。他在这儿有个顶刮刮的王国，弗兰克就是大王啊。到目前为止，这里的人还挺客气。你知道那个史蒂夫·迪沙弗吧？就是在桌旁你见到的弗兰克的那个伙计？我对他很有印象。他杀的人和我杀的一样多啊。”
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独自开着黑色卡迪拉克牌轿车来接我们去他家赴宴。勒菲蒂向我使了个眼色——他不敢相信：一个老板会一个人到什么地方，更不用说亲自驾车了。
途中，弗兰克对我们说：“我有一班人马，个个都是好样的，就是年纪大了点儿，干起活儿不那么灵光了。我可以用一些值得信赖的年轻人，来管理我一些俱乐部以及其他行业。年轻人对当今世上的营业行情能相适应。”
勒菲蒂立即响应，说：“你要是干什么，多尼和托尼可以听命。你可以信任他们，他们人缘好。弗兰克，只要你需要，他们随时为你效劳。”
车子开了十分钟就到了他家，这是临湖的殖民地式的房子。头天晚上下班的人都聚集在弗兰克的弟弟彼特那里。彼特比当老板的哥哥高一些，不像他那么凶狠。他说：“我要是他，我就不喝中国那种茶，太热了，我受不了。”
我们被介绍见了弗兰克的妻子。她和另外一个女人忙着烧饭烧菜，忙着招待。
弗兰克坐在桌子的首席，勒菲蒂坐在他的右边。两个女人只管招待，没有和我们同桌而坐。一共有5道菜，主食是小牛肉，很丰盛。餐桌上一瓶又一瓶的法国葡萄酒不停地送来，接着就喝路易十三白兰地。
弗兰克谈起了往事。有一段时期，他在密尔沃克商业区拥有7爿俱乐部，开展拳击比赛，其中许多比赛都是设计好的圈套。他说，当今他外出旅行，乘的是私人喷气飞机，在大型机场都无进进出出方面的麻烦。他说，他旅行总是用化名——都用伦尼·弗兰克。
宴会的气氛热烈，大家都很轻松。不过，我和坎特还得保持注意力，不能随便，说话和行动都还得注意分寸，以兔惹怒了他，这毕竟是家族老板的家。
第二天是星期天，晚上有个盛大的“活跃气氛”宴会，作为意大利高尔夫球队义赛的开始项目。弗兰克说，他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参加这样的宴会，因为他和委员会的头头路易·法佐为敌。“不过，他已经死了，”他说，“0。38的子弹，中了5枪啊。”他哈哈大笑，可这并不是开玩笑的事，0。38口径的子弹啊。因此，他打算出席宴会，让人们感到意外，“有点乐趣”。他邀请我们作为客人与他一起去。
他弟弟彼特说：“我和那里一些人也有仇，给他们来一点威胁也无妨。”勒菲蒂说：“小威胁根本伤不了人。”
我们一行来到马克·普拉扎饭店的大舞厅，参加“活跃气氛”宴会。我们到得很晚。
我们到了大门口，晚会委员会主席、饭店主人赶忙跑了出来，连连向弗兰克表示歉意：他们事先不知道他要来，连桌子也没有给他摆好。
所有的桌子都坐满了人，大家都在吃开胃的水果色拉。侍者忙忙碌碌在招待客人。大家都已经看着我们，轻声议论。他们显然知道，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是什么人。舞台的正中有一张桌子，本来是为了晚会的活动而设的。主人请附近的人们离开，让给我们用。没有一个人有怨言。这样就为我们重新设置了一张桌子。接着，他们领我们进去，把我们安排好了座位，侍者都围着我们转。我们的餐桌上专门有两三个侍者服务。
就餐以后，人们忙不迭地到我们这边来表示敬意。“弗兰克，你好有精神……，”“弗兰克，你光临这儿真使我们感到高兴……。”我从来没有目睹过这样的场面，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弗兰克大摆其威风。“这位是勒菲蒂，这位是多尼，他们从纽约来，都是我的好朋友；这位是托尼，来自巴尔的摩，也是我的好朋友……。”本来他要向我们介绍一下那些人，可他对他们不屑一顾，接着和我们聊天，让那些人站在那里，弄得他们一个个都不自在。
有两个人作了介绍。一个是卡门·巴西里奥，是个拳击手，也是请来的客人之一；另一个是约尼·德斯蒙德，他在晚会上表演歌唱。
晚会的活动结束以后，弗兰克说：“我们走，到告密的那儿去吧。”
那是个称作“象征义演”的小地方，是商业区里运动员俱乐部里的餐店休息厅。主持人是个弗兰克所厌恶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告密者”。
休息厅里济济一堂，大都是从晚会场那边过来的人。我们待在酒吧里，许多人过来向弗兰克致意。
弗兰克和史蒂夫·迪沙弗开始向我们讲告密的事。
“妈的，当叛徒告密的数也数不清，”史蒂夫说。“杀也杀不完。在密尔沃克，你要用卡斯特罗①的大军才能消灭告密的家伙。在这一带，你怎么知道谁是告密的啦，他们在车子里都安装着遥控启动器。”
① 卡斯特罗（Castro，Fidel，1926一）：古巴革命的领导者，古巴共产党总书记，1959年就任古巴总理。
坎特最近在车里也安装了遥控启动器。
弗兰克说，他就想不通：人们怎么能自己反对自己人呢，“告我密的人不可能活到作证的那一天。”
史蒂夫对我说：“我一直在设法帮着弗兰克，不要只管他自己的那个登记业务，而要对城里的那些搞登记赌博业务的人收费，每周收他个1，000美元。因为告密者那么多，他娘的真头疼。让他们经营他们的业务，收他们的钱，让自己的人离开那里，要想找个好伙计管理赌博业务太难了。”
弗兰克说，前年管理他的日常赌博登记业务的伙计不负责任。“我不能一天到晚监视他们，我不想那么干。我要找个能够信得过的伙计。”
“多尼可以干，”勒菲蒂立即搭了腔。“我在干过的赌博登记业务中，和他共过事。他能处理业务问题，他知道怎么样把事情干好。”
弗兰克看了看我。“有兴趣吗？”
“当然有。”
弗兰克抓住勒菲蒂的胳膊。“我们谈谈这个事。”他们到了一张小桌子旁。
我还不是一个入盟党徒，作为联络党徒，我可以从一个家族转借到另一个家族。我所得到的任何好处都有勒菲蒂的一份，他知道这桩买卖有多大。
我不仅可以为密尔沃克的党徒老板处理赌博登记业务，而且我还有机会打入拉斯维加斯赌场瞒报私利。在党徒控制的卡西诺赌场，瞒报的钱从党徒分红的总数中要扣除。巴里斯特艾里有责任收回那些瞒报的钱，分给这一带与此活动有关的其他家族的党徒。
我为能打开这个缺口感到非常鼓舞。但是我立刻就意识到我干不了这桩事。弗兰克赌博登记业务很大一部分是足球。足球比赛季节要持续大约20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登记业务每周七天都有。眼下正是8月份的时候，足球比赛的季节即将来临。
这样一来，足足要有5个月时间我不能回家。
我没有立即拒绝这份差使，我心里想，或许我能从他们那里逐渐了解一些更多的情况。
勒菲蒂和弗兰克谈了几分钟以后就走了过来。弗兰克说：“好啊，下个星期二你就和史蒂夫在一起干。整个工作营业情况，他要给你作个全面介绍。”
我们在凌晨2点离开了那里。
勒菲蒂把他和弗兰克交谈的情况作了一番解释：“弗兰克对我说，‘你知道，如果多尼接下这份工作，你就要对他负责。你清楚后果。’我说，我一定会负责。他说：‘我一旦真干起来，他要是胡来，你就倒霉了，倒不是他。他们要找你算帐，而不是找他。’我就说：‘你不要想得太多，我会负完全责任。’我还对他说，你是我的亲戚，多尼，任何人都不用为你担心。”
弗兰克要用我，仍然还要打电话给纽约，征求我的副官迈克·沙贝拉的允许，并且记录在案：如果我出了什么差错，比如我当了告密者，或者携款逃匿，这都由勒菲蒂负完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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