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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莱格斯说：“我有一次为那个老人当警卫，到了加拿大。那时我手头空闲时间很多。因此就决定在那里的大学学习一些哲学方面的课程。”
布比问罗西：他从孙尼的表亲卡明那里弄到的那些伪珠宝，罗西是怎么处理的。我们把这些伪货展出后销售。罗西说：有些价格不贵，销售得还不错；但是，有些贵重一点的销路就不好。他卖给了一个女招待员一只罗莱克斯手表。罗西说：“这只表样子很好看，但把她的胳膊都变青了。”
勒菲蒂悄悄对我说：“多尼，这次干的事我不能对你讲，因为不是我的事。可是，我们一旦要动手干的时候，我就让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能要用你的寓所，弄到的东西藏在你那里，可能要掩藏起来。”
第二天早上，他们有4个人乘着租用的大车出发了。一支监察队尾随他们开往圣皮特堡一带。可是，到了19号公路和四十九大街的附近就没有跟上他们。
那天晚上，我们7个人到了塔彭斯普林斯的一家希腊夜总会，他们在那里有肚皮舞女。舞女们围着我们的桌子跳舞，伙计们把5元或10元一张的钞票塞到她们的胸罩里或短裤里。
大伙儿在议论，谁长得最好看，舞女就会找他。布比往前额上啪嗒一声贴了一张100美元的钞票，票子就粘住了额头。他说：“我就是最漂亮的汉子。”
第二天，监察队随着他们待在平拉斯公园，就在圣皮特堡外附近。特工们观察他们在兰德马克信托银行一带打量地形，那里离警察局仅一街之隔。
这天稍过一些时间，勒菲蒂说：他们不打算在那个地方动手，“因为情况有点不妙。”
我和罗西身处幕后。作为隐蔽工作者，我们正要处理一个最令人头疼的难题。我们得不到明确的指示：党徒一旦真的要枪，我们还给不给他们。
我们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常常很难从总部那里得到及时的决策。
在街道上，你要当场作出决定，常常是在和歹徒谈话过程中就要采取决策。这是常有的事，是搞隐蔽工作中每天遇到的情况。但是，有些事我们要求总部在一天之内给我们答复，可往往要拖到两个星期。这里的原因一部分是：你要求得到的授权带有合法的意味，而那种地方还有潜在的不同意见，因为局势不是很明朗。
但是，对我们的破案工作，这些都是至关重要，常常面临着生死相关的局面。在我全部的隐蔽工作期间，我自己以及我与其他隐蔽特工的交谈中，最头疼的是我们需要答复的时候得不到答复。
你和党徒在一起有个事要干。你问总部：“这事我能干吗？”谁也不给明确的答复，事情也就只好拖延，使你处在这样一种位置：你要和党徒们周旋，使他们不至于越轨。
你想买什么东西，可能要求他们给钱，或者要求他们批准。对于货物你可以要求等一两天，这倒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你不能一拖就是一个月。如果你提出种种理由拖几个星期，这就损害了你的信誉——特别是约期已到，你还干不成买卖。如果你失信两三回，这就混帐了。党徒们会这么想，这家伙没有什么能力，同他打交道不值得。大街小巷人家议论你，说你是个吹牛大王，或许你是个暗探。
早些时候，我和勒菲蒂在一起搞银行本票的欺骗活动，得到一名美国律师的允许——只要我购货有记录，这样案子结束的时候，可以回头补上商家的损失，这样干就可以；后来，另一名美国律师接着管理这件案子，他说，如果他一开始就理这件案子，他会反对我这么干，说不定还因为我欺骗购货而对我本人进行指控。
正因为这个原因，一个隐蔽特工头脑里总是在考虑：即使我作了适当的记载，作了适当的汇报，按照批准的程序在工作，抓住党徒不放，我自己会不会因为什么事而受到指控呢？会不会因为我干的工作而被别人指控呢？
在这一件案子中，我和勒菲蒂、布比以及其他党徒混在一起，涉及的是这些枪支。
当孙尼或勒菲蒂问我的时候，我对他们说：我们的枪支藏在佛罗里达。我是联络人员，我自然可以拿到枪支。可是你不能带着枪在身上，乘飞机到处跑，所以最方便的办法是把枪藏在一个地方，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到。
因此，当党徒来侦察银行地形的时候，布比问罗西有没有合适的枪，罗西回答说：我们有枪。他这样的回答完全正确。
接着，罗西就和联络特工接触，询问：如果他们要枪，我们要不要给他们——给他们可以吗？这个问题传到了美国律师那里。他：“当然可以，只要把枪弄出一些故障，他们就开不了火。”这没有什么大不了，很容易办到。因此，到时候你不在现场，一旦有什么情况党徒要动枪，他们就打不响，谁也不会因为我们提供的枪而受到损害。
接着把问题提到了总部。总部要花时间去问司法部门。意见不能统一，争论了3天。而这时候勒菲蒂的人决定不对银行采取行动，因此也就不需要枪支。这时候我们的司法部门又说不能搞。
我们的那个美国律师，即负责我们的这件案子的律师，他说可以干；而我们的联邦调查局总部说不能干。我为联邦调查局工作，不是为美国律师工作。在通常情况下，联邦调查局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在此案中，我该干些什么呢？我要使枪支不灵，把这样的枪支交给勒菲蒂一伙。尽管这样，有些事还得由你自己作出决定。
有消息说：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印象，想见见我们——在佛罗里达从事“冷水工程”的隐蔽特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确保安全。
一开始，我并不那么热心，这样做对我们的行动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危险。局长又不能到我们的俱乐部或寓所来看我们，这就要我们开车到什么地方去。你根本想不到会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会看到我们；要么无论是谁，看到我、罗西和舍农三个人在一起，都会感到奇怪：我们究竟在干什么。
但是，既然作出安排的联邦调查局官员愿意让我们会见，而要见的又是局长，我们决定执行。
我们安排的时间是午夜，地点在坦帕的海港饭店，即乔治·斯坦布莱纳的饭店。那儿离机场很近，很繁忙，我们偶尔也到那饭店去过。会见安排较近的地方比远处要好，因为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相见，一旦被人盯住，那就更被人怀疑了。
我们3个人来到了饭店的休息室里，大家喝了一点饮料。我们并不是一道去局长的房间，而是分开一个一个去，每个人相隔几分钟左右。
局长的身边有个副官，在场的还有坦帕的案件特工基尼，他对会见作了协调工作。韦伯斯特法官——他先前曾是联邦政府的法官——是一个很平和的人，说话声音很轻，有时很难听清。
对于我们在佛罗里达的行动，他给予赞扬；对于我搞隐蔽工作时间这么长、打入这么深，他也很夸奖；我们为干隐蔽工作作出的牺牲以及执行有生命危险的任务，他都作了鼓励，祝贺我们的工作干得很好。他熟悉这个案件工作，知道谁是主要任务执行者。他还问了一些细节问题，但是此时的确不是汇报工作的时间，因此谈得很简要，很一般。他主要关心我们的福利，确保我们得到有效的支持，以及向局里要求的东西得到落实。他说，他正是为了这些事来看我们，而且要亲自看一看。
我们没有任何怨言，感到很荣幸。
孙尼要我到纽约去，并且从我们赌博登记业务的“获利”中带2，500美元去。他说，他们的足球登记经纪业务三个星期连续很糟，他需要钱放回到街道上去。
他说：“上次你来时，在约翰房间的事你还记得吗？你提的那个问题仍然存在吗？”
“我不知道，那伙计我还没见到。”
“那这样吧，见见他。”
“好的。如果那东西弄不到怎么办？”
“你不一定要弄到，只要渠道畅通，东西总还在。我现在的兴趣就那一个问题。”
勒菲蒂很快就来了电话。
“我拿支笔，把那些数字记下来，”他说，“因为我要去见那人。昨天我们赚多少？”
“昨天，1，160块。”
“那一天呢？”
“星期四那天？达拉斯那场子？”
“是的。”
“我们赚了2，480块。”
“这么说，你们那个星期仍然赚了1，500块。”
“对，不要忘了，对他说，我还要拿出1，000块来付那人的薪水我想给他一些钱。”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接收。”
“这样，我就要坚持一下，然后到星期三我见到孙尼的时候，我亲自向他解释。”
勒菲蒂又是叹息又是呻吟：“我不大舒服，可能得了流感。医生给我打了一针，要我在家待一个星期。我预定了一次做胸部X光透视。我现在没有钱，谁也不会给我。注意，多尼，你到这儿来给他带东西的时候，也给我带105块钱给租车的费用，知道吗？因为那105块钱我要给老婆。她要付运通信用卡。这事儿我已同他谈过。”
我给孙尼送去了2，500块钱，并且对他说：大麻的事仍然有效。他说：约翰那伙计欠了高利贷款子20多万。约翰就是我上次在他公寓里并带了样品给他的伙计。孙尼说：“既然他是跟我一起干的，我得为他担保。20万中，有6万是欠卡明的。我叫他把15万的珠宝给卡明。我对你说，我不想再作难他。有个家伙想他妈的要干掉他。他积欠了那些债，然后对谁都说谎。”
孙尼买了100磅大麻，卖主是在迈阿密的一个古巴人。孙尼与在长岛的某人达成了交易，叫那人出售。他还想尽快再弄到100磅。他在迈阿密还有可卡因方面的联络，样品检查有81％的纯度。他以每公斤47，000美元买进，要我们加紧海洛因方面的联络关系。
在第一流网球俱乐部办公室里，彼特和汤姆·所尔姆父子俩正试图加紧他们与罗西的毒品买卖。这两个留小胡子的家伙趾高气扬。罗西坐在办公桌后面。儿子汤姆，戴着金链子、金手镯，坐在办公桌前面的扶手椅子上。彼特站在那里，双臂交叠，或者走来走去，或者不停地为他们倒苏格兰威士忌酒。
罗西说：“我们真正想要的是海洛因。”
“海洛因难，”汤姆说，“大麻要多少？”
“你要是给我一些样品，我就有人在星期三从纽约来，他们会告诉我需要多少。”
彼特说明了大麻是如何转手的。“他到这儿来，在旅馆里登记住下。迈阿密北面，好莱坞以及劳得戴尔酒店都很好。他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到他那里。他带着钱，对吧？你把你车子的钥匙给我，我就交给我的人。他就去，把货装到车上，再开回来。他来到房间，把钥匙交还给你。就行了。每个包上都标了号码，注明了重量。先买我们一次，你就有数了。”
“我爸爸包了一切，”汤姆说，“我去办理一切事。我知道什么货好，什么货不好。我到哥伦比亚那里去了许多次。”
“所有的脏活都是他干，”父亲说，“他统领了一班船，偷渡，分散弄来，能弄得到大量的。”
罗西说：“上一次我带的样品到纽约，他说：‘你怎么把这么多籽也带来干什么？’”
“我们的货里，没籽，”汤姆说。
“你们的人能大量供货，呃？”
“惊人的多，”汤姆说，“我们每个星期可以供你5，000磅，这毫无问题。”
罗西说：“我在这儿完全是打打前场。到了纽约那里，他可能会说：‘我们这里过多了，再等一个星期，一个月。’这种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我看，我只能说，这些东西是怎么个弄在一起，是快还是慢，我真说不上来。你明白，我只不过是个中间人。”
汤姆从外衣口袋里漫不经心地取出一小塑料袋子白粉，说：“还有这东西，都是好货，你不识货。”他把袋子又装进口袋里。“我看，你对这种货不大晓得。”
“是啊，我不懂，”罗西说，“你就别跟我讲了。”
“你没有用过，你不懂，”汤姆说。
“那是什么价？”罗西问。
“那边的价？”汤姆把口袋的样品又掏出来，放在桌上。“是2，205块钱。”
“成色呢？”
“八成。”
“我们有九成二的货，”罗西说。
“怎么检验的？”
“我哪儿知道？我只知道那人把东西交给了另外一个人，让他去检验。他回来说：‘托尼，这货有92％的成色。’我问：‘好不好？’他说：‘好极了。’”
“把你那个买主请来，我只同他谈5分钟，他肯定会买我们的，因为这的确是城里最好的货。”
“你没有必要同我的买主交谈，这是使不得的，”罗西说，“由我亲手交给他就行了。你们的问题是：我们把要的东西告诉你们，你们弄货，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