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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有个正当的理由，”我说。
“我不大明白，你知道。迈克打电话对我说：‘注意，一切都很好，坚守阵地，这方面的事已不再会谈了。’”
“说得对。”
萨利说：“他们花了那么多钱，派我到这儿来，就因为要让你们伙计感到自在一些。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想派两个你不认识的人过来。”
“如果派来的人我们不认识，我们不能和他谈什么，”玛鲁卡说，“应该派我们认识的人。”
“不熟悉的人有什么好处呢？”萨利说，“因此，你现在感到自在一些吧？”
“是啊，是啊，因为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事。一个人没干什么错事，也就用不着担心什么，对吧？”
“对，”我们说。
“现在掌权的是我们的人，不是孙尼·雷德，不是费尔·鲁克，我还要和他们坐到一起辩论是非吗？他们掌权的日子够长的了。那是非法的掌权。”萨利说。
“可他们确实掌了权，”我说。
“快作决定，”萨利说。
“我实在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玛鲁卡说，“他什么也没同我说，同我说得很少。”
“现在，我们是在很体面的制度下办事，”萨利说，“和我们在一起，你也很光彩，对不对？”
“这倒也是这么回事，”玛鲁卡说。
我说：“你现在跟的是正派人，是孙尼。”
“对，他现在就是了不起的大人，”萨利说，“因为大门如果是敞开的，那正是他开了大门。我们现在都在孙尼·布拉克手下干事，个个都为他办事。”
“换句话说，你对他们讲，——是孙尼·布拉克。”
“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萨利说。
“不会有什么问题，”玛鲁卡说，“我这儿还是不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你做得对，”我说。
“我要再干什么错事，那真该进疯人院了。”
我们把话题回到我的目标，谈到了安托尼·布鲁诺·英德利卡托。我说：“你瞧，他真的该出来，那东西吸一次，只保你20分钟愉快，然后再吸分量就要加大。不像海洛因，可以保你四五个小时。所以他们一个个都像发了疯似的。”
萨利说：“这家伙整袋整袋地买。”
“所以花了那么多钱，”我说，“他真该从那种鬼地方爬出来。他和这儿的那种贩子有联系。”
“我往日从没见过，”玛鲁卡说。
“我见过他三四次，还记得他的嘴什么样子，”萨利说。
“他只是在可卡因发挥作用的时候才能干点事，”我说，“除此以外，就别提他了。”
“那边一个伙计说，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萨利说。
“他可能跑进来，妈的会开枪，”我说。
萨利说：“他就是进了人肉庄也不在乎。”
“你就待在这儿一带吗？”我说，“我在这儿还要待几天，找这个小子。因此，假如我有什么事要办，你知道吧……在这儿能不能找到你？”
“就用我家里电话号码，”玛鲁卡说，“你要我，我就到。如果你紧急，就说：‘快点来。’”
“那好。”
“要对他说外面凉，多穿点衣服。”萨利说。
“好的。”
玛鲁卡说：“你不用那么说，就说：‘我要买一辆车，想要你来检查一下。’”
“那好。这儿的人都不认得我。我会认识他的，而他却根本不知道我。因此，那些娱乐场所我都可以去。我住在荷里得旅店里，就在海滨那里。”
“你要待多久？”
“我不知道。”
“一旦这里的事全都搞清，他就要回去，”萨利说，“我们是独立自主，完全自主，没有什么骑在头上的老爷。”
“一点不错，”我说。
“希望勒菲蒂支持，”玛鲁卡说。
我说：“你就别提了。”
会见以后，我给孙尼打了电话，向他报告。
孙尼说：“你要为我来来往往地跑个不停了。穿得整整齐齐，替我向那个乡巴佬问好。”
我给勒菲蒂打了电话。他知道普玛不在佛罗里达——他在纽约。
“我昨天在这儿碰到了他，”勒菲蒂说，“我和他把所有问题都弄清楚了。”
我对大家说，我去了许多娱乐场所，找那个家伙。我的确到处露了面。我要是碰到他，我并不在乎；或者别人碰到我，散布消息说我就在这一带——那会使我处于不利的局面——我也不在乎。毕竟党徒们在找他。联邦调查局也在找他，那是为了保护他而要在大街上把他抓起来。到那时我就可以对孙尼说，我已经完成了任务。如果党徒们和联邦调查局都找不到他，我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只有一件事，联邦调查局有些人表示担心：有消息说，我要对安托尼·布鲁诺下手，他有可能对我先动手。
我和萨利在迈阿密待了大约一个星期。后来孙尼打电话对我说：“我看他不在那里，我们在纽约这儿找到了他。因此，你还是返回到坦帕去吧。”
过了两天以后，我给勒菲蒂的日常电话中，他问我：“发生什么事了吗？”
“什么事也没有，只是到外面转转，看有没有可干的事，好弄些钞票。”
“那好，那好。”
“没什么情况？”
“没有，”他说，“买一份今天的邮报，没什么。”
“今天买不到，要到明天才买到。”
“明天买一份，上午给我打电话。”
《纽约每日邮报》刊登一篇大标题文章：《老板野心勃勃，党徒合谋共诛》。
文章说：在奎英斯的奥松公园一片空地上，在幽暗的墓地旁发现了阿尔奉斯·“孙尼·雷德”·英德利卡托的尸体。文章描述尸体“子弹穿孔”。有几个孩子在玩耍，他们看到了一只牛仔靴子丢在了地上。
那死者的两个亲密同伙失踪了，可能已经死亡。文章发表的头一天，我已经知道：纽约警察部门通报联邦调查局：尸体肯定是孙尼·雷德，他是中了多发子弹而死亡。
第二天上午，我打电话给勒菲蒂：“文章看到了。”
“好啊，瞧，这儿够热闹的。别管它了。”
“热闹些什么？”
“啊，多着呢。”
“我们都没事吧，唔？”
“闹得很呢。不过我无法说。这儿我们的电话都不好使用，知道吗？”
既然家族的主要成员公开火并，成员遭到谋杀，联邦调查局总部就想把我撤出来，结束隐蔽工作。他们想在6月1日立即结束。因为会有更多的谋杀行动。朱利斯·波拿伏龙塔觉得：既然我和孙尼非常接近，并且委以谋杀别人的重任，那我自己就成为别人要干掉的目标。对于他们的担心，我能理解，但是我不同意马上就结束隐蔽工作。
我很快就要成为入盟党徒，真的能尝到一个老练党徒的滋味。勒斯蒂·拉斯苔尼很快就要出狱，可以肯定：孙尼会加速自己的行动。他要我对另一名老练党徒下手，说明他在提名时，我会得到批准。他需要亲密同盟，要一名他能信任的兵丁，这样可以和别的老练党徒作为平等的抗衡。孙尼已经说过：我要为他做大量的出差工作。作为一名入盟党徒，我作为他的使者就会有极大的影响，可以坐下来同任何人进行谈判。作为一名老练党徒，我将是孙尼的伙伴，孙尼差不多像派大使一样派我的用场，可以调解同其他家族的关系。
作为一名入盟党徒，我能向其他破案工作提供无限的帮助。等到最后大家知道我打入党徒内部那么深，并且成了入盟党徒，这对黑手党是一种耻辱，也结束了黑手党不可战胜的神话。我想使隐蔽工作继续下去，至少要延续到8月份。
关于我要不要成为入盟党徒，大家有些异议。有人觉得，如果我入了盟，行动上就不能像以往那么灵活，会受到各种牵制，若犯“无知错误”就不再得到谅解。而“无知错误”恰恰正是我所干的事，是为了破案工作已经采取或没有采取的步骤。我要按照他们要求干事，他们可以命令我去犯罪。他们不同意我继续隐蔽下去，也不同意我成为入盟党徒，朱利斯就是其中之一。
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安全方面。大家都认为，我再待下去就不够安全。他们觉得，我们已经侦破了许多大案，仅仅为了再破几个案子而冒险隐蔽下去不值得。我自己感到很安全，经过5年的隐蔽工作，现在要面临结束时感情的痛苦。我不得不服从决定。
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外水晶城玛丽奥特饭店开了个会。到会的有罗西、舍农、朱利斯和我，还有各方面的督学员、总部的人以及各个案件的特工。由于还有别的破案工作与我们的行动有这样或那样的牵连，因此工作相当复杂，很难完全把我们的行动彻底了结。我们需要足够的时间，使其他破案工作进展到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能继续进行。大家围坐在桌边讨论。凡自己估计所需的时间都必须缩短。如果你估计破案还需要一个月，那就得减到两个星期。经过反复磋商，我们终于确定了使各方都能接受的工作时间。
我们决定隐蔽工作结束的日子：7月26日。
紧接着，我们又召开了一次会议，明确结束时的基本工作。会议在新泽西举行，地点在乔治·华盛顿大桥附近的霍华德·约翰逊饭店。会议有两大议事日程：一是在哪些电话上安装窃听器；二是我的真实身份首先应该告诉布拿诺家族的哪一个成员。
这两个问题相互牵连。在我们起诉以前，我们的行动任何内容都不得公开，而起诉还得在几个月以后。在7月26日结束行动的同时，特工们要向布拿诺家族暴露我的角色，这样他们就不会把我当作通风报信的人而加以追捕。从历史上看，党徒们对于警察和法官并不采取报复行动，因为那么干他们会受到更严重的打击；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还想促使大量的交谈，从而能提供党徒的行动、地点、阴谋计划以及具体人员的证据。
为了得到他们的谈话内容，我们需要搞窃听。为了搞窃听，我们要得到法庭的指令。为了得到法庭的许可，我们需要提尽可能多的最新的有说服力的情报。我们需要特殊对待。我们不能径直走进法庭，要100个窃听装置。我们现在就要作出这些决定，以便得到法庭的指令，在我结束隐蔽工作的时候安装窃听器。
我们决定在最重要的电话上安装窃听器，这些电话大都为重要分子们所常用。他们用这些电话从事大部分犯罪活动的联系。
接着我们讨论了首先告诉谁。出席会议的人几乎都认为应该先告诉勒菲蒂，因为他和我日常在一起的时间最多，最接近。他会对着电话大喊大叫，会说出各种各样的情况。
我坚持认为：首先应该告诉孙尼。孙尼现在实际上是布拿诺家族的最高负责人。他沉着冷静，富有理性。勒菲蒂会对着电话向大家大声叫嚷，什么事儿都能在光天化日下数落；但是孙尼会打一些重要的电话，会作出特别的处理。孙尼的命令比较严肃，别人也会严肃对待。大家对此没有争议，应该先告诉孙尼。
大家既然同意先告诉孙尼，那么问题是谁来告诉他？有人认为应该由我对他说。要我对他说怎么也不是办法，那将是最严厉的当头一棒，等于往伤口上撒一把盐。这么做不明智，也没有必要。这个任务应该由联邦调查局的其他特工来担任，其中包括孙尼以往见过的特工也行，因为那将使孙尼相信：告诉他的情况完全真实。
一切都作出了安排。我返回工作岗位。
现在的任务已经不再是向家族内部作进一步的渗透。还有6个星期我就要结束隐蔽工作，我现在只是更多地搜集情报。其实这项工作也并不那么简单，我还得扮演我的角色，仍然保持我的个性和人品——我不能突然变得对什么事都想迫切地了解。对于党徒们来说，这还像平时一样地行动，我表面上也还得跟平时一样，其中包括操纵家族内部的火并。
总部里有些人希望我们突然另立山头，开始向一部分人询问另一部分人的情况，以便得到最后的关键情报。但是我们拒绝了这样的要求。如果我们犯了攻通过紧的错误，我们突然间连6个星期也待不下去，说不定一天之内就要撤走。
布比的女儿要结婚，大家都应邀参加6月20日的婚礼。6月15日，我和孙尼及其一伙来到了纽约。他们还在寻找那个伙计：安托尼·布鲁诺。
在前往影院俱乐部的途中，我碰到了尼基·桑多拉。我说：“那家伙不在迈阿密，我们到处都找遍了。”
“我们采取了几种试探手段，这个星期会见分晓。他大概躲到什么洞里去了，在那儿避一阵子。可是，只要他一爬出洞来，我们就会述到他。”
我去了曼哈顿，到荷里得酒吧去看看勒菲蒂。我们一道在玛迪森街道上漫步。他很气愤，对每个人都不高兴，在大街上走走才能真正使他消消气。他没能分到应有的一份利，大家冷落了他，要么不喜欢他，要么是亏待了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