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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夫说出什么话，就开始包围这间小食店。碉堡看来是难以攻克的。他在小吃部附近连续站了好几个钟头，从早到晚在房屋门口值班看守，默默地细听侮辱人的话，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度过许多个时辰。
每遇方便的机会，即是他们在小吃部附近单独地一对出现，或者同路到商店里去的情形下，柯托夫自己总会滔滔不绝地说话，那模样就像有些人正在留心地听他说话似的。他真的从诞生之日起开始叙述自己的生活。他讲述他妈妈是俄国人，父亲则是犹太人，父母亲断定，俄国的犹太人一向处境不利，所以他们给他起个俄国名字，冠之以母亲的姓。但是他的鼻子和父称会暴露他的出身，因此学堂里的人都骂格里什卡·柯托夫是个染成灰兔模样的犹太崽子，他隐瞒着真实的家谱。有一次，大约是在五年级的那个班上，小伙子们把他拖到盥洗室里，拉下他的裤子，检查他是否割了尾巴。
当他和娜斯嘉同到商店去的时候，柯托夫叙述了这个割尾巴的插曲。那时女人突然停步了，头一回瞧瞧他的脸庞，把一个小提包递给他。那天晚上密探在娜斯嘉的住宅中饮茶，娜斯嘉一个人生活，几年前丈夫出门去买纸烟，一星期以后回来取行李走了。
“你是一个很好的男人，勤奋的人，但是你白白浪费时问。我不会向你讲到那个人的任何情况，他是个克格勃分子，可是工作能够维持我的生活。”
柯托夫认为，娜斯嘉说得对头，他开始叙述，怎样在民警学校求学，然后在某一分队当侦查员，当他去工作的时候，他从家里的钱柜里取出一个卢布，用来买午饭和香烟。
翌日，柯托夫写了一份详细的汇报，把它放进信封里，转交给克里亚奇科并且说：
“顺便问一下，如果我被汽车压坏，或者另外出了什么事故，那时就把它拆开来，好吗？”
“也许，让我们讨论讨论，怎么样？”斯坦尼斯拉夫很认真地问道。
“我对你讲了。教训我已经太晚了，帮不到忙，可是叫我去随波逐流，未免太早了。”柯托夫点点头，溜走了。
柯托夫在刑事侦查机关供职二十五年了，因此，他的经历是够多的，他很耐心地讲了一遍，时而把自己描绘成愚蠢的样子，时而把自己描绘成可笑的样子。娜斯嘉有时感到疲倦，要把他撵走。她说得更具体，更粗鲁，他点头表示同意，从小吃部走开，坐在一张隔得很远的茶几上。如果娜斯嘉把他从屋里赶出去，密探就走到街上，在窗户下面散步。
十二个昼夜以后她软化了，留他过夜，可是到凌晨她却说：
“巴图林·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她说出了汽车的牌号后抽噎着大哭起来。“没有的事情了，以后你不要再来。”她开始吻他，“格里申卡，你是我的亲爱的，这种生活中的一切多么龌龊啊！”
他很热情地报之以接吻，把她的头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前并且回答说：
“非常龌龊，亲爱的，而今日是个晴朗的日子。我以前没有对你说，你可以想想，我在扯谎，因为我有这种兴趣。亲爱的，你是一个人，我的美人儿，而我也是一个人，一对破破烂烂的骷髅，于是我们相遇了。我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藏身，每天都来串门是不可能的，有任务，但是我以后经常会厌烦的，我还没有把什么都讲给你听。”
而在星期日，十八日，十四小时左右，根纳季·维特金坐在方向盘后面，格里戈利·柯托夫半倚地坐卧在后座上，他们“驾驶着”，走在巴图林的“日古力”牌小轿车前面。
“我们干嘛要跟在他后面跑来跑去呢？”柯托夫发表空洞的议论，“我们已经查明了他的情况，他在警卫处服务，我们力所不能及。这个人物应该由列夫·伊凡诺维奇来对付。”
巴图林从宽阔的街道急剧地拐进小巷里。维特金跟上了，没有放他走，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咦，小机灵鬼，你在抓公子哥儿。”
“喂，停车，开进营业所啦！”柯托夫急躁地说，“你准会暴露出来的，乘一辆有文化的人的小汽车来办各种事情是很危险的，是很愚蠢的。”
“他干嘛兜圈子呢？”维特金固执己见，“怎么，他要出席什么秘密约会，所以转来转去，接受检验。但是他现在还没有测定我们的位置，还没有测定。我嗅到了！格里什卡，你毕竟是个真正的侦探，你应该明白，如果他测定了我们的位置，我们就不驶行，不慌不忙地走到办事处去或者回家去。”
“我们跟在他后面急剧地拐了两次弯，他也是个侦察员，而不是牛蒡，停止吧，转回头去。”柯托夫不满地说。
可是维特金不听，继续追踪。自尊心是有益的品质，但是有时候又是危险的，当它导致愚蠢的固执己见的时候，尤其危险。格里戈利·柯托夫发现了这个小食店的女招待，通过她撞到了那个被追查的人，可是他办了什么事，根卡·维特金？没有做什么有益的事，捞到一大笔钱，无济于事。目前出现了机会，这个好装腔作势的人公然要出席秘密约会了。
“不，格里沙，我和他开开玩笑，”维特金说，他藏在汽车后面，让那辆跟在后面的“日古力”牌小轿车开进市区去，“我不想白白地吃光公共饭盒里的食物。”
“清醒过来吧，密探，”柯托夫从后座上带着鼻音说，“还是从蒸汽浴室给我乖乖地钻进冰窟窿里去，而在原则上，冰窟窿应该从一旁绕过去。”
“为什么这种犹太人都很聪明呢？”
“因为俄国人像傻瓜那样活一辈子，而愚蠢的犹太人却会死亡，”柯托夫严肃地回答。
他们在马里英树林附近拐弯，赶上了停在人行道旁的公共汽车并且望见：巴图林在四层楼的，战前建筑的剥落的房屋附近的停车场停车，关上汽车门，不慌不忙地走进了前门。两个侦查员行驶到近旁，拐进了一个最近的院子，维特金从汽车里跳出来，急忙向大门冲去。
“奇怪的人，好像一百年都没有搞过侦察工作，”柯托夫骂了一句，从后座冲出来，拿起钥匙，谨慎地锁上汽车门，从容不迫地跟在同志后面走。侦探在走进大门前仔细瞧瞧小胡同，巴图林开来的“日古力”牌小轿车还停在原处。柯托夫一走进住宅大门，就明白落入了陷阱。一盏昏暗的电灯照耀着肮脏的正门，在正门的另一边可以望见一扇通往院子的微微打开一点的门。正如常言所说的，这是平常的“过堂风”。
柯托夫开始跑步，跳过了一个场子，推了一下门，门很难推开，当这个侦探稍稍推开这扇门，他看见脚下躺着根卡·维特金。他侧身躺着，把手按在胸口上，仿佛睡着了。柯托夫摸摸同志颈上的静脉，确认他还是活着，看看头部，并没有发现伤痕，便小心地让他仰面躺着，敞开了雨衣，西服上衣的右边可以看见一个不大的发黑的窟窿。柯托夫脱下自己的雨衣，叠成四折，垫在朋友的后脑勺下面，从他内衣的口袋中取出一支手枪，走到了最近的一幢房子的一楼，叫了一辆紧急救护车，并且说明如果医生们不能立即赶到，那他将对他们要怎么怎么办。
住房的主人原来是退伍的上校，虽然年纪大，身体还健壮，只要一开口，他就什么都知道。退伍军官穿了一件旧军大衣，同柯托夫一起走进了院子，他看看负伤人员的身体，问道：
“不会冷死吗？还在流血吗？”
“请你拿一床旧被子来，垫在他身子下面，让他翻转身来，我们不去看背部，很危险。”柯托夫回答。
“我同意，”退伍军官跑到家里去了，带来了一张绒毯。他小心翼翼地把它塞在侦探的身体底下。
那个人张开眼睛，醒悟地看着。
“柯托夫，你真是黄口小孺。”他小声说，吐出了血泡。
“你住口，他们马上就会来，把你带走。根纳季，我和你还要干一番事业。你忍住，我要走开一阵子，你看，上校来保护你。”
维特金撇着嘴微微一笑，闭上了眼睛，柯托夫用那轻轻的脚步穿过院子朝向隔壁的住宅的拱门洞下走去，想必罪犯刚才是通过这种途径逃走的。这里的拱形门下摆放着两个很大的垃圾箱。柯托夫仔细看看踩平了的略微解冻的土块，开始在垃圾箱子里翻寻。在第一个垃圾箱内，揉皱了的蛋糕盒子底下摆着一支带有用螺丝拧紧的消音器的“马卡罗夫”牌手枪。侦探用手帕包起了这支手枪，虽然他明白，武器上不可能有任何指印，他还是把它放进了口袋。
说也奇怪，急救车很快就开到了，他们把根纳季送往斯克里福医院，柯托夫跟着乘坐汽车动身了，他注意到，巴图林的“日古力”牌小轿车已不知去向，可见又来了一个人，他们正在拟订手术计划。柯托夫在斯克里福医院里无聊地待着，直至那个身穿绿色罩衫、头载绿色小帽、面容疲倦而冷淡的医生不慌不忙地宣布下述情况为止：
“您的朋友是个走运的人，在下次遭到射击之前，他一定能够活得下去。现在他睡着了，我们在一天之内让他保持复苏状态，然后您来探望吧。要通知民警机关吗？”外科医生望望柯托夫的眼睛，低声含糊地说了一句话：“明白了。”于是去休息。
第六章
将军斯捷潘·西多罗维奇·沃洛金在自己的办公桌后坐着，警觉地望着在他对面的安乐椅上坐下来的约莫五十岁的男人。
谢苗·彼得罗维奇·福金甚至在反间谍局的副局长心目中也是个神秘人物。瘦骨嶙峋，穿一身雅致的服装，仪容高贵的，狭窄的脸膛，斑白一半的头发，乌黑的眼睛，善意的目光——这就是客人的外貌。他是个有知识的、聪明的中年男人，但是这只是看得见的海上飘浮的冰山的一部分，而其深处究竟隐藏着什么——它被那未知的事物掩盖着。
沃洛金知道，在苏联解体以前福金曾有上校军衔，先在第一总局，嗣后不久在第二总局工作，这之后他被该机构免职。他很快就在总统警卫处担任某种无关重要的职务，他没有恢复军衔，福金被降职，他当中校。但是某些文献资料向沃洛金报道；福金偶尔在某处供职，属于那个拥有无限权势的科尔夏诺夫将军的助手之一，但他不在办公室上班，不书写公文，不过他随时会钻入自己上级的办公室，他们谈论的内容谁也不清楚。此外福金还钻入总统和政府的行政机构的各个办公室，他到处受到招待，人们怀有敬意地和他谈话。有人看见福金待在主人的郊区公馆，这个中校在那里很熟练地打网球，让自己打赢那些有最高军衔的人，而众所周知，福金不应该这样做。
沃洛金在一年前吩咐对福金做出“指示”，但在两星期以后，上级打来电话并且粗暴地命令沃洛金去制止福金从事业余活动，制止福金去管他不应该管的闲事。
总之，谦逊的中校谢苗·彼得罗维奇·福金是一个神秘人物，因此就应该和他保持更远的距离。当星期二早晨有人向沃洛金报告，说某个福金中校未事前商定便走来看他并且请求接见他的时候，将军放下了打算做的事情不做，命令不与任何人联系，只接待中校。
你看，他们谈论了半个多钟头，而且中校公然表示不满，甚至有点儿蔑视办公室主人。虽然这一切只是在语调中流露出来，但是中校说的话还是很有礼貌的。
“我再说一遍，尊敬的斯捷潘·西多罗维奇，请您不要去干扰戈尔斯特科夫一家人。”福金正坐在那里，跷起二郎腿，欣赏那只闪闪发光的皮鞋。“他们不是我们这个部门的人，反谍机关急于要办的事是够多的哩。”
沃洛金没有耐性了，甚至这个将军连天生的谨慎态度也丧失了。
“我对您此行表示应有的敬意，中校，但是我不明白，您根据什么干扰我们的工作？”他相当强硬地说。
“因为您打搅我的工作，”福金冷淡地回答。“您在巴黎打搅我，您在莫斯科爱管闲事。”
“再说一遍，我不知道谁在巴黎打搅您。就是您的那些人在那里把我的小伙子打成残废了，这是事实，谁还会窜到那里去，我不清楚，我猜想到他们是古罗夫上校的小伙子们。”
“是的，古罗夫，他太放肆了，应该管束他，”福金迟缓地说，但是他的语调和他对古罗夫说的漫不经心的话是与他这个中校对著名的密探所持的真诚态度不相符的。
福金大约在十年前，也许是在十年多以前和古罗夫邂逅相遇，二人相遇的回忆在中校的复杂生活中不是最愉快的。很少有人使他畏惧，但是他防备古罗夫，并且咒骂世界上的一切，说这个密探原来和某种严肃而微妙的事件有牵连。
“管束他吗？”沃洛金随着说起来，“如果您，尊敬的谢苗·彼得罗维奇，能够执行这项任务，我本人用我挣来的血汗钱买一箱白兰地酒摆在您面前。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