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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想睡觉，头部还觉得沉重，但不痛了。他入睡了，也许还没有睡熟，梦和现实混杂在一起了。伊里亚觉得有人把某种传感器贴在他的太阳穴上，有人在背后开始蹭着地走路，有人谈论着什么事情，然后他的太阳穴开始灼痛，虽然不厉害，但是显然感觉得到。有个熟悉的声音在背后发问：
“电话号码的第一个数字是“1”吗？”
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很大的数字一个接一个地在眼前浮现。卡尔采夫不记得他说过什么话，很快就睡着了。
古罗夫在那豪华的独家住宅的大客厅中踱着方步。“就是说，他们把我弄到手了，情况只能是如此。他们对伊里亚怎么办呢？没有把他打成残废吗？现在这些个办法在特务机构中已经是明日黄花。但是他们完全可以把一个男人变成白痴。不得不强迫自己不去考虑这件事情。我的生命破天荒地成为一种主要的代价。他是一名杀人犯，只不过是个持枪的人，不外乎如此。他们都了解，我们知道他们捉住了伊里亚，并且预料我会从这幢住宅中猛冲出去，当然，他们作好了准备。”
电话铃响了，古罗夫取下听筒。
“是我，再一次地向你问好，”奥尔洛夫说，“我派出两部配备有几个伙伴的汽车，你必须转移。”
“你错了，彼得。第一，这正是他们所预料的，第二，不能无休止地自卫。他们将要追捕我，或则把我弄到手，或则一定要使我失去活动能力。必须猛揍他们，吓唬他们，这件事只有你才能做到。我了解你的原则，并且尊重你的原则，但是我再说一遍，他们在按照别的规则耍花招，你没有选择的余地。问题不在于我个人，甚至不在于总统，不得不向他们证明，他们并没有无限权力，也没法恢复旧秩序。”
奥尔洛夫放下听筒，他明白，列瓦说得对，他考虑片刻，说是，脑海中从来都不会想到，这个年幼无知的人能够或者敢于掐住他奥尔洛夫的脖子。他把秘书喊出来。
“是，彼得·尼古拉耶维奇。”
“你给我接通这个人的电话……他叫做什么，真见鬼！接通警卫处的巴图林少校，”奥尔洛夫放下听筒，用几个粗而短的手指敲打起桌面来。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可以听见维罗奇卡的声音，“巴图林正在开会，请稍晚一点来电话。”
“请你等一等，我自己来讲，”奥尔洛夫取下听筒，“奥尔洛夫中将，请您转告巴图林，我坚决地要他来接电话。”
“我是巴图林，您好，中将先生，我已经转告……”
“你听着，笨伯，”奥尔洛夫打断他的话，“如果你不立刻到我这里来，我就要把押送队派到你的办事处去，给你戴上手铐送到这里来。”他用听筒猛敲电话机，使得电话机“咔嚓”响了一声。
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的。维罗奇卡赶快走进办公室，在行地检查一下电话机，冷淡地说：
“我马上去把工匠叫来，您知道，彼得·尼古拉耶维奇，由您负担一切费用，这笔钱从您薪水中扣除。”为什么从我的薪水中，而不从你的或者从工匠的薪水中扣除呢？”奥尔洛夫不知为什么愉快地问道，“您去调换电话机，应该保修。”
“铁的电话机没有人会做。您要咖啡茶，还是一杯白兰地？”
“请你猜一下。”
维罗奇卡打开柜子，斟了一杯白兰地酒，把一瓶矿泉水、一只玻璃杯摆在桌上。
“这是给您的客人准备的。”
“那么就请你准备好戊酸薄荷脑脂。”
“一向是随身带着。”维罗奇卡快活地微微一笑便走开了。
巴图林很快就来了，走进屋子，鞠躬行礼，坐在让他坐的安乐椅上。
“那么，是这么回事，”奥尔洛夫开门见山地说。“过一个钟头让伊里亚·卡尔采夫到这个办公室里来，否则过两个钟头你的手枪、你的小指头和鉴定人的鉴定都得摆在市检察长的办公桌上。我不喜欢威胁人，小伙子，但是您已经制定了土匪规则，那么就请您自食其果吧。我从古罗夫那里夺到了你的材料。材料在这儿，“他用手指了一下自己的保险柜。“列瓦说我感到懊悔。古罗夫总是对的。如果您伤害卡尔采夫的话，我就要剥下您的皮，您就这样转告福金吧。没有一个密探会挨在您身上把手蹭脏，您也没有原由去向科尔夏诺夫将军诉苦。刑事犯和亡命之徒要把您撕得粉碎。在他们之中我们有自己的代理人，所以我们能想到该说的话。滚开吧！”
“中将先生啊！”
“我上了手表，时间流逝着。赶快去干吧！”
他们把摇摇晃晃的卡尔采夫从大门口领到街道上，他很像一个机械地走动的喝得酩酊大醉的人。他又看见了周围的世界，他像个醉汉，人们和物件模糊不清，成双影，犹如在雾气之中慢慢飘浮着，脚下的土地一会儿上升，一会儿垂下。
“还系着领带。”从旁边过去的老太太说。
“这种人想必会投票赞成也甫林斯基。所有的民主党人都是一些贪婪的人，”一个不年轻的男子汉说，他用肩膀抬着一个外国出产的大盒子，“他从清早起就喝了许多威士忌酒，俄国酒他连一口也咽不下去。”
警卫员们用小汽车把卡尔采夫送到内务部门前，让他站在圆柱近旁，把他的私人密探的证件交给站岗的民警。
“上司，给奥尔洛夫将军打个电话，告诉他，货物已经运到了。将军的电话号码记下来了。”
民警胆怯地瞧瞧扶着圆柱的男人，瞧瞧那个陌生人的证件，他想问一下，将军该不该接见这样的客人，但是那几个警卫已经坐上汽车走了。
奥尔洛夫惊讶地，但又激动地打量坐在安乐椅上睡觉的卡尔采夫。
“维罗奇卡，我们得怎样照应他呢？”
小姐忿怒地耸耸肩膀，她不晓得这个侦查员十分清醒，可是她猜想，他是不是由于生活放荡才酗酒的。
“我们为什么要照应他呢？斯坦尼斯拉夫在办公室，让他带走他的可爱的人，难道要我来拖他吗？”
“我不是柜子，用不着拖我，”伊里亚忽然用那清晰的嗓音说，他从安乐椅上站起来，马上又倒了下去。
克里亚奇科来了，用手托住自己的朋友，把他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去。
“麻绳专在细处断，”他说道，搀扶伊里亚坐到古罗夫的位子上，好让小伙子能够用手靠在桌子上，把头放平，“他们怎样诊断你的病呢？他们没有向格里沙·柯托夫或是瓦利亚·聂斯捷伦科扑去吗？”
“而您，斯坦尼斯拉夫以为一个人能够经受得住现代的化学药剂的侵蚀吗？”伊里亚清楚地听见，并说得很有道理。
斯坦尼斯拉夫觉得羞惭，但是他回答他认为需要回答的话：
“这是不能经受的，你看，在莫斯科中心，稠人广众的街上让人家把你抓住……现在有什么可说的，你决不能回过头来再生一个小孩子。”
傍晚六点钟左右，福金在结束接见后很早就回家去了。晚礼服、衣领竖直的雪白的衬衫、蝴蝶结或领带，一切都按照规定。为了庆祝“克普鲁弗”党的一位高级干部的五十寿辰，午宴在豪华的饭店里举行。乐队演奏战前的古旧的歌曲，唱歌的不是扭扭捏捏的儿童，而是地道的演唱者，他们曾是人民的功勋演唱者，今日却屈辱地被人遗忘，他们的嗓音十分清脆，歌唱得感人肺腑。当演唱动听的军歌时，有几个客人尽管没有参加过战斗，但却悄悄地掏出手帕，擦拭眼泪，少年人的歌曲总是激动人心的，至于这样的歌唱那就更不待说了。
妓女们没有露面，她们主要是妻子的同龄人和女友。这些人尽管有点儿肥胖，一点也不年轻了，看起来都很愉快。谁也没有喝得烂醉如泥，有个军人——勋章获得者——把一个多余的人抱在挂满勋章的胸怀，人家就这样悄悄地、知识分子式地把他带走了，说什么上了年纪，毫无办法。
领袖照例发表了讲话，不知为什么谈论战争，在座的他们打赢了这场战争，捍卫了祖国的土地免遭敌人侵犯，而今天有人使它四分五裂，把那一片片土地兜售给美国人。但是他们将决不允许，必将奋起保卫，就像一九四一年那样，于必要时在坦克下献身。这一切听起来特别动人，因为大多数人在战后许多年才出生，他们的父辈在军队中担任政工人员，在进攻的人们后面挺进，向胆战心惊、停滞不前的人背后开枪。
午宴原来给人以强烈印象，有几分乡情意味，而且至为富有爱国热忱。当他们开始散会时，有十至十五人互使眼色，流露出满意的微笑，彼此领会地点头。人们驶向公共澡堂，在那里等候他们的是姑娘们和其他正常生活中的慰藉。
席间，伊万·伊万诺维奇·柯尔镇金介绍福金和领袖认识。在他们认识之前想必进行过谈话，因为领袖微微握住谢苗·彼得罗维奇的手，仔细地瞧瞧他的眼睛，面露笑容地说：
“在我们这次简单的午宴上看见自己的对手十分高兴，叶夫兰皮·杜波夫身体好吗？”
“谢谢，他说没有病。”
“选票不够么？没关系，让他忍受，年轻人，前途无量。柯利亚·阿连托夫还没有和尤里·卡尔洛维奇的女儿结婚吗？”
“这些年轻人不太坚定，都想去娱乐一阵。”福金说句笑话敷衍过去。
“啊，你知道，这样的婚姻不是去户籍登记处和教堂里闲逛。”领袖轻快地改称“你”，“这个类似于签订国际条约。告诉尼古拉，叫他别装蒜，使问题白热化。叫他在最近几天之内来找我，有话要说啦。”
“我一定转告，”福金耸一耸肩膀，“不过，叶夫兰皮尽管有个可笑的名字，而且不走运，但他却是个独立自主的人，尼古拉也未必能够影响他。”
“我要在我的政府里给他选择一个适当的职务，让我们讨论一下，就这样转告。”
“很好，”福金行一鞠躬礼，想了一阵子，如果不是他，一个无人知晓的中校，而光是这个低能儿，那么他能拥有的不是一个政府，而是一小撮在杜马中吵吵嚷嚷的代表，因为在选举失败时，这些大老鼠照例会从沉没的海船上仓皇溃逃。
柯尔镇金挽住福金的胳膊，低声地说起话来：
“他无疑地喜欢你，人人都看见他和你谈了很久的话。”
是的，只要福金一个人留下来，就有一些陌生人开始向他跟前走来，装满香槟酒跟他碰杯并自我介绍一番，说着各种各样的鄙俗话。有个健壮的男子汉握住他的臂时，喷出一股酒气，低声地说：“别吭声！”
午宴后福金没有回家去，而是到办事处去了。当谢尔盖·巴图林胆怯地敲敲门并在门槛上出现的时候，福金在自己简陋的书斋里换好了衣裳。
“您好，谢苗·彼得罗维奇，宴会举行得怎样？”
“你好，谢达加，宴会正常地举行，我几乎被接受加入他们的党，可是我手边没有空白的表格。你给这个老领袖奥尔洛夫打过电话吗？”
“为什么？送来一个小伙子，一切都正常。”
“应该挂个电话，说是我们决不食言。他们怎样呢，会把你控制一辈子吗？我们横竖要除掉古罗夫并且在报纸上大声疾呼，说是权威人士们清算民警机关的优秀军官们，一名退休者对我们无能为力。他有接近土匪的间谍通路，而我也有这种途径。我们去议论议论，说射击手来自别的集团，他们相互之间议论纷坛，哪有工夫去对付我和你。”
“谢苗·彼得罗维奇，您说过我对你有用，吩咐我等候。”他和上级打交道时经常把“你”和“您”混淆在一起。
“咱们乘汽车到墓地去吧，我让你看看那座小小的坟墓，大约过十天后你可在坟墓下面拿走那口装满巴克斯的手提箱。”
“到底是什么时候，我怎么知道？”
“有人会给你挂电话的。”
“墓地，小坟墓，在市中心相会更简单，就在人群中交换手提箱，”巴图林冒险提出不同的意见。
“最好把东西带到家里去，但是中间人就住在墓地附近，他不愿进城。为了这个他有足够充分的理由。”
他们乘坐的不是福金那部“梅尔谢杰斯”牌子的豪华型小轿车，而是警卫员的那部“莫斯科人”牌小汽车。巴图林明白，福金不想故意惹人注意这次旅行。米廷墓地紧靠着科利策瓦雅（环形路）大街，看来那一带都在莫斯科注册。过了七个多小时，住别墅的基本群众都从这条公路上走过去了，最后那些工商界的货车无论是早晨，还是黄昏，甚至是深夜总是沿着这条公路驶行。
他们把汽车停在墓地的大门附近，买到了某种树苗和带有土块的鲜花，流露出哀痛的面容，彬彬有礼地走进墓地。任何一座墓地，甚至连那种没有悠久历史、没有大理石的豪华墓碑和绿荫如盖的小径的墓地，横竖会对正常人有镇静作用，并向他提示，说是：你也无法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