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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什么都有可能。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而且早晚都会发生。看来，人类并不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而是变得越来越疯狂了。至少是变得更危险了，而且还是令我们自己都难以置信的、无法容忍的危险。
也许这正是我从巴黎回国时的心情。毕竟那里发生了这么糟糕可怕的悲剧。“野狼”赢了，如果他所做的一切能被称作赢的话，毕竟我们还没有与他真正地交过一次手。
一个疯狂的俄罗斯混蛋用恐怖主义的手段袭击了我们。他比我们更出色——更有组织性、更狡猾，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会更加残酷无情。我甚至想不起来我们上次打败“野狼”和他的手下是什么时候。他比以前更加聪明了。我只能祈祷这一切都结束了。可能吗？还是这只是另一次风暴来临前的平静？我连想都不敢去想这种可能性。
我是在星期四的下午三点前到家的。孩子们都回来了；奶奶一直呆在第5大街。我一到家就坚持要亲自下厨做晚饭，而且不容他们拒绝。我需要这个：做一顿丰盛的晚餐，跟奶奶和孩子们聊聊我们想聊的话题，跟大家拥抱一下。不再去想发生在巴黎的事，不再去想“野狼”，不再去想工作上的事。
所以我做了一顿法式大餐，而且在做饭过程中一直跟达蒙、詹妮说着法语。詹妮在餐桌上摆上了奶奶的银器和餐巾布，还铺上了一张我们只在特殊场合才会动用的蕾丝桌布。那饭菜呢？Langoustines roties brunoises de papaya poivirons et signons doux——木瓜、辣椒和洋葱烧大虾。主菜我做了红酒炖鸡。晚餐时，我们还喝了几小杯红酒和清口的蜜内瓦香槟。这顿饭大家都吃得很尽兴。
不过说到甜点——还是核桃仁巧克力饼和冰激凌。毕竟，我已经回到美国了。
我回家了，谢天谢地。
《伦敦桥》第90章
又回家了，又回家了。
第二天，我没去上班，孩子们也没去上学。看来，大家对这种安排都很满意，就连奶奶也纵容了我们的这种行为。我给贾米拉打了几次电话，跟她聊天就如往常一样能让我心情舒畅，但我们之间好像已经有了隔阂。
在那些“逃学”的日子里，我带着孩子们去了位于马里兰州切萨皮克海湾的圣迈克斯旅游。这个小村庄展现出离奇的海岸风光：繁忙的码头，门廊里有摇滚歌手表演的小酒吧，它甚至还有灯塔。我们还去了切萨皮克海湾海洋博物馆，观看真正的造船工人修复一种小帆船的过程。那感觉就好像是回到了十九世纪，听上去就是个不错的主意。
在“蟹钳”饭馆吃过午餐后，我们登上了一艘真正的帆船。奶奶当老师时，经常带她班里的学生来这里，不过这次她却留在了家里，抱怨说家里的活让她永远也干不完。我只能希望她是真的没事。我还记得她在这种外出活动时教给学生们的话，所以这次我就客串起了老师的角色。
“詹妮和达蒙，这是北美最后一支仍在航行的帆船舰队。你们能想象吗？这些帆船上没有绞盘，只能靠人力和索具航行。新上船的水手被称为：桨手，”我对他们讲着，就像奶奶以前对她的学生讲的一样。
然后，我们就乘坐着“玛丽商人”号，开始了历时两个半小时的穿越时光回到过去的航行。
船长和他的同事为我们展示了如何使用索具操控桅杆进行航行；很快，我们都感受到了吹击到船体上的呼呼的海风，闻到了阵阵的海浪气息。多么愉快的一个下午啊。看着用从俄勒冈州运来的一整根木头做成的60英尺高的桅杆；闻着咸涩的空气、亚麻籽油和剩贝壳的味道；感受着两个孩子的亲密，看着他们眼中的信任与爱。总之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
我们还看到了成排的松树，佃农种植玉米和大豆的开阔田地，还有曾经是种植园的白色大庄园。我几乎觉得自己回到了过去，这感觉太好了，我太需要这样的休整了。期间，我只是两次想到了工作上的事，但我很快就把自己的思绪拽了回来。
我模糊地听到船长在解释“只有远洋渔船”才能捕捞牡蛎——如果海湾允许的话，以引擎为动力的双桅帆船也可以，不过一星期只能出海两次。我猜测这种让桨手为他们的牡蛎而努力工作的方式肯定是一种聪明的保护措施；不然的话，牡蛎可能很快就会被捕捞殆尽。
多么美好的一天——当帆船向右舷侧倾的时候，隆隆声响起，主桅帆和船头的三角帆充满了空气中的咸腥味，詹妮、达蒙和我眯着眼睛看着美丽的日落。我们明白，至少是暂时明白，生活原本就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这种时刻需要被人珍惜、并永远记住。
“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詹妮告诉我，“我一点都没夸张。”
“我也是，”我说，“我也没夸张。”
《伦敦桥》第91章
傍晚，我们到家时看到一辆白色的旧面包车停在家门口。我认出了车门上用明亮的绿漆涂写的标语：“家庭医疗保健计划”。怎么回事？科尔斯来这儿干什么？
突然，我紧张起来，我带孩子们外出时，奶奶肯定出事了。最近，我经常会想到她那羸弱的病体；她已经80多岁了，尽管她从没明确说过她到底有多大年纪，换句话说，在这件事上，她从没说过实话。我急忙下车，赶在孩子们的前面冲向前门。
“凯拉在这儿呢，”我一打开前门，看到我和溜到我身边的达蒙和詹妮的奶奶就开口了，“我们正在聊天，亚历克斯。不用急。慢慢来。”
“谁急了？”我放慢脚步走进客厅。她们俩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聊天”。
“就是你，急茬儿先生。你看到外面的医疗车时想到了什么？病了，”奶奶说。
她和凯拉都开心地笑了，搞得我也不得不跟着笑了——笑自己。我语气平和地抗议道：“没这回事。”
“那你还急着冲进来，就好像屁股上着了火？哦，得了，亚历克斯，”奶奶说着，又笑了起来。
然后，她摆了摆手，好像要把屋子里的消极气氛一下子都一挥而去。“来吧，陪我们坐一会儿。有时间吗？跟我说说今天的旅行。圣迈克斯漂亮吗？有什么变化吗？”
“哦，我想现在的圣迈克斯跟100年前没什么两样。”
“那太好了，”奶奶说，“谢天谢地。”
我走过去，在凯拉的脸上亲了一下。自从奶奶生病后，凯拉一直在帮她，还定期来做家访。其实，凯拉跟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她是我们几个上完大学又回来为这个社区服务的人之一。“家庭医疗保健计划”是在东南部实行的一项送医上门的服务项目。凯拉是它的创始人之一，而且也一直坚持不懈地做家访，她还经常负责为这个项目筹款。
“你看上去不错，”我脱口而出说道。
“谢谢，我瘦了一点，亚历克斯，”她说，冲我挑着一道眉毛。“都是每天的家访搞的。我努力想让自己再胖起来点儿，可还是不行，真该死。”
我注意到了。凯拉的身高不到六英尺，但我从没见过她如此苗条消瘦，她小的时候也没这样过。她总是那么漂亮，性格温和。
“不过，这也给人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她说，“这个社区里的胖子实在太多了。全是肥胖症，还有不少是孩子。他们竟然以为这是他们的基因在作怪。”
说完，凯拉笑了，“而且，我必须承认，这对我的社交生活也有好处，至少可以增长见识。无论是什么样的见识。”
“哦，你总是这么漂亮，”我说，语气非常坚决。
凯拉向奶奶看过去，“他真会说谎。真是个说谎高手。”她们又笑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夸奖，亚历克斯，”凯拉说，“我接受你的夸奖。希望你不是在恭维我。哦，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想最好还是换个话题，“这么说奶奶什么事也没有，能够活到100岁喽？”
“我也这么想，”凯拉说。
但奶奶皱了皱眉，“我这个老家伙就这么让你们讨厌吗？”她问，“我怎么你们了？”
我笑了，“也许是因为你是我的眼中钉、肉中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当然明白，”奶奶说，“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存在就是为了折磨你。你还没明白这一点吗？”
听到她的这句话，我终于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家，真正的家，远离了战争。我拉着凯拉和奶奶来到门廊里，给她们弹了一曲《一个身在巴黎的美国人》。不久前，我就当了一回身在巴黎的美国人，但就此一回。
大约十一点时，我送凯拉出门。我们在她那辆面包车边站着聊了一小会儿。
“谢谢你来看她，”我说。
“不用谢我，”凯拉说，“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想这么做。我很爱你的祖母。她一直是我的指路明灯，我的导师。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
然后，凯拉飞快地把身子靠过来吻了我。她在我的脸上吻了几秒钟。当她推开我时，她笑了，“很久以前我就想这样了。”
“然后呢？”我问道，对刚才发生的事相当惊诧。
“我已经实现了这个想法，亚历克斯。有意思。”
“有意思？”
“我得走了。我得跑了。”
说完，她笑着跑向面包车。
有意思。
《伦敦桥》第92章
经过足够的休养后，我开始上班了；结果，我发现自己还是被分在反勒索/反恐怖小组。而它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追踪这些爆炸案的负责人以及那个拿到赎金的家伙。我被告知，选中我是因为我很无情。
从一方面来说，我很高兴这一切都还没有结束。我还一直跟那些参与调查的几个人保持着联系：英国的马丁？洛奇、国际刑警组织的桑迪？格林伯格、巴黎的埃蒂安·马勒多，还有特拉维夫和法兰克福的警察与情报机构。他们都有我可能需要的线索，但没人有热点消息，就连能称得上是不冷不热的消息都没有。
“野狼”，或是“基地”组织，或是其他某个聪明绝顶的混蛋不但逍遥法外，而且他们的保险箱里还存放着近20亿美元的赎金。此外，巴黎的三个城区也遭到了摧毁。政治犯们已被释放。必须想办法找到他们，至少得查出他们是什么人。
上班的第二天，情报分析专家蒙妮？多纳利和我交换了一些信息，这让我有兴趣开车到弗吉尼亚州的莱克星顿走了一趟。我在一栋两层小楼后面的“红鹰巷”里停了车。一辆“道奇—杜兰哥”正停在车道上。几匹马在附近的牧场上吃着草。
乔？凯希尔在楼门前等着我。这个前中情局特工总是满脸笑容，跟我们从前因为“野狼”的事而会面时一个样。乔在电话里告诉过我，他很愿意为调查提供他力所能及的帮助。他请我进了书房，这里有早就准备好的咖啡和商店里买来的小点心。从书房里可以看到牧场、湖泊，还有远处的蓝山。
“我想你能看得出来我很怀念过去的工作，”乔说，“至少有时候会。你只能去打打猎，钓钓鱼。你钓鱼吗，亚历克斯？打猎吗？”
“我带孩子们去钓过两次鱼，”我说，“偶尔也会打打猎。现在，我只想抓住‘野狼’。我需要你的帮助，乔。我需要一些过去的情报。我们有了一些发现。”
《伦敦桥》第93章
“好吧，你想跟我谈谈他。我们是怎么把‘野狼’弄出前苏联的？他到美国后发生了什么？之后，他又是怎么消失的？这是个让人悲伤，但却小有名气、而且记录在案的故事，亚历克斯。你已经看过档案了。我知道你看过了。这事差点毁掉了我的工作生涯。”
“乔，我不明白为什么好像没人知道他是谁，他长什么样，他的真名叫什么。这是我花了一年时间都没能搞明白的事，怎么会这样呢？我们怎么会和英国人联手从前苏联救出一个重要的克格勃，却不知道他的身份呢？他在巴黎曾经出过事——可却没人知道是什么事。这怎么可能呢？到底有什么是我所不知道的？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
乔？凯希尔摊开他工人式的大手，手心向上，“听我说，我也并不了解全部的情况。我认为他在前苏联时是个密探。应该是个年轻有为的特工，也就是说，他现在也就40岁出头吧。但有的报告说，他现在已经将近60岁了，说他叛逃时实际上已经是克格勃的上层人物了。我还听说‘野狼’是个女的。但我想这是他自己散布的谣言。我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他干的。”
“乔，你和你的老搭档是他在美国时期的负责人。”
“我们的上司是汤姆？韦尔，当时他还不是局长。事实上，这个小组还包括了其他三个人——麦道克、博伊金和格雷伯纳。也许你该和他们谈谈。”
凯希尔从安乐椅上站起来，走到门前，打开了一扇通向石砌小院的法式门。一阵凉风吹进了屋里。
“我没见过他，亚历克斯。我的搭档，考基？汉考克也没见过。还有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