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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驾了。您以后再跟您的朋友就寝时，万望您能把麦克风打开。它给我带来了无限的乐趣，这真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一次航行。“
但我很快就对格里什卡没了兴趣。我俩性格合不来；他老想让我规矩点儿，我随口说句什么他都脸红。没他这么让人讨厌的人了，整天给你上政治课。哼，听他上一次课就够了。
“你听着，大萝卜，”有天我给他挑明了，“你他妈的这么假正经，你干嘛不向我求婚，反而跟我干这些不道德的事儿呢？越不道德的事，你他妈的越来情绪。你的道德是不是光在脑袋里，格里什卡？”
“不，我对你的爱还不足以使我向你求婚，”他还嘴硬。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这种场合他还跟我来那一套鸟道德，这个傻冒。我蹬了他，又找了个驾驶员，比他有意思多了，也没那么多的狗屁道德。但我还是和格里什卡飞同一班。我瞧都不瞧他一眼，他叹了叹气，也没辙。我突然发现他跟我们机场的一个调度好上了。我觉得挺逗，就去瞧了瞧那妞儿。嗨，真是臭鱼找烂虾，那个傻丫头，又蠢又胖，眼睛跟他一样，也是一对纽扣。
我暗笑格里什卡真是“艳”福不浅，正要离开调度室，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我肚子里往上爬，爬上来迷住了眼睛，堵住了耳朵。那股劲过去了之后，我觉得自己非干一件事儿不可——呛她几句，再涮她一次。我就溜达到她跟前，坐在她对面儿，把胳臂肘往桌上一放，睁大眼睛瞪着她。我一句话没说，可我能觉出自己的眼里有一种吓人的疯狂。
“怎么回事？你是谁？想干什么？”那傻妞儿还不知怎么回事儿呢。
我压低嗓门儿告诉她：“不许再接近格里什卡。我只允许你去问他一次阿尔宾娜是谁。
你看见他那害怕的样子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如果这还不够的话，你就去打听打听盖丽娅·克丽莫娃。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一切后果自负。就这话。你听好了。“
我把她呛了一通后扬长而去。出来时，我的心也怦怦直跳。后来清醒过来时，我寻思着：“我干吗要那样儿呢？什么意思呢？”
我想不出答案来。
我用来吓唬她的盖丽娅也是我们这儿的空姐儿，让一个吃了醋的女朋友用硫酸毁了容。
我不认识她，只不过当时脑子里想起了这码事。
第二天我就发现格里什卡的新欢悄没声儿地辞职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一次飞行时，格里什卡来到我们乘务室，让另一个空姐先出去一会儿，然后拉着我的手说：“原谅我吧，阿尔宾娜，我并不知道你对我如此情深。”
我吃惊地看着他，简直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早忘了他那个小调度了。我耸了耸肩，出去了。
就这样，老格里什卡这个可怜虫白难受了半天，什么也没捞着。你们要是问我为什么这样，我回答不上来。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肯定有个什么魔鬼躲在我的心里，时不时地出来兴妖作怪。
下面轮到持不同政见的佳丽娜讲了。“阿尔宾娜，我想你说的那个魔鬼不仅仅是躲在女人的心里。我这就讲讲我的一个朋友是怎样被魔鬼缠住的。”
故事之六
佳丽娜的故事说明男人和女人对于妇人的恶毒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
我的朋友里有一对夫妇，男的叫赫尔曼，女的叫童娅。两人结婚都7年了，突然赫尔曼不知发了什么神经想把老婆甩了。他又搞了个女朋友。碰巧这姑娘又是我的老朋友。我冷眼旁观着事态的发展，暂时没有出来干涉。童娅很明智，她意识到自己跟赫尔曼没什么希望了，自己难过了一番，然后也找了朋友。那人跟她从小就是朋友，上中学时就爱上了她，她便抓住了这小伙子。他俩约会，一起出去玩，一起看电影。
赫尔曼呢，白天晚上都和他的新欢珍亚泡在一起。珍亚也认识童娅，但却爱赫尔曼爱昏了头，心中唯有他一个人。
后来有天晚上赫尔曼急匆匆地来找我，一副怒气冲天的神情。“唉，我总算跟那个臭娘儿们离了。”他还没进门就大声嚷嚷着。“我实在忍受不了啦，不离不行。”
“怎么了？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儿？”
“你都想象不出。我出门走在大街上，你猜我看见什么了？
我那位忠实的妻子，或者说曾经是我忠实的妻子，正和一个家伙并肩而行。他俩眉来眼去的，他居然还把手搭在她肩膀上。我就过去了，把他那烂手从她那烂肩膀上一把推开说：‘请允许我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这位女士的丈夫。再请允许我向你提个建议：滚蛋。见你妈的鬼。别他妈的再让我看见你。’那家伙看看童娅说：‘他真是你丈夫吗？’我老婆不知所措地结巴两声：‘是，是的……请你听我解释。’他对她说了句‘我不需要任何解释。’转身就走了。可我那位傻老婆还跑去追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他气得涨红了脸。我说：“听着，赫尔曼，要是我给童娅打个电话，告诉她珍亚的地址，让她去把你的烂手从那人的烂肩膀上推开，怎么样？”
他听了这话呆若木鸡，愣了一会儿，才抓起帽子和大衣冲出了门。一边走还一边回头咬牙切齿地骂：“你真他妈的恶毒，佳丽娜。”
你们瞧，就这样我也成了恶毒的妇人。
“是啊，男人总有双重的衡量标准，”爱玛笑道。“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她依了吗？’‘没有。依你了吗？’‘没有这个表子。’”“我同意，”奥尔佳说道。“丈夫可以凶，老婆可以恶，但再也找不出比瞧不上儿媳妇的婆婆更凶恶的人了。大家再听我讲一个我们造船厂里的故事吧。”
故事之七
奥尔佳的故事说的是最恶毒的女人还得到婆婆里找。
我们那儿有个老太太叫玛莎·克丽阿兹米那，是个劳模。
她人不错，没什么坏心眼儿。她这一辈子可真不容易：丈夫战争年代被打死了，她一手把儿子抚养成｜人。为了儿子，她可是什么都豁出去了。她几乎是倾家荡产供儿子上学。儿子毕业后，当了工程师，也在我们厂里工作。这娘儿俩可真逗：妈在车间里一把油泥一把汗地干活，儿子呢，西装笔挺，衬领雪白。当然他的衬衫都是他妈给他洗净熨平的。在厂里吃午饭的情景才让人难受呢：妈穿着油渍麻花的工作服，跟我们工人一起捧着饭盒，啃着自带的干面包，儿子却坐在白领工人那讲究的餐厅里吃着香喷喷的烤牛肉，有女服务员侍候，还铺着漂亮的白桌布呢。玛莎扒着缝往里瞧，然后骄傲地告诉大伙儿：“我那小子跟主任坐在一起啦。”
其实玛莎的儿子耶格尔那孩子不错，他和工人的关系搞得挺好，专业也挺精通的。只是太多的母爱把他毁了：老婆孩子都没了不说，自己也疯了，进了疯人院。
事情是这样的，他看上了厂里的描图员，叫舒拉。那姑娘人相当好，不言不语的。只是家境一般，自己也没上过大学。一天儿子告诉妈妈说他要娶舒拉。他妈可不听这一套：“你就配找个这样儿的？她连学历都没有，家庭又那么寒酸。
她跟我们可不是一路人。“
听她那话还让人以为她出身名门呢。耶格尔是非她不娶，他吓唬他妈说他打算离开列宁格勒，带舒拉一起去北方。他妈最后只好让步。但她却私下里跟我们说：“没事儿，就先依着他。这年头儿，结了婚也长不了。与其让他在外边胡搞，还不如先结婚算了。过不了多久他俩就得打离婚，到那会儿再让他找个好的。我儿子不傻，娶这么个一般化的媳妇他早晚会后悔的。”
耶格尔和舒拉结婚了，厂里还分给他们一套两居室，跟妈妈一起住，因为老太太是劳模，儿子又是青年工程师。三口人住在一起，大伙儿都以为玛莎会渐渐地承认这个儿媳妇，好好过日子。舒拉脾气真好，事事都依着婆婆。可这一点用也没有——玛莎认准了死理儿，一心等着他俩离婚。后来又生了小孙孙，玛莎更火了，而且把火全发在那无辜的孩子身上。
那可是她自己的孙子呀。哪听说过这种事儿？她连那孩子的名字都不叫，称他为“狗娘养的”、“狗杂种”。舒拉实在忍受不了，就催着耶格尔搬走。开始他还不肯——毕竟是他的妈呀。可后来看这架式是没法再过下去了，就申请换房。那老太太就跑到厂里撒泼，到各科室委员会哭闹：“你们可要为我作主呀。我儿子和媳妇把我赶出了家门。”
于是他们把耶格尔叫了来，让他低头认罪，劝他别换房子了。最后耶格尔只好不再坚持了，收回了申请。可玛莎却不肯放过儿媳妇，“都是你挑唆我儿子跟我做对，小骚货。”
舒拉受不住了，就跑到我们单身宿舍去祝可玛莎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她知道耶格尔每天都去求舒拉回家。于是她就背着耶格尔赶快到房管处把舒拉和孩子的名字从住户的名单上销掉，随后又去告诉民兵纠察队：“她没登记就在单身宿舍住下了。”
民兵纠察队去找宿舍管理处的头儿，头儿告诉舒拉说：“对不起，我不敢惹民兵纠察队的人。他们天天来纠缠我们，你还是回你丈夫那儿去吧。”
舒拉无路可走，只好流浪到了街头。她身体还很虚弱，再加上心力衰竭，精神渐渐支撑不住了。最后，她抱着孩子，从施密特中尉桥上跳进了涅瓦河。已经没法救了。耶格尔·尼可莱契精神彻底崩溃，住进了疯人院。治了一年，现在已经出院了。他恢复工作以后，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沉默寡言，在厂里出出进进就像个影子。他自己又找了间房，从家里搬出来了。你们以为玛莎会因此而悔过吗？没门儿。她虽然头发全白了，衰老多了，但还是执迷不悟：“医生会把耶格鲁什卡治好的，到时候我会给他找一个有学历、工资高的姑娘。我辛辛苦苦地节俭了一辈子供他上学，哪能就这么算了？”
就这样，她一个人毁了全家。可这事儿一仔细琢磨，又觉得玛莎怪可怜的。厂里的老师傅们都说直到耶格尔大学毕业，都没见玛莎在厂里食堂吃过饭；她总是从家带块面包果酱或是人造黄油，坐在更衣室的角落里慢慢地啃。她从来舍不得花5毛钱买顿午饭或是买瓶酸奶。这不也是一场悲剧吗？
“唔，”尼尔娅接着说，“我觉得最坏的女人还是那些前妻们，我们单元里就有一个。”
故事之八
音乐教师尼尔娅认为前妻对前夫的行为最为恶毒，但她并没说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
我们合居单元里有一家，夫妻俩带着个儿子。不客气地说：那女人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后来两口子离婚了。孩子当然是跟母亲祝孩子的爸爸想看看儿子，她从不让他进家门：“你现在不是什么爸爸了，”她说，“只不过是个抚养费的担负者，人人都讨厌你这样的家伙。
你的任务就是按时给我们提供生活费，不然就让你坐大牢。你对我们再没有其它的权力和义务了。“
孩子渐渐地长大了，也不认识父亲。一天我在厨房听到这母子俩的对话：“妈妈，我爸爸是谁？”
“你爸爸是混蛋。”
最后，这位爸爸只好去法院要求跟孩子见面的权力。法院准许他每个礼拜日可以跟孩子见面两小时。你们以为她会让这父子俩见一次面吗？没门儿。他打电话来——她就挂断。
他亲自来——家里没人。一到礼拜天她就带着孩子去乡下，大清早儿就锁上门走了。
孩子的父亲忍无可忍，又去了法院。法院以阻碍父子会面罪罚了她30卢布。你们谁也猜不出那刁娘儿们的对策。
一天我下班回来，看见一伙人从安娜·帕芙罗芙娜家中往外搬家具——安娜就是我说的那位前妻。
“怎么了，安娜，”我问，“你要搬家吗？”
“没有，”她说，“我把家具卖了。”
第二天又来了几个人把地毯也搬走了，然后又搬走了电视机。后来我们才知道安娜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没交罚款，结果执行官来清查财产时房子早已是空空如也。与此同时，安娜又匆匆嫁给一个年纪不小的干部，是她的旧情人。
她也没告诉前夫一声就跟那人去了。不知那位爸爸是否还在寻找他的儿子。反正他继续依法担负孩子的生活费。
女人们对这位母权捍卫者的行为有着不同的见解：有人很同情那位不幸的父亲，有人认为他是罪有应得。争论相持不下，最后爱玛只好打断她们，让大家听她讲。
故事之九
女导演爱玛讲的也是自己怎样做了一次坏女人。
我见过不少坏女人，但知人莫过知己，所以还是讲讲我自己吧。
我的前夫，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