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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不在某天晚上专门谈谈女人的高尚行为，”爱玛提议道，“谈谈他们在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勇气。”
“同意。”拉丽莎的回答代表了大家的心声。“不过，现在，你爱玛，得给我们讲个既定题材的故事。我们等着呢。”
故事之九
戏剧导演爱玛讲的是她被非暴力强Jian的经过。
这个故事说的是我为什么决定当导演，以及我是怎样成功的。
我从小就喜爱戏剧。你们不会忘记吧，第一天我没讲我的初恋，而讲的是一个艺术家爱上了我。这是因为我真正的初恋是戏剧。至今我也不肯用对戏剧的爱去换取别的爱。我可以背叛男人，但永远不会背叛戏剧。
我小时候就有表演天才，但很久以后才被注意：从12岁开始我进了少年宫的戏剧班，而且一直担任主角，我很容易地进了戏剧学校，尽管竞争十分激列：每个名额都有百八十个候选人竞争。入学一年后，发生了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件事。
你们谁看过影片《来自森林的少女》？对，差不多都看过。
哎，你们认出我来了吗？我是不是变老了许多？对，我在这部片子中扮演娜塔莎，也就是守林人的女儿。我这就说说我是怎么争得这个角色的。电影厂的人来我们学院的戏剧系挑演员，而且挑的是主角。我是候选人之一。我们每个候选人都要表演个小品，还要用录相带录下来。导演审看了录相，然后选中了我和另一个姑娘，她是三年级的学生。显然她比我有更丰富的表演经验，但我长得更象那个角色。
导演盖克托·菲多谢夫让我俩通读剧本，以便能更好地进入角色，然后又让我们试了一次戏。在那之后他邀我去他的工作室谈了一次。终于精美的请柬送到了学院，我欢天喜地——我被选中了——或者说，我自认为被选中了。我梳妆打扮了一番，然后就去报到了。导演在他的工作室接待了我，把我捺在椅子上说：“噢，亲爱的，事情挺麻烦。你们俩都很好，我都喜欢，但你俩都缺少点角色所需要的东西——稍微缺少一点儿气质。”
于是他开始大谈什么是女性气质，如何获得这种气质，以及这种气质的缺乏何以能在哪怕是最普通的角色中表现出来。
你们大概已经猜着他的意思了吧？但当时我没马上明白，虽说那时我已经跟人睡过了。
但盖克托有病，他没完没了地给我讲这些话，直到最后我才明白了他的意思：要我当场把自己交给他，以证明我的气质。
知道了我已明白他的意思，他才开始相当平淡地说：“你要知道，我不打算强Jian或强迫你。但如果你真想演这个角色，那么，这儿就是沙发，还有房门的钥匙。我不想催你，我只把这钥匙放在这桌子上。坐下想想吧。要是你决定了——就自个儿把门锁上。”
唉，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朋友们？影片你们已经看到了，因此你们知道我演了那个角色。而现在你们知道了我怎么得到的那个角色。在我开拍之后，一天我见到了我的手下败将。
她盯着我，嘲笑地说：“在戏剧界有个早已不新鲜的笑话：成功之路是通过导演的沙发。”
我这才知道那姑娘比我坚强，没有屈服。但我得到了那个角色。
在拍片子期间，导演再没找我的麻烦。实际上他有点性无能，弄一次就足够了。然而他具有强Jian犯的变态心理。他老婆是个非常令人可怕的大屁股女人。她在制片厂的外号叫屁股女王。他早年的成功之路是上屁股女王的床——她是导演的女儿。所以，现在他拿年轻的女演员当作发泄的对象。
我发现拍这个片子很困难：我演的角色是英雄人物，但我又感觉自己是个妓女。这个主角真是得之不易。从此以后我下决心不再当演员，而要当导演。我如愿以偿了，这叫有失必有得……听完爱玛的故事女人们热烈评论起来，大家都说舞台生活并不象局外人看到的那样美好。同时，她们还讨论了那个男导演所说的“无意强Jian或使用暴力”这句话。
“典型的男性逻辑。”拉丽莎评论道。“这就象奥尔佳遇到的强Jian犯骂她是‘母狗’一样。”
到此大家都坦率地谈了自己的遭遇，只剩下爱丽什卡了。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她如何避免了被强Jian，还使对方受到了再教育。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事情发生在我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和瑟约什卡住在很高的楼层上。这座楼位于马斯科维奇大街的尽头，紧挨着“凿子”。怎么？你们不知道“凿子”？就是列宁格勒保卫者纪念碑。雕塑家倒是很著名，可他堆了一大堆东西，无人能分清头尾，只是挡住了整个街道，还称之为杰作。这还不算，在这一大堆东西的中间还竖着一个长长的花岗岩做的玩意儿，顶上削去一角。所以住我们这一带的人给它起了个绰号叫“凿子”。
在“凿子”前面的马路两边各有一幢二十层住宅楼，我和瑟约什卡就住在其中一幢的八层上。
有一天深夜，我下班回家上电梯时，一个小伙子也尾随进来。他马上按了二十二层的按钮，那是顶楼。我正要伸手去按八层按钮，没想到他抓住我的手不让我按：“跟我上去。”
“你要干什么？”
“你马上就会知道……”
仔细一看，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但他却死死抓着我的手。我暗暗打定主意，要用我所有的女性机智来摆脱他。所以，我开始同他谈话：“象你这么漂亮的小伙儿，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害臊。任何一个姑娘让你强Jian了都会是一种幸福，而你却在这电梯上追求一个陌生妇女，拽她去顶楼。快乐——顶楼，那儿都是猫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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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姑娘愿跟我好，所以你别花言巧语地哄我。”
“她们为什么不愿意？”
“因为我上职业学校，住集体宿舍，没有钱。”
“那怎么了？真正的爱情不是以金钱为基础的。天涯何处无芳草？”
这时电梯正过第八层。
“我还长了满脸疙瘩，什么样的姑娘愿意跟我？”
“那怎么了？不就是两个小粉刺嘛。但你的双眼给人印象很深刻。”
他的眼睛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充满了欲望、恐惧、好奇——我从未见过这么痴迷的眼睛。
“你瞎说。……”他让我恭维的有点难为情，手抓得我也不那么紧了。我试图用胳膊肘碰按钮板，希望能按住一个按钮。恰在这时，电梯到了二十二层停住了，门开了，那孩子企图硬拉我出去。
“等等。”我大声喊道。“我还没告诉你怎样去掉你脸上的粉刺。”与此同时我的腿抵住电梯的门框，不让他把我拉出去。
然后电梯门关上了，开始往下走——我用胳膊肘捺的按扭起了作用。“好了，”我对那孩子说：“现在放开吧。你的尝试失败了，有人在要电梯。”
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得已放开了我，脸都吓白了。
“别害怕。”我告诉他，“我不会把你交给民兵，也不告诉别人。我可怜你，想想我说的话，你不该使用暴力，这是我作为一个女人跟你说的话。要是我没有丈夫，我会主动想办法与你约会。”
“真糟糕……”他咕浓着，把衣领拉起来遮住了脸。我不知道他是真感到羞愧了还是为失败感到沮丧。
电梯每层都停，因为所有的按钮都被我碰亮了。没等到八楼，我提前下了电梯，走到我住的那层：我不愿跟他呆在电梯里。
但事情并没完。有一天我跟丈夫乘地铁，在一个地铁站上遇到了那个小伙子——还挎着个姑娘。他认出了我，脸涨得通红。我用眼神指指那姑娘：好吗？他点点头：很好。然后他做了个友好的表示。他经过我们身边下车时冲我说：“对不起，请让一下。”
我们让他过去了，他望着我平静地说：“多谢。”
好象是在感谢我为他让了路，其实我知道他是在感谢我……我再也没见到过他。
爱丽什卡的故事使大家感到宽慰。她们同意明天讲与金钱有关的故事——金钱在生活中有多重要？接下来她们开始准备就寝，结束了《女人十日谈》的第六天。
第七天
金钱
故事之一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述了五戈比铜币的故事。虽然五戈比买不了什么东西，但有时却是无价之宝。
我从未在金钱上遇到什么麻烦，25岁研究生毕业后就找到了工作，搞科研而且薪水不低。我母亲是医生，父亲搞飞机场建造，后又搞太空站。不，不是贝库诺，他搞过一两个，不过这关系不大……有一天，我告诉父母说，我不想结婚，但想生个孩子自己过，他们听后受到很大打击，而且很长时间没缓过劲来。后来，他们对我的想法习以为常了，就张罗着为我买了一套一居室的单元房。我儿子大了还可以再换个两居室的。我已经开始攒钱了。我并不吝啬，但我承认，我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出国由国家拿钱，因为我们出国是为了科技交流；至于度假呢，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对金银首饰不感兴趣，我也不需要汽车——那太麻烦。所以，我的钱很多，我甚至还在银行存了一些，以防日后有难。但我最大的安全感在于我不依赖任何人。
不过，我生活中发生过一件事，我的命运曾系于五戈比上，当时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请求上帝赐于我五戈比，上帝居然给了。除了天意，无法解释这件事。
那时我还在读研究生。我修的是遗传学，这门学科过去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妓女”，直到最近才算作“苏联生物学的先进领域”。遭迫害的遗传学家中那些还活着的已经平反，重返科学界并得以晋升。但并不都是如此。我听说，在拥有大量集中营的某加盟共和国，有个人就是一个“未返者”，他在那里的大学教生物学并从事遗传学研究，他的研究方向恰恰是我最感兴趣的：在妊娠初胎儿发育过程中预测基因畸变的可能性。我做出了不切实际的决定：请这个顽固老头做我的指导教师。人们都说不可能，因为老头在列宁格勒时是被同事出卖而被送进监狱的，所以他再也不回这个城市了，甚至当邀请他回来会见外国科学家时，他都拒绝了。
我给这位老人写了封信，没有回音。我又写了第二封，这次寄上了我的论文要点及已完成部分的复印件。我对他只有一个要求——允许我到他所在的边远地区去看他并同他交谈。
这次他同意了。我立即整装出发，充满激动、紧张之情，好像要会见的是初恋的情人。
他选择度晚年的地方，或者说别人在1937年为他选择的地方，竟是如此凄凉：列车窗外是泰加森林，无边无际的森林。每十公里左右就有一座集中营，大概是现代的罪犯集中营而不是政治集中营。上下车的人中有些形迹可疑，他们穿灰布工装，留短发。旅客们正在议论，说最近大赦了一批罪犯，大家应该小心自己的东西。我只有一个运动包和一个装钱及论文的小包，岂不很容易照看？但我未能看祝两个包都被人偷走了，钱、学生证、论文全丢了。火车就要到站，怎么办？我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幸喜护照和五卢布钞票还在上衣口袋里。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闯一闯，决不能空手而归。
下车后，我很快就在学校里找到了我的学术偶像，一个顽固的老头。我们就在课间站在走廊里聊了一会儿，他让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到他的实验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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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边离开学校，一边想着我此行的命运：在十分钟的交谈中没有看到他一点笑模样。
实际上，他怀疑我，很不情愿同意会见，起初他说就在走廊里谈谈算了，我坚持至少要谈一个半小时，他才同意了明天的会见。现在我发愁是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即使发电报，也不会有人给我寄论文复印件来，这意味着只能完全取决于我跟他谈的结果，而且还得假定谈话是严肃认真的。此外，还有令人忧虑的生活问题：我怎么回家，怎么找回失窃的学生证，怎么用这仅有的五卢布维持生活？
我找到车站派出所，告诉他们我坐的是哪次车，哪节车厢，还给他们看了火车票。我告诉他们，一旦发现我的论文和证件就立即还给我：有时小偷只要钱而把这些东西随手扔掉。
他们答应了，而且应该提一下，两个星期后他们真的把我的论文和证件给我寄到了列宁格勒。小偷把它们恰好丢在我坐的那节车厢的门口，要是当时想到问一下列车员，我就不会两手空空地去见老头了。
我到邮局给我父母发了封电报，让他们尽快给我寄些钱来，然后我就去了旅馆。我在普通客房租了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