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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副局长的这一番话，显然已经超出了一般事务性的口吻，说得处长脸上六神无主，一根一根地抽烟，不断说这个案子我们是有些麻痹，原来潘小伟无论在饭店还是出去我们都挂着外线，后来觉得反正他一出去就有我们的人陪着，所以只保留了饭店内部署的外线力量，他外出游览就主要靠我们自己的侦察员了，现在我们侦察员的队伍又太年轻，没经验。所以这案子我们确实有教训，要好好总结总结。
万副局长突然问我：“小吕，这案子你怎么看？”
我说：“我年轻，没有经验，我愿意承担责任。我只是想，提琴是国宝，我们有责任为国家找回来，我想肯定老纪也是这样想的，而且他为此牺牲了生命！”
说完我眼圈儿又红了，我想老纪人太好了，我想他老婆孩子孤儿寡母……万局长马上面色慈祥地说：
“小吕这次也算是经受了血与火的锻炼了，不管怎么说，潘小伟是你枪林弹雨带回来的，功不可没。”他转脸对处长说：“无论今后对这案子的工作怎么评价，你们对小吕同志都要给予奖励表彰。”
处长说那当然，小目很勇敢，一个女同志不容易，肯定要表彰，只是现在还没顾得上具体研究呢。
万副局长又问：“游乐园这事既然出乎你们的意料，说明你们对这个案子的两个主角儿——天龙帮和潘氏家族，都没了解透，这下我还真不放心了，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搞？”
处长脸上当然很难堪，思索了半天才字斟句酌地说：“主要要看潘小伟是不是愿意合作了，我想也确实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就这一两天，如果潘小伟仍旧没什么具体表示，这案子恐怕就不宜再按原来的思路搞下去了。至于下一步怎么进行，我还没考虑成熟。局里有什么指示吗？”
万副局长说：“还没研究过。如果这把提琴最后拿回来了，还则罢了，要是拿不回来，我是怕你们拖下去得木偿失。你看，现在天龙帮和国内不法分子勾结，已经丧心病狂了，可要打击他们，需要和港警合作，甚至国际合作，法律上、操作上都比较复杂，侦察、取证、通缉、抓捕都不是简单的事。”
处长点头称是，说看来很快拿回这把小提琴不现实。
正说着，伍队长从亚洲大酒店回来了。因为这个案子的搞法主要是伍队长坚持的主意，具体也是伍队长指挥的，所以处长一看他进来，说不清多少埋怨都堆在脸上，没理他，甚至也没有问问对潘小伟在亚洲大酒店的保安措施落实得怎么样。万副局长站起来要走，对处长说：“你们赶快商量，明天要拿出一个确定性的意见，连同你们对这个案子的认识和必要的检讨，报到局里来。”
他转脸又问伍队长：“潘小伟现在情绪如何？”
伍队长没答局长的问话，却石破天惊地说了这么一句：
“潘小伟答应合作了！”
第四章
海岩：潘小伟终于同意与你们合作了，我想，面对纪春雷的死，他不应该无动于衷了。可我想问问，他愿意合作的这种表示，对推进整个案情的进展，有没有具体价值呢？
吕月月：当然有。在游乐园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潘小伟在亚洲大酒店客房内拨通了香港他哥哥的手持电话，当然这是在事先征得我们同意的情况下打的。自从他住进亚洲大酒店904房以后， 我们一直对他房间的电话进行了监听。他的这个电话的内容我们也同样收录下来。哥俩儿是用广东话交谈的，当天我们看到了翻译成普通话的监听记录。我记得他们大致说了这样一些内容：
先是潘小伟问：“大哥，你那里讲话方便不方便？”
潘大伟说：“没事的，你讲吧。”
潘小伟说：“我现在已经被这边的警察保护了，我打电话警察知道的。大哥你和冯世民在搞些什么，他们好辣，两次要杀我！”
潘大伟问冯世民这混蛋又怎么搞了， 潘小伟就把游乐园的事情简单讲了讲，“他们在港华中心酒店已经搞我一次了，现在又搞。爹不在了，我是死是活你们管不管！”
潘大伟说了许多安慰的话，然后问：“大陆警察想要怎么样？”
潘小伟直言不讳：“他们说可以保护我，但是要你把那把小提琴拿出来的，那琴有没有在你手里？”
潘大伟半天没吭声，一会儿他问：“你是怎样和他们讲的？”
潘小伟说：“我讲你会交的，我替你保证了，说你会交的。”
潘大伟又迟疑了一会儿，说：“小提琴没在我手里呀。”但潘小伟马上抬高了声音：
“大哥！你有没有搞错！你要琴没用的！你不交，一九九七年后你在香港怎么做生意！你不交，大陆要扣我做人质的！”
潘大伟这下才说：“好啦好啦，我想一想啦，你莫急呀。”
最后他们约定晚上十点钟再通话，潘大伟对弟弟说希望晚上能和大陆警方的负责人直接谈一下。潘小伟说没问题的。潘大伟又嘱咐弟弟保重，莫急，他说我会想办法救你的。
电话就打完了。
从交谈的口气上看，哥儿俩感情还行。
当天晚上，处长和伍队长一起到了亚洲大酒店，他们此时的脸色，至少开始阴转多云了。纪春雷的死使案情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突然进展，不但基本确定了小提琴的下落，而且竟然可以和潘氏家族的“大哥大”潘大伟直接通话，这对小提琴的追回，应当说有了一线曙光。
临去亚大的时候，伍队长叫上了我，他说月月你跟我们一起去，潘小伟如果情绪不好，你可以做做工作，他现在比较愿意听你的。于是我就跟上他们在晚上九点半钟到了亚大潘小伟的房间。约定是晚上十点钟由潘大伟把电话打进来，但十点钟过了没有电话来，我们怕总机出毛病，问了一下总机刚才有没有这房间的电话，总机说没有。我们就继续等。
等到大约十点半钟，电话来了，果然是潘大伟本人，我们这边由伍队长来谈，潘小伟在客房卫生间的串机电话上一起参加交谈，伍队长的北京话和潘大伟的半广东半国语发生沟通障碍时，就由潘小伟翻译一下。他们谈了大约十五分钟左右，谈的什么我听不大明白。挂断电话以后，处长队长就匆匆和潘小伟道晚安，我们三人就出来了。
晚上十一点半钟，我们敲开了万副局长的家门。
万副局长没有睡，正在家里等我们。局长的老伴已经穿了睡衣，给我们三个人端了几杯茶水，就默默地回到自己卧室里去了。万副局长把客厅的门也紧紧关上，然后问处长要了根烟，才开口问：
“说吧，怎样个情况？”
处长看队长，队长说：“电话通过了，是潘大伟本人打来的。他同意交琴。”
队长的这句话一说出口，我心里不禁呼地一热，转脸看看万副局长和处长，很奇怪，竟是无动于衷。
万副局长冷冷地抽着烟，问：“什么条件？”
队长说：“第一，要保障他弟弟潘小伟的安全和自由。”
（）
万副局长点了一下头。
队长接着说：“第二，要按他提出的方法交这把琴。”
万副局长问：“他提了什么方法？”
队长说：“播大伟今天下午已经和冯世民通了电话，提出由他的弟弟潘小伟代表潘氏家族出面，以这把纳格希尼小提琴作为礼物，向天龙帮求和。播大伟说，冯世民已经接受了潘家的和解条件。他们约定在这个月二十五号晚上九点钟，在本市美高夜总会，由潘小伟与冯世民会面，当场送交这把小提琴。潘大伟这个交琴方案的中心意思就是，必须是在潘家将小提琴送交天龙帮以后，我们才可以采取行动，收回这份国宝。”
处长说：“这意思很明白，可以理解。”
局长摸着下巴，怀疑地问：“冯世民，肯来吗？”
队长说：“据潘大伟说，冯世民每年五六月间都要到北京来一趟，主要目的是去潭拓寺许愿，他一直相信潭拓寺里有释迹牟尼的真身。这次顺便以胜利者的身份接受潘家的求和，也算一举两得。”
处长说：“我倒是搞不懂，既然冯世民已经大驾劳动，潘大伟为何反而不能出头露面？”
队长说：“潘大伟讲，上次与天龙帮火并之后，为了安全起见，他对外一直诈称有伤，并且放风出去说意大利小提琴已不在香港。所以他不出面，于情理是比较顺的。”
处长问队长：“我听你在电话里问为什么要选择美高夜总会作为和谈与交琴的地点，他怎么解释，选这个地方有什么讲究吗？”
队长说：“潘大伟讲，这是冯世民指定的地点。美高大厦好像有冯世民公司的股份，设在美高大厦三层的美高夜总会是由港商承包经营的。承包商在香港也是搞娱乐业的，一直受天龙帮的保护，连美高夜总会的内部装修也是包给冯世民手下的一个建筑公司做的。冯世民既是美高大厦的一个股东老板，美高夜总会也算得上是他的地盘。”
局长慢慢把烟在烟缸里按灭，又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把烟头碾碎，好半天才问：
“冯世民入境之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为好，你们和香港警方协调过吗？”
处长答：“这事以前和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请示过。据中心局说，冯世民和播大伟一样，目前香港警方都没有收集到足够能证明他们本人犯罪的合法证据，所以一旦冯世民入境，港警大概不会请求我们对他采取什么行动。但中心局的意见，只要这把小提琴一回到中国境内，不管冯世民解释为是自己买的还是接受什么人的馈赠，作为失踪的国宝，我们都可以依法收回。”
万副局长站起来，在烟熏雾绕的屋里踱了两圈，打开阳台的门，站在阳台上看这个刚刚睡去的城市，周围的楼群很少有亮着的窗户了。五月的夜晚确实乍暖还寒，风还是有点贼，处长提醒说，万副局长小心别着凉，万副局长设应声。队长低头掏烟，还没点着，万副局长进屋了，看看处长，又看看队长，队长拿烟的手难以察觉地微微抖个不停。他看着局长那张犹豫的脸，轻声说：
“局长，恐怕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万副局长站在阳台的门前，长出了一口气，说：“好，那就先这样办吧，按潘大伟的要求，先让他们双方交接这把提琴。交接完以后，你们要立即控制冯世民，然后依法收回这件国宝。你们要注意，要绝对保证不能让冯世民失控，他一旦溜走，是完全有可能从海路把这把琴再偷渡出去的。”
伍队长本来说话办事一向留有余地，不轻易许愿的，此时也只能立军令状似的站起来，表态：“放心吧，他绝对跑不了。”
处长也说：“我们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精心准备。”
万副局长点点头，“那就这样吧，但愿这个案子能像你们算计的那样顺利。”
万副局长一锤定音，这个方案就算这样定了。但从他的神态口气上，对这个方案能否那么顺利那么有把握，似是有所保留。
海岩：既然不放心，为什么又同意这个方案呢？
吕月月：这个案子抱了这么长时间，除此也没有更好的进展方向了，而且局长可能考虑小提琴的交接是在中国境内，无论是真是假对我们都不会有什么损失。所以就姑且走一步看一步吧。
海岩：有枣没枣打一杆子。
吕月月：对。
海岩：后来结果怎么样？
吕月月：从万副局长家出来都已经快凌晨两点钟了。方案通过了，处长和队长都觉得总算向前走出了这一步，都有办成了一件大事似的那种轻松，但后面的路是不是顺，他们也心中无数，而且这个方案的许多细节，还需要费时费心安排策划，所以两个人的脸上，又都带着无尽的倦意。
我们上了汽车，谁也没再谈这个案子。我开车，他们二位在后面默默无话，不知是在打诚还是在想心事。我分头把他们送回家，然后自己开车回单位睡在办公室里，因为集体宿舍太晚了早关门了，而我妈那儿又没法放车。
第二天早上八点来钟，队里的人都来上班了。我困得不行也没法再睡。队里几个同志议论着要捐点钱给纪春雷的爱人和小孩。我当然也就把身上的钱和抽屉里的钱都拿出来了，捐了两百多块钱，加上其他人捐的，一共是一千多块钱。我们几个就带着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