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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岩：我都有兴趣，无论是你过去的生活还是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案件，对我来讲听着都很新鲜。你讲什么都可以。
吕月月：那我们还是接着把这个案子谈完吧。
海岩：好的。听了你前两天谈的情况，这个案子我似乎听出点门路了。潘氏家族、天龙帮和你们——中国的警察机关，都在争夺这把小提琴。你们现在已经把潘氏家族的少爷潘小伟、天龙帮的成员罗依都抓在手里了，要追回小提琴，看来是有点戏了。
吕月月：我上次讲了，潘小伟在香港和内地都没有任何违法犯罪的前科。他在北京的身份只是一个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合法的旅游者。我们现在要通过他了解小提琴的下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得看住他，不能让他跑了，其次呢，才是接近他，做他的工作。当然，我们还要保护他，至少得保证他在北京、在大陆，不能出事。
海岩：那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吕月月：首先是要给他换一个住的地方。也就是说，得让他再次搬家。副队长李向华主张换个远一点的饭店，比如，香山饭店。香山风景区远离闹区，犹如世外桃源，既可躲避天龙帮的耳目，又可在山林村野之间赏心悦目，有利于潘小伟调整心情。
伍队长对此不大赞成，说那地方太远，我们自己来来往往，时间耗在路上太不方便，而且那饭店在香山脚下，周围山深林密，地形太复杂，万一有事，给我们自己找麻烦。想来想去，觉得天龙帮势必穷追不舍，在北京到处找他，不如出其不愈来个灯下黑，就把潘小伟挪到与港华中心半步之隔的亚洲大酒店去。
海岩：潘小伟受了那场惊吓，这会儿缓过劲儿来了吗？
吕月月：比我们想象的要平静多了。原来我们只想象他是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娇生惯养。家里又一直不让他搅进黑社会活动中去，所以肯定没见过什么世面，没经过什么风险。我们都没想到他居然镇定得这么快，当天夜里送他回港华中心时就已经看不出他脸上一丝紧张不安的表情了。不过他对跟他谈话的伍队长和刘保华表现很冷淡，问一句答一句，不十分合作。那天晚上在处长家处长说得很对，潘小伟毕竟是在黑帮家族中长大的，就算一直超然局外，也不可能没感受过一点腥风血雨。 所以 罗依对他的袭击，是不会使他一下子吓破胆的。而且从这种家庭出来的人，对警察也有天然的反感和戒备，不会一下子就相信我们、依靠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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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伍队长和刘保华去了港华中心，跟潘小伟说要给他换个酒店住，潘小伟态度很不友好，坚决不去。问他为什么又说不出理由。伍队长没办法，就吓唬他，说昨天究竟是罗依要杀你还是你要杀罗依，我们一下子还搞不清楚。警方需要进一步详细调查。你作为这个案子的当事人，一定要和警方合作，否则后果对你不利。
这席话说得潘小伟直犯愣，这下他才明白，他实际上已经木可能自由了。因为他已经无可置疑地陷进一个谋杀案的悬局之中，一旦说不清，接路而至的就可能是一连串的法律问题。另外，他来大陆本来是很秘密的，在他的家庭与天龙帮闹翻的第二天，是他大哥用手持电话通知他赶到鲤鱼门的一家小小的海鲜馆去，在那里他取到了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一张去北京的飞机票和大哥的几句短语。在前一天晚上的火并时，他正巧在同学家参加一个聚会没有回家。那天半夜大哥来电话告诉他不要回家。但没说发生了什么事，直到第二天早上他通过电视新闻，才知道潘家和天龙帮已经开战。他往家里挂电话，整整一上午没有人接，下午大哥来电话要他立即去鲤鱼门。鲤鱼门那个海鲜馆的老板娘把他大哥已经替他准备好的皮箱和第二天的机票一起交给了他。他当晚没有地方去，就按大哥信上的要求，在香格里拉酒店开了一个房间过了焦灼的一夜，第二天就搭机北上了。可夫龙帮居然这么快知道他的去向，真可谓天网恢恢。
潘小伟现在究竟面临什么形势，他自己已经无法预料，他不靠中国警方的保护能不能安全生存确实没有把握。所以，他想来想去，只能收拾行李跟着历队长离开港华中心去亚洲大酒店。伍队长见他初步就范，趁热打铁地又向他规定了几条：第一，在他和罗依这个案子没有结束调查之前，他作为当事人不能离开北京；第二，为了他自己的安全，暂时不能和外界联络，包括对自己的家人，都暂时不要把昨晚的事和他现在的住址透露出去。这两点，潘小伟当时都同意了。
到了亚洲大酒店，伍队长让刘保华以平安旅行社的名义代潘小伟开房间，酒店的总服务台说普通的标准间全满了，要住只能住大套间。刘保华问潘小伟住大套间每天要180美元，行不行。潘小伟说无所谓，于是就订了套间。
到底是有钱人！
那天早上我去了公安医院，去看看小薛。我去的时候小薛正和医生交涉着要出院。一直在公安医院住院的老焦也在，老焦先是帮着医生劝小薛，后来又帮着小薛劝医生，在医生同意小薛出院之后老焦竟又得寸进尺地也要求出院，被医生训了一顿。老焦是太关心这把小提琴了。他见我去了，拉住我絮絮叨叨，说这案子他最熟悉情况，应当出去帮帮忙。他一会儿抱怨医院现在只知道赚公家的医疗费，有点毛病就让住院，住院一天光病床费就收十二块钱；一会儿又抱怨领导不让他参加这案子的工作是对公安战线“宝贵财富”的漠视，以此又断定这案子肯定要走他过去已经走过的弯路。
在刑警队里，也就是历队长老焦还看得上，李队长还有刘保华这些人他根本看不起。当年李向华跟老焦措过档，是给老焦打下手。可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做徒弟的后来居上了，老焦心里不服也没用。我要是老焦我就不这样，徒弟出息了，是师傅的光彩。老焦这人特认真，也是心眼儿小了点，再就是有点一根筋。住院以后又有点像祥林嫂，一点事情没完没了翻来覆去磨叨个没完。
我跟老焦说你别着急，这案子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等到了关键时刻再来请你出山不迟。老焦也笑了，说还是你这丫头最会说话，你说的话最让人爱听。
你知道吗，老焦一直想认我当他干女儿。
那天上午我陪薛手回到队里，队里的人都出去了。伍队长带刘保华去了港华中心，李队长带纪春雷去公安医院审问罗依，办公室里就我和薛宇两个人。我们俩就坐下来闲聊了一会儿。薛宇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住医院，第一次就觉得特没劲儿。他用鼻子使劲闻自己，说总觉得沾了一身来苏水的味儿。我问他头还疼不疼，他说怎么不疼你摸我这儿，我用手去摸他的头，摸出一个隐隐的大包，我问需不需要给他揉揉。他说需要当然需要，就是不忍心麻烦我，而且不希望我觉得他像个小孩子那样娇气。我说那算了，你就死要面子活受罪吧。我反过身子不理他。薛宇说我怎么就摸不透你，老焦说你嘴甜，我怎么就没这感觉，有时我觉得你都不像个女孩子，你的心太硬，太冷。我承认我是对薛宇比较冷淡。我是故意比较冷淡。因为薛宇对我太热情了，我不喜欢这样。
海岩：身边总围着一堆男人的女人都不明白，女人最悲惨的，其实是寂寞。
吕月月：可是男人一热情过分就总让我想起大学里那几个没皮没脸的男生。如果薛宇庄重一点，矜持一点，我反倒觉得他可贵。也许是让大学里那几个男生闹的，我似乎意识到我喜欢成熟持重性格内向的男性。那时候甚至我想也许我应当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做我的朋友。
海岩：你说的这个大一点，大概是大多少岁呢？你认为男女之间差几岁为合适呢？
吕月月：男的比女的大个十几岁，我都能接受。
海岩：大十几岁很正常。中国解放以前，农村里喜欢早婚。但中国的早婚和印度的早婚正相反，中国是女大男小，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嫁一个十二三岁甚至更小的小丈夫，这不过是男家花钱买一个干活的劳动力而已，是农业社会的害人的陋习。
青春旺盛的大姑娘整天哄着一个不熟人事的小孩子，你想想哪有女人的满足感？等到男孩长大成丁，女的已经柳谢花残了。以我的看法，男女生理和心理的成熟期和衰退期并不是同步的，所以科学地说，结婚应该男大女小，差个十岁左右也是合适的。
吕月月：薛字比我大不到三岁，可我总感觉他好像和我同岁，还像个小孩子似的不稳重，说话冲、爱发议论、好争论、好表现，这点我不喜欢。
海岩：薛字说你太硬太冷，你怎么说呢？
吕月月：我听不惯他这样教导我评论我。我说你这孩子是脑震荡的后遗症吧。
我要怎么样才不冷不硬呢。
海岩：这不等于吵起来了？
吕月月：没事，反正屋里没人，人多的时候我一般很给他面子，他很要面子。
后来伍队长来电话了，是从亚洲大酒店来的，他说让我和薛宇中午吃完饭马上到他家去，他有事要找我们说。
中午我和薛宇一起去了队长家，骑车去的，路上薛宇间我过两天我过生日希望他送我什么生日礼物。我说随便，送不送都行。薛宇说他不想送实用的东西，人不能一点浪漫都没有，应该送有纪念意义的。送个生日卡上面写上自己的一首小诗怎么样？我说行，不过别把浪漫写得太肉麻太小儿科了。薛宇说你这人真没劲老打击我情绪。
我们到队长家时，队长正在给儿子做饭呢。照例做了足够吃两天的饭菜。伍冬冬见了我和小薛挺高兴，拿出学校发给他的一个漂亮的笔记本向我们炫耀。笔记本是他在学校文艺表演中获奖的奖品，看上去漂亮但一眼就知道是很便宜的那种。
伍冬冬问我上次答应他的事忘记没有。我还真忘了，我说我答应你什么了。冬冬说答应送我一把大人拉的小提琴啊。他爸爸在一边马上申斥，“嘿，你现在怎么学着和人要东西啦？”
伍冬冬争辩说：“你早答应买的，一直说话不算话，月月阿姨要是给我买了，咱们可以把钱给她嘛。”
我对冬冬说：“对，我答应过你，而且保证说话算话，可这几天一直没空上街，不信问你爸。”
队长说：“你别给他买啊，别惯他这毛病。”
队长又问薛字头上的伤怎样，要紧不要紧。薛宇因为刚才和我小有口角，所以情绪不高，说没关系，就是让那小兔崽子打了一个蒙。
队长让我们在客厅里等着，他仍然在厨房里收拾，一边谆谆嘱咐儿子晚上热饭的时候一定要等开了锅再端下来吃。冬冬说知道，队长又叮嘱热完饭想着关煤气。
冬冬有些不耐烦，说我知道，队长说知道什么，上次就没关，差点把我熏死。我在客厅听着，觉得为人父母真不容易。
等侍候伍冬冬吃完午饭上学去了，队长才坐下来，一边吃饭一边向我们介绍情况。
“潘小伟已经挪到亚洲大酒店去了， 现在住在904房间。”队长说。“我们当前的任务：第一，是保护他；第二，是做他的工作，争取他能向我们提供一些关于小提琴的情况。你们俩的差事很简单，从今天下午开始，小薛，要以亚洲大酒店客房服务员的身份，到潘小伟住的楼层去工作。月月，以平安旅行社导游小姐的身份，陪同潘小伟观光游览，既保护他的安全，又掌握他的行动。你们明白了吗？”
薛宇说：“明白了。”
我说：“不明白。”
我问：“叫我陪他没问题，但有些事要事先给我一个处理的原则才行。比如他要是和外人接触怎么办，他要是给香港或其它什么地方挂电话怎么办，他要一个人出去怎么办，我管不管？要管，怎么个管法，是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呢还是把他铐起来？”
队长说：“月月，你别跟那些老侦察员学油了，在咱们队里有句老话——谁能把领导给难住，谁就有本事。你也想来这套是不是？告诉你，干咱们这行，什么事都得自己动脑筋，提问题谁不会，碰上情况你自己去想办法，别让我教你！”
我说：“我哪儿敢难为领导呀，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处理。今天我不拿你当领导，你就算我老师吧，你告诉我要是出了那些情况怎么处理才妥当。”
队长这才得意了，说：“这些问题你们在刑警学院上大学老师没教你们吧。哼，我不是说的，那些讲师教授净是纸上谈兵，没几个真搞过案子，理论能编一套一套的，光侦察两个字的定义，就能讲一节课。可要真让他们操作一个具体的侦察过程，就算能搞下来，也得是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