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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对基层官场抱有任何幻想，不要以为选调生三个字能够给你带来什么！这段话像重锤一般敲打着我的鼓膜。
下基层，需要勇气，走，更需要勇气。
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3
又近年底，我被通知到省公安厅参加全省第十四次公安理论研讨会，我写的一篇《顺应WTO、开拓新路子、全面加强基层公安队伍建设》在该研讨会上评为二等奖。
一些留在昌都工作的大学同班同学听说我来了，纷纷说要请我吃饭，他们大多在高校教书，也有在机关工作的。
我说我明天就要赶回去，就今天晚上聚一聚吧。
在一家装潢比较讲究的酒店里，我和一些同学见面了。
同一个 寝室的郑发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问：“怎么样？老同学，你这警察当得还算舒心吧？”
“还是你小子命好，现在都是博士了！”
起初分到天州师范的郑发祥在前几年考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今年又考到了心理学博士，我就感叹，“没有想到我们寝室和我头顶头睡了四年的兄弟居然头脑这么发达，一混就混成了一个博士，在那时好像看不出你有什么特别之处呀？”
“博士有什么了不起的。”郑发祥不屑一顾。
在饭桌上，我们自然聊些各自的境况。
但大多数同学对我很关注，纷纷问起我的情况，毕竟当初我是代表一个班、一个系甚至一个学校的优秀大学生呀！
我很有些自惭形秽，当初的确在学校是风云人物，想不到如今混得这么差，据说师大现在相当跑火，我不留在学工处的那个指标给了中文系的另外一个人，现在都正科多少年了，哪里像我还是一个股级干部。
而我班上28个同学中，混得差的也都在地市一级，在县里的为数寥寥。虽然我自己安慰不要以成败论英雄，不要以地域的好坏来衡量一切，但当同学难得在一起聚聚，听着他们眉飞色舞，我还是不免暗地里要惭愧一番，惭愧之后就后悔，差点连肠子都要悔青。
“你没有回师大去看看原来系里和学工处的老领导？”留系的周富轩现在过的有滋有味，据说一年的收入达到了五六万。
“咳，我无脸见江东父老呀。”我摇摇头，自从95年警校培训结束之际，学校李副校长请我们师大这八个人吃了那顿饭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一来没有时间，二来混得这个样子，的确是有些不好意思呀。
“你当时留在学工处就好了。”一个同学说。
“谁知道呢？早知道现在师大这么跑火，或者知道当警察这么辛苦和清贫，我肯定留了呀。”我叹了一口气。
“你们知道吗？我们班上的张享华自杀了！”在省教委工作的汤泾洪突然说。
我们听了后很震惊，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
见汤泾洪一本正经的样子，大家不由得相信了这个消息。毕业七八年了，还没有哪个见过这个张享华，听说他毕业后是分在县里一个中学教书。
“怎么会这样呢？”我不解。
“具体原因不是很清楚，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不过，张享华本身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在学校里也不怎么合群。我在学校里就经常看到他总是一个人踱来踱去的，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难得看到他开心地笑。”
“对，我印象中他是好像很郁闷，举止也有些反常，他呀，肯定是心理上存在严重的障碍。”
“大凡自杀者多是存在心理障碍这还用说？哎，可惜呀，我们班上28个人就剩下27个人了…”
一阵沉默。
我说起了涂雷局长的不幸英年早逝，还有两个同事都遭遇车祸身亡的事情。末了，我不由得叹道：生命诚可贵，平安是福呀。
4
已在农大教务处的彭泰中有些不解：“其实当警察还是不错的，听说你们当警察的收入比较高。”
“你听谁说的，刚才大家都凑了一下情况，就数我的工资最低了，就那么千把块钱。在县里，公安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为我们多了一个警衔工资，但是，不当警察是体会不到这份工资的不易，如果计算加班加点的时间，我们还应该得一份超时工资。比如，按我们所里的规定是每2天值1个班，歇一个晚上，值班是24小时在所备勤，出警，办案及其他日常治安管理工作，不值班的那天到下午6点钟没事的话可以回家，这就是一年365天的安排。我们曾经算过，如果要按照劳动法算加班费给我们，我们一年可以得到1万多元加班费。实际上，一分都没得到。”
说着说着，我有些愤慨了：“一年多加这么多班你能想象的到吗？谁能帮我们这些基层的民警说句话呢？我们平时看起来穿着警服象个人样，实际上连公民最起码的劳者取其酬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还有我们奉献的仅仅是时间吗？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青春，是我们的健康，是我们的生活乐趣。谁能告诉我一个一年到头就在派出所处理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事情的公民，他的生活乐趣到哪里找？他对家庭的责任怎么尽？他如何像你们那样可以正点下班周末可以去公园可以去逛大街黄金周可以去天南海北地玩？”
几个同学可能是被我的情绪所触动了：“你不说我们还真不知道。但为什么总有人说警察职业好呢？”
“有什么好，说句实在话，当初我选择这个职业，我也和你们一样这样认为，什么地位高待遇好啊等等，其实呀，可怜。当然，不可否认，社会上有一小部分腐败的警察根本不靠工资生活，可以狂嫖滥赌、纸醉金迷。但大部分的警察，特别是大部分基层警察是依靠可怜的工资生活的，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吃不饱也饿不死。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大部分警察都是很本分的。”
“是呀，本分，但为什么现在媒体上经常有曝光你们警察的报道出现？说你们警察粗暴执法、酒后驾车、肇事逃逸、冲动时乱开枪等等现象比比皆是，还有的说警察黑得很，用尽了各种办法捞钱。尽是警察办各种冤假错案，如处女嫖娼案，刑讯逼供等等。”一直在听我讲的博士郑发祥将了我一军，“闻名全国的杜书贵的案子不说明问题吗？
我一时语塞。杜书贵开枪杀人的案子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我喃喃道：“这不能以偏概全，这只是个案，这只能说明这个杜书贵在运用权力滥施淫威，杜的暴行和他的特权意识太强、文化素质太差有关，还有在枪支管理方面也存在漏洞。当然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却又确实令我们警察蒙受了耻辱。”
“你们不是有些警察动不动用手中的权力去索拿卡要吗？”
我感到有些悲哀。几年的警察生涯已使我多少对警察有个发言权，我开始据理力争了，不为别的，就因为本人就是一位警察，一位自认为还很正直的警察。
“现在那些骂警察的有多少真正和警察接触？即使接触也不是全部！我承认警察中有坏人，我对此也深恶痛绝。可是不能否认的是不光是警察中有坏人，各个领域，贪赃的枉法的，比警察中的多！警察能贪什么？有什么可贪的？（当官的除外）小警察有什么权？说什么做什么还不是听领导的。而且警察拥有的权力现在也在渐渐被剥夺！警察法有多少人知道？警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警械？没人知道。连警察执行公务时的优先通行权在群众眼里都是耍特权。遇到暴力抗法的，我很多同事被打伤过，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
“人们总认为警察很威风，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殊不知在社会生活中，警察是受委屈比较多的职业，干上警察就是任劳任怨，换了一般人可能会忍受不了。当警察遇到工作困难时，恐怕是最无法发火的。处理治安事件时，警察挨打受骂是常有的事儿，我也挨过打，对此本来无怨无悔，因为职责所在，但最让我们痛心的是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有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警察，把警察队伍中某些个别人的不良行为当成是整个警察队伍的通病；还有一些人认为警察就应该无缺，不应有七情六欲。”
就这样漫无边际地大家谈着，桌下的空酒瓶也越来越多。说到后来，大家都有些沉默了，彭泰中说：“晓得当警察这样，你还不如当时留校算了。”
“你混蛋当时不劝劝我呢？眼看我往火坑里跳还不救一把。”我半真半假地说。
“谁知道呢？我记得当时是中组部的文件呀。”
“就因为这个，我才深信不疑，没有想到，落个这样的结局。”我有些凄惶，甚至想落泪。
“咳，事已如此，不要想这么多了。”郑发祥同情地说。
也许是忧郁，也许是高兴，那天晚上我破例喝了一瓶啤酒，回到房间后，我一股脑儿全吐了，然后昏昏地睡去。睡梦中，我梦见自己回到了省城，回到了师大，成为了一名教师，在登上讲台之际，黑压压的几十双眼睛看过来，我便口沫四溅地向他们讲着我当警察八年的故事…
不知不觉中，曙色透过窗户，美丽的城市从睡梦中醒来。我不由一怔，想了想，原来是南柯一梦呀。
第五十二章 笑傲死神
1
在从昌都回来的汽车上，我的手机急促地响了，一看号码，刘闯的，便一乐，说不定这家伙又是问我有没有饭局了，做一个法医，饭局毕竟没有我多，他脸皮也厚，经常跟着我到外面混饭吃。
我按下接听键：“怎么，嘴巴又馋了？”
“馋你的头，哪里，告诉你一件事。”刘闯很严肃。
“什么事？你他妈的不要总是这样一惊一咋的。”看到他一本正经的样，心里就掠过一丝不祥。
“你知道吗？崔永生得了癌症。”
“什么，什么，癌症？”我的心抽紧了。崔永生年纪轻轻的，才33岁呀，怎么会呢？
“骨癌。”
“啊？！”我听说过，这种癌症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有的人忍受不了甚至会自杀。
“现在呢？”
“据说到上海治疗去了。”
我深为自己的无知感到内疚，因为在派出所工作忙了，跟已是法制科副科长的崔永生联系就少了很多，没有想到会这样！
“刚检查出来的，我听说情况是这样的，还在今年9月初的时候，崔永生就突然觉得左大腿有痛，当时他还不以为然，认为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会没个头痛脑热的？也许是坐骨神经在作怪吧。然而过了几天疼痛的症状并未减轻。他科里的人就劝他到县医院检查，县医院检查后告诉他是腰椎尖盘突出。”
刘闯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是呀，前不久我到法制科批案子，看到他一瘸一拐的，问他，他跟我讲也是什么腰椎尖盘突出，还说没事呢。”
“唉，这个误诊确实害人，就这样，崔永生还不以为然，坚持上下班。前不久，他的疼痛症状加剧，左腿还出现了萎缩。大家就感觉到县医院的诊断可能有误，便催促他前往省城二附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左腿恶性肿瘤转移！二附医院的医生就建议他到上海去治疗，好像就是昨天去的吧。秘书科一个副科长陪着去了。”
我半天没有作声。一丝悲哀涌上心头。癌症这病魔怎么会如此无情地降临到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身上呢？
下午上班后，我特意来到县局法制科，正好彭科长在。
说起崔永生，彭科长唏嘘不已，连说几声想不到。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崔永生确实蛮坚强的。这么些天来，居然拖着病腿坚持上班，唉，这也怪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早一点让他到省城医院检查呢？”
“这也不能怪你们呀，要怪就怪县医院。”我连忙安慰。
“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小子，就在十多天前，省人大司法检查组到新安市进行公安执法质量检查，随机抽调了我们县12起刑事、治安案件。在头一天晚上，崔永生还对这12起案件进行了重新审阅、整理，忙到凌晨
2点。我考虑到他的腿不方便，建议他就不要亲自将案卷送到省检查组所住的新安市白鹭宾馆，哪晓得崔永生不肯错过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坚持要到现场汇报并听取考评。由于检查组住在8楼，乘坐电梯也要上一层楼的台阶，这个时候十多二十个台阶对崔永生来说已无异于上刀山。我看他艰难的样子，就搀扶他走进8楼会议室，待在位置上坐定之后，他已是一脸苍白，大汗淋漓，衬衣全被汗水浸湿。此时的崔永生硬是靠着非凡的毅力在坐不能坐、躺不能躺的情况下对抽调的12起案卷进行了详细的汇报。省人大检查组的同志发现了他表现的异样，关切地问他是不是生病，他居然摇摇头说没事。”
“谁也没有想到，崔永生会得这样的病。”
彭科长后悔地说：“起初我还骂过他，好像是10月中旬的一天，为忙于执法质量考核的迎检工作，崔永生对全县送过来的案卷—一阅审。可能是腿疼得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