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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的结果虽不能令人满意，但总的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至少希望还是存在，就看操作的过程是否得当了。
三人在农科院附近的车站分别，丁三坡回师范学院，丁大力与小叔坐车去长途汽车站，争取能在下午赶到地区农科所，并能够和孙伟超的同学接上头。
丁大力与丁五坡几乎是马不停蹄，一路奔波，来到地区中心县的时候大概在午后二点左右，这个时间有点局促，如果按照丁三坡与孙伟超的交流模式，谈着谈着，恐怕就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了。
好在丁五坡压根儿就没打算采用丁三坡的交际模式，再说想要采用他也没这份底蕴啊。
找到农科所的时候，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大队里的介绍信。
丁大力仗着人小“不懂事”，和门卫工作人员问长问短，从中也了解了不少有用的信息。荃城地区的农业研究所在今年八月中旬的时候就已经取消了革委会，然而，门卫的访客登记簿的台头却依旧是“荃城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革命委员会”，由此可以看出，农科所的党政办办事效率低下，或者说官僚气息浓厚。最后，丁大力得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至少党政办的大小领导不会非常的讲原则，这对于他们来这里办事的目的来说不啻于是一个福音。
党政办是通俗叫法，正式的说法是综合办公室，属于职能部门，功能主要以服务农科所——主要是农科所的领导为主。孙伟超的老同学名字叫做赵红昆，小眼睛大鼻子的模样，听说丁五坡叔侄二人是孙伟超介绍而来的，倒是很热情，招呼着二人坐。
办公室里的人并不太多，但也不是没有，这么一来，丁五坡就有点局促，身份之间的差别是最主要的，他是农民，其他人全是干部，这种差别让丁五坡很放不开，说的话就有些颠三倒四了。
丁五坡的表现实在不佳，也就不能怪赵红昆打官腔了。“很难办啊，外国兔现在还处于选种繁殖的研究期，还没有到推广阶段呐……中国兔也挺好的嘛……”
丁五坡赔笑表示不要中国兔，倒不是崇洋媚外什么的，关键是一只普通中国长毛兔一年产毛半斤，一只西德长毛兔一年产毛两斤，整整四倍，这差距也太大了一点。
“嗯，我们明白赵伯伯的难处，那就再见了。”丁大力生怕自己的小叔说多错多，暗示丁五坡先离开，再做打算。
农科所下班的时候，丁大力与丁五坡准时把赵红昆给截胡了。丁五坡一再邀请赵红昆去饭店里坐一坐。
这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花掉了三块多和两斤粮票。丁大力再次仗着人小“不懂事”，胡言乱语说繁殖出来的兔宝宝肯定很容易得病死掉，即使不得病，偶尔也会冻死、饿死……
赵红昆有点开窍了，醉眼朦胧地瞅着这叔侄俩不停地摇头。这时候，丁五坡靠近过去，伸出三根手指头，用只有赵红昆听得见的声音，说：“母的，这个数，公的，也有这个数。”又伸出两根手指头。这么一算的话，母兔三块钱，公兔两块钱，一对幼兔居然能卖五块钱，真是太意想不到了。
七十年代末，种兔还没那么抢手，大面积的兔子养殖业应该是1982年以后的事，在那一年的中国兔毛出口总额达到创纪录的2亿美元，同年，国际市场的兔毛收购价则是每千克一百二十美元，也就是一斤兔毛六十美元，或者是人民币九十元（此为官方牌价，若以贸易外汇结算价计算，则应该是人民币一百六十八元），而该年农村收购站的兔毛收购价大约是二十七元以上（有等级之分，最次与最高等级价格相差极大）。
兔毛出口产生的巨额外汇收入引发了自上而下的长毛兔养殖热潮，然而，农户日益增长的养兔热情受制于我国低下的优质长毛兔繁殖水平，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许多省份都把长毛兔繁殖扩群列为重点研究项目，即便如此，优质长毛兔一兔难求的现象也难以得到缓解。
随着国营收购站逐年抬高兔毛收购价，长毛兔的供求价格也节节走高，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一对优质长毛兔的价格甚至被哄抬到了六十块钱，这一数字高于一个国营企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水平。
然而，八十年代毕竟太过遥远，现在的时间只不过是1978年的年尾，农村劳动力被牢牢禁锢在并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的年代，赵红昆做梦也不会想到，当十亿农民的养兔热情被点燃以后，神州大地上会出现怎样的疯狂。
第十二章 有志事竟成
丁五坡掏出四十元钱的时候，赵红昆还是被吓了一跳，四十元钱就是十六只，而他们农科所第一批西德长毛兔一共才八对，即使兔子的繁殖能力超强，碰天花板的数字只能够繁殖到六、七十只也就顶破天了，一下子少了十六只，那不是逼着农科所领导强力追查嘛。
“其实，我们农科所育种的西德长毛兔没有传说的那么好，我们估算了一下，每只兔子一年产毛一斤半是可以的，两斤肯定达不到。”赵红昆并没有拿钱，但也没有清高到当场翻脸，说的话就好像在和同事研究农学。
“一斤半也很了不起了不是？中国兔才产毛多少？半斤，那还是你饲养得法，伺候的糟糕的，一年只剪了三、四两兔毛的也有。”丁五坡这些知识还是从孙伟超那里批发得来的，这会儿倒是说的有模有样，很行家的样子。
“既然你们都知道……”赵红昆收下其中的二十元，另外二十元恋恋不舍地推回去，摇头说：“这次只能给你们八只，再多我就不敢了，不过，你们也放一千两百个心，我最少也能保证你们四只母兔。”
“赵大哥果然是爽快人！”丁五坡干了杯中的酒，两包大前门塞了过去，又压低声音说：“以后也少不得还要麻烦赵大哥，到时候还要请赵大哥多多关照。”
赵红昆连称“好说好说……”气氛顿时被推向高潮。
双方约定了明早相会的时间，宾主最后尽欢而散。
赵红昆还算是信人，拿了钱，办事也麻利。实际上，正如丁大力所说，兔宝宝难免病死、冻死、饿死，只要愿意，差不多可以让兔子有几百种死法。从事畜牧养殖，幼崽夭折的情况太普遍了，更何况这一次“夭折”的是繁殖能力超强的兔子，赵红昆干这事一点压力都没有。
早上六点的时候，赵红昆如约与丁大力叔侄会合，八只半大兔子，四公四母，其中有一对个头较之其他六只明显要大一圈，显然这是赵红昆加送的红利，此外，赵红昆还附送草包一个，用以幼兔保暖。
“哎呀，小兔子吃不吃奈奈？”丁大力不动声色问道。
“赵伯伯怎么会没考虑到这些？放心吧，都断奶了。”
丁大力倒是镇定，已经断奶了的兔子起码有一个半月大，按照最拆烂污的养殖方法，六十天采毛，也即半个月后就可以有第一笔的兔毛收入，不过，六十天的兔毛也不用指望卖出好价钱，将养一个半月，临到过年的时候几乎可以采到特级毛，今年这个年应该能过得相当之宽裕了。
与丁大力的含蓄不同，丁五坡却高兴坏了，抱着个大草窝开始憧憬他的性福生活。
二人办好了事情不再耽搁，赶车回家自是不提。
回到家里之后，丁五坡很有一番雷厉风行的作风，在自己的房间靠墙的一边先起了下水道，然后依着下水道，上中下三排的的兔舍搭建了起来，在这里丁五坡倒是无师自通了“规划”的概念，一次性搭建了三十只兔窝以备将来规模化饲养。三十只兔窝，材料倒是没怎么费钱，都是因地制宜，家里的竹园几乎是取之不尽的建筑材料，农村里也从来不缺稻草，铺在兔舍里，上面再盖一层薄薄的棉絮，作为保暖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丁大力也有点佩服自己的小叔了，兔舍与小叔的卧床几乎面面相对，起步阶段可能还好，接下来的日子，光是兔子大小便产生的气味，就够小叔喝一壶的了。不过，各人有各人的追求，丁五坡乐在其中，丁大力对此也只能在口头表示敬意。
冬季的草料比之其他季节来得要少，不过也无所谓，按照丁大力的保守估计，小到生产队，大到公社，开展养殖长毛兔副业的家庭估计就他们一家，不用担心和人争牧草。这么一来，打草成了一件很诗情画意之事，偶尔，冬日的暖阳之下，丁大力背了个花袋，拿了个镰刀，优哉游哉在田野里晃荡，劳作的辛苦那是没有的，权当踏青了。有时候，路过一片绿油油的麦田，丁大力忍不住要笑，前世的时候，牧草奇缺的冬季里，觅草孩童最爱的就是这一抹的绿色，而这一世，丁大力却再也不会幼稚地对着麦苗挥舞镰刀了。
当然，丁大力并不只是做这种事，在他看来，副业的经营只不过是解决温饱的问题，人际关系的经营才是奔小康的大事。
12月接近下旬的某一个晚上，在白炽灯的灯光下，刘美丽刚刚教完了丁大力识字，丁大力就开始迫不及待提起笔给一些重要的关系户写信。
第一封信是写给孙伟超，这个人还是比较重情义的，同时他的专业知识又是丁大力所急需的，在长毛兔的养殖方面，丁大力也的确有很多的问题要问。另外，将来所产的兔毛的去路也是一个问题，收购站的回收毕竟是白菜价，如果通过孙伟超能够直接把兔毛出售给垄断兔毛收购与出口任务的本省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这一笔多收入的钱那就太可观了。
如果说第一封信立足于经济基础，那么，第二封信就是决定上层建筑了。
第二封信是写给费要强，信的台头是“尊敬的费伯伯：您好！”以下主要是一些废话，无非是农村生活多么无忧无虑啊，沐浴在党的阳光下，他的童年又是多么的快乐啊，接着笔锋一转，谈起了今年最重要的一件事，“今天，我在生产队的高音喇叭里听见了好像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开幕了……”以下省略废话若干。
写完了信，丁大力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待确定了其中的错别字超过了惊人的40％，自得之情油然而生，正所谓“一个人难的不是写一个错字，而是写一半的错字！”这样的一封信，相信带给费要强的冲击力应当不下于信中所提到的“很重要的会议”，而最最重要的则是，从与丁三坡之间的家信之间的传递速度推测，这封信送到费要强手的时候，时间应该正好是四天之后——应该会有报纸特别关注此次会议的吧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想到这八个字，丁大力的精神忽地高昂起来，上一世的他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概念，或许这种概念仅仅是政治书本上非常普通的八个字。而这一世，身处于濒临破产的家庭、以及他的家庭所依附的整个农村大环境，对这八个字的理解才算是深入骨髓。
第三封信写给了丁三坡，以他的年龄，很难在信里要求老爸该如何如何的做，所以，丁大力多次反复提到，老爸要向费伯伯求教，求教完了，回到公社，自有生产队社员要向他求教……这么一来的话，有些政策，丁三坡势必要吃透了才能转化成自己的思想，那么，以他原有薄弱的基础，这一过程，显然是需要长时间向费要强求教才能达到目的。而求教本身，不正是刷好感度的大好时机么？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老爸，看你的了！
第十三章 求教费要强
丁三坡的政治敏感度不差，这段时间中央在召开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他当然知道。在这几天里，他也装模作样去图书馆，然后坐在阅览室里翻着一张张报纸，特别是中央机关报《华文日报》。不过，非常奇怪的是，在这期间机关报没有任何关于此次会议的报道，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无疑是令人压抑的，人民群众不能通过有效渠道了解上层理论动向，做任何事情都只能循规蹈矩而不敢有所突破。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丁三坡收到了丁大力的来信。儿子的来信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然而，这却是让丁三坡有了足够的理由去接近费要强。
12月下旬的某个晚上，就在收到丁大力来信的第二天，丁三坡敲开了费要强家的大门。
“丁三坡同学，稀客啊，请进吧。”费要强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客气而不怎么热情。
丁三坡初次来到费要强的家里，手脚放不开是一定的，别看费要强看上去挺热情的，但是，师母李阿姨的脸却拉得长长地，没有把他赶出去也算是客气的了。
“今天收到力力的来信，他在信里一再让我来替他给费伯伯和李阿姨问个好。”
丁三坡小心翼翼地把来意说了，果然，这么一说，李阿姨脸上的冰霜完全就消了，好奇地问道：“力力还给你写信了？他会写字吗？”
“我也收到这孩子的信了。”费要强找出丁大力写来的信，拿在手里挥了挥。
李阿姨难免有些吃味，怎么就没有给她写信呢？费要强像是猜到她想什么，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