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限制皇权滥用的良好观念，还有现在的一些典章制度也是有着类似的作用，这些制度和观念在平时人们或许会忽略它们的存在，但事实上加以贯彻确实能够成为万世之法！”王静辉淡淡地说道。
司马光在心中快速的盘算着。王静辉所说的这些确实是他所未有想过的，准确的说是他所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的，先不说那些观念，就是朝廷地典章制度，他也从来没有深究过其中的内涵，王静辉能够从这些细微之处中看得这么深远透彻。这确实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蔡戡讲：“惟人君者，要当以天下为公。”一旦皇帝偏袒皇亲国戚，外朝官员往往上奏叫喊：“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如果皇帝一意孤行，士大夫常常上疏指责：“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这便是“王者无私”，对于这类言论，皇帝在原则上一般表示赞同。
范祖禹说：“人主不患有过，患不能改过也”；刘。黻讲：“大凡人主，不能无过。”这正是以“人君有过”观念为基础。当时人强调：“宰相以正君为职”，“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皇帝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也并不自以为一贯正确。宋太祖为“偶有误失，史必书之”而发愁，宋太宗告诫宰相：“朕若有过，卿勿面从”；宋真宗要求宰相充分发挥作用。力争做到决策“无失”；宋仁宗担心自己“所虑来中于理，而有司奉行，则其害已加于人。”至于素有南宋英主之称的宋孝宗。更是不时反省自己，他多次叹息：“功业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汉文、景。”在王静辉看来仁宗皇帝的这种叹息前半句是毫无疑问的正确，但后半句，仁宗皇帝在休养生息和发展经济上所做的可比文、景两个皇帝要好多了。
宋太宗不止一次地说：“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这便是宋朝的“君道无为”，当然，宋真宗自称：“朕未尝专断。”他完全赞成这样的主张：“陛下除礼乐征伐大事之外，其余细务。责成左右。”宋仁宗表示，政令“不欲自朕出”，而要“付之公议”。于是，在君主专制前提下，形成了分权格局：“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皇帝越俎代庖，士大夫往往反对：“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如果妨碍宰相履行职责，反响更加强烈：“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
司马光明白，这些观念未必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不过宋代地皇帝在这些观念的约束下，大多比较尊重外朝官员尤其是宰相的权力。如宋真宗对王旦“所言无不听”，“事无大小，非公所言不决。”其实像王旦这样权力较大的宰相不胜其举，不过王旦本来有机会成为宋朝一代名相，但是在宋真宗“天书事件”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角色，所以较之他地同行在人格操守上要差了许多，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
司马光叹了口气说道：“改之这次你需要某做什么？尽管道来！”他说完这句话，就心神疲惫的靠在椅子上，和驸马进行这样的谈话，所耗费的精力实在是太大了，并且这个话题在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是属于禁忌范畴内地，不过即便是皇帝知道有如何？宋朝政治环境要宽松的多，这根本就构不成什么罪名。
“朝廷发行报纸是肯定的，但我希望相公能够明白，仅仅靠这么一两份报纸是很难地，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报纸，这就是在下希望先生来力荐圣上能够放开对报纸的管制，并且能够鼓励民间也来创建报纸。当然，朝廷放开报纸管制并不是放任不管，对朝廷的一些军机大事还是要采取必要的保密规则的。”王静辉说道。
司马光点点头说道：“其实报纸之作用，某这几年也看在眼中，虽然在一些地方报纸的处理方式并不妥当，但平心而论，这确实如改之当初所言──天下平添千百御史，一般不肖官员也是诚惶诚恐，深受天下士人所称赞！至于改之所说之事，某自当会权衡，改之尽可放心！”
王静辉听后点点头，这也是他所能够期待的最好效果了，若是按照原有的历史轨迹，王安石变法派一家独大地话，相信司马光是绝对不会有所阻拦的，但现在变法派和保守派的内部矛盾一直为他所压制、分化、化解，保守派和变法派在朝中的力量对比上虽然也是弱势一方，但远远没有达到历史上那种严峻的态势，司马光不肯做最后的表态也是情理之中。
不过王静辉现在还是愿意同保守派进行合作，而不是把报纸这件利器交给变法派──变法派在历史上的作为他可是非常清楚，底下的官员为了往上爬，可没有少拍王安石新法的马匹，邓绾等人便是凭此发迹的，王静辉自然是不愿意变法派变得更加强大──变法派的强大便标志着帝国内政官员体系出现了极大的隐患。
正文 321章 经济评论
半个月后，《大宋新华报》开始正式登上了舞台，它的编缉成员自然是大宋精英阶层中的精英，为首的主编居然是又是一个王静辉耳熟能详的人物──加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的范纯仁，范仲淹的儿子！
王静辉对范纯仁的历史并不陌生，但也称不上十分熟悉，之所以能够注意到他，还是因为他的老子范仲淹太过有名，想不知道都很难，此时的范纯仁已经四十三岁了，他的兄长范纯佑已经过世。这个范纯仁也是历史上“熙宁变法”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不过他和司马光是同属于保守派的，司马光在前，范纯仁在后，由于个人的操守和才能再加上他老子范仲淹留下的深厚人脉，范纯仁在司马光死后便成了保守派的中坚人物，这到和变法派中的王安石和吕惠卿的继承关系有些相似。
说起《大宋新华报》，本来有人提议使用《中央报》这样的称呼的，不过被王静辉立刻否决了──这让他想起后世民国时期那份专门以吹牛为著称的《中央日报》，这可不是一个什么好兆头，所以干脆把《中央日报》的对头《新华日报》给搬了出来。他心中对此也是好笑的很，也不知道是谁想得要用“中央”做报纸的名称，别人可能不知道，但王静辉对这个词可是敏感的很，“新华”对于一个后世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地词。本来这还是准备留着给自己的商行所用，不过想想“新华”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用的了的，干脆拿出来给朝廷的报纸更加实际一些。
王静辉虽然在报纸的问题上和司马光达成了一定地共识，不过他也没有想着全靠司马光。在《大宋新华报》创刊半个月后，楚州和杭州的商人群体在王静辉的示意下联合起来推出了《大宋商报》；杭州西湖学院和汴都华英书院各自都推出了自己的书院学报。一时间大宋有了三家最重要的报纸，还有两份一南一北两份学报。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无论在刊印、发行还是运输渠道上都是由商务印书馆来完成的，除却两份学报所面向的对象比较狭小之外，其它三份报纸都是通过商务印书馆的行销渠道直接面向全国发行。王静辉苦心经营《大宋明镜报》这么多年，所积累下来的深厚功底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巨大地作用，否则想要把报纸面向全国发行也不是这么一件容易的事情，至少在这个时代，就是朝廷想要发行一份全国性的报纸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有《大宋明镜报》用了几年时间探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渠道才有今天地场面。
这还不算完，王静辉已经分别给河北的韩琦和陕西的富弼，询问是否可以在这两个地方设立一个地方性的报纸。用以覆盖北方和西北地区。虽然还没有收到这两个人的回信，但王静辉可以预见地是他们绝对不会放弃报纸这样有力的武器，若是在四五年前报纸才刚刚开始创刊的时候，没有人嫩够意识到舆论地威力，但这几年王静辉用手中的《大宋明镜报》为依托。向士林、官僚、工商等各个阶层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达到的政治效果是所有知情人都明白的。
在王静辉的构想中，全国性的报纸只需要有这么三四份便足够了，太多的全国性报纸以现在的市场肯定容纳不下，最后还是会被打回原型。而《大宋明镜报》是大宋第一份报纸，市场开拓有着足够地功力，不仅在流通渠道上是无人能及。而且还大力投资教育，在这四五年间的投入使得同期大宋所能够培养出来识字的人更多，这些人都是报纸的潜在客户──在大宋的有些大城市中的酒楼茶肆之中，已经出现了专门以读报为生的“读报人”，规模稍大些的酒楼中，都会专门雇佣这些人来为客人读报以招揽客源。
开办的时间早，有着丰富的办报经验是《大宋明镜报》的优势，而且也是全国第一份全国性报纸。不过《大宋新华报》的背景是官方，是代表大宋的行政力量。这就注定《大宋新华报》自开刊刻印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全国行报纸了，发行上也是两条主线──朝廷的个个行政单位会按照距离汴都远近得到这份报纸，而民间发行则是以《大宋明镜报》这几年来建立的发行网络。不单单是《大宋新华报》是用《大宋明镜报》已经非常完善成熟的发行网络，《大宋商报》也是如此，华英书院和西湖书院的两份学报因为其学术性比较强，用户范围也比较狭窄，不过透过这个发行网络，只要想看这两份学报的人前来预先订购，在大宋交通比较发达的地方也是可以非常及时的得到最新的报纸。
王静辉非常明白，若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整个社会有非常明显的提高，就必须将教育摆在第一位发展，当然这是在国家没有外患或者没有重大威胁的前提下，不过他环顾大宋四周这些国家，历史上如臭虫一般不死坚持到蒙古人出现的西夏，现在已经被彻底打成残废，就算大宋不去攻击它，没有个十来年休想恢复元气，但大宋能够给它这个复原的机会吗？若不是因为大宋财政才刚刚脱离危险边缘，王静辉早就怂恿皇帝赵顼先扫平西夏了。至于辽国，按照历史应该不会有什么作为了，至少在三四十年内，大宋即便不主动向外发动战争，周边也绝对不会有危及大宋的武装力量存在。
平夏战争自然会有人去做，这用不着王静辉去操心，局势走到现在这一步，是他该退居幕后地时候了。只要在战争后勤上做好准备，帮助朝廷的军队在西北有足够发动战争的储备，那其他的事情就和他无关了。
现在王静辉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更好的引导整个大宋，改善它不合理地结构，提高其教育水平，若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单单对大宋统治高层进行影响还是不够的，换句比较有名的一个口号是：“让这个社会更多的人觉醒！”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报纸是这个时代最方便，威力最大的舆论武器。
《大宋商报》，这是完全出于为大宋商人而服务的报纸，上面除去有对朝廷有关经济方面地法律解析之外，还有内容非常丰富的商业信息。其实在宋朝的时候早就有广告了，而王静辉几年前创办《大宋明镜报》的时候，第一次将商家的广告搬上了报纸──之前大宋商家所谓地广告都是区域性质的，在街头巷尾所粘贴。倒是有些类似后世铺天盖地的小广告一般，高明一些的商家会邀请一些戏班或是杂耍团来表演，以吸引百姓购物，但却没有像后世那样“XX公司友情赞助”的字样。
《大宋商报》地出现使一些像楚州和杭州这样有实力的商家向外扩充的专业广告宣传，购买地人主要是商家。但是这样并不足以扩大《大宋商报》的影响力，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便有抑商的传统，更有歧视商人或是侵占商人财产的事情发生，商人本身的社会地位也很低，更让王静辉感到有些头痛的是。大宋虽然并不采取抑商的政策，但是大宋却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最为繁盛的时期，儒家思想的盛行就肯定会阻碍商业地发展。至少如果让这个社会的上流来认同你，你肯定不是一个商人──当然小王驸马是最个别的例外。
《大宋商报》和其他两份全国性的报纸有着很大的不同，虽然这份。报纸和王静辉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份报纸并不像其他两份报纸那样得到了王静辉在资金上的全力支持，这份报纸的营运都是由楚州和杭州两家商会所支持，资金来源除去报纸上的广告之外，所不够的地方也都是由商会会员来平摊，也就是它的发行量和价格的多少，完全是由商人们自己来衡量。若是放在从前。商人么肯定不会干亏本儿的买卖，但是广告的效力已经从《大宋明镜报》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况且王静辉也送给两地商会一句话：“商人的社会形象和地位完全是靠自己来改变的！”
王静辉在楚州和杭州有着非常高的声望，商人们更是对他非常信服，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