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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徐氏的李管事和刘账房在王静辉发行金票银票的时候还存在过疑问。这种疑问不仅是在两大银行能否得到朝廷的允许，以王静辉的声望想要获得这样的资格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这对两大银行自身有什么好处？两大银行为了发行金票银票要担负相当大的风险，但是仅仅收取少量的制作成本对两大银行来说实在是太不划算。
“我们是在出卖自己的信誉，只要我们有信誉就可以订出一个让所有商人都能够认可的手续费用——能够使用这种票据来做生意的人绝对不是平常的小商贩，他们都是我大宋最顶尖的商人，看着吧，以我们的信誉，就算手续费订到百分之五也是会有人来排队的！”王静辉曾笑着对两人说道。
兴国银行是在王静辉的完全控制之下的，而工商因为王静辉和李管事的股本联合在一起才能够占据绝对优势，李管事心中对此有疑问，他便主动提出让兴国银行先行实验发行金票和银票，若是效果良好的话，则工商银行继续跟进。事实上王静辉的估计还是非常保守，而当初持反对意见的李管事等人在见到了兴国银行的金票和银票发行受到了大宋商人的追捧后，便狠狠地提高了手续费用，达到了一成骇人听闻的程度。
“这两个人真应该去当放高利贷的！”王静辉在见到两人把手续费用提高到一成后心中腹诽道。
的确，在大宋商人这中若是论信誉最高的人，王静辉说第二就没有人敢说第一，而在李管事和刘账房想明白过来后，他们便把王静辉给“卖”了。他们没有想到大宋商人对小王驸马还是非常买账的，尽管两人把手续费提高了一成，但是前来购买金票的人还是络绎不绝——大宋富有的商人实在是太多了，仅仅在汴都开封身家过百万贯的商人恐怕都可以排成一条街。随着这几年来大宋商业活动日渐频繁，大宗买卖交易此彼伏，兴国银行所发行的金票和银票连汴都的城池厦门都没有出便被抢购一空。不到半个月后楚州和杭州那边便有票据兑换。
大宋繁荣的经济已经可以支持大宋的商人们频繁地进行十万贯甚至是百万贯级别的交易，也正是有了这个基础，兴国银行发行的金票和银票才有了红火的市场——这也成为王静辉空手套白狼的最高境界，就是这票据流通结算过程中的“一成”，在短短的一个月当中便为他带来了几十万贯地收入。
尽管其他有实力的大宋商人不是没有想过像王静辉一样组织几个有实力的大商家一起联合建立银行，以发行金票和银票来牟利，不过他们可没有王静辉这么雄厚的资本和声望，尤其是发行金票和银票所需要的金银储备可不是他们所能够玩得转的。王静辉和徐氏早在设立银行之初便开始积累金银储备，王静辉绝大多数的资产都是以金银为结算单位的。这除了他对金银等贵重金属的敏感，也是因为他的产业实在太过庞大，若是以铜钱为结算货币，那光是为了建造存储铜钱的仓库就不知道该有多少了。
与后世的银行不同，王静辉设立的这两家银行基本上不接受个人存储，这两家银行主要牟利的手段都是靠给商家贷款融资，另外也接受大商家的金钱寄存。不过这里面银行是不会倒贴利息的，相反商家存钱的时候还需要给付一定的保管费，并且从哪个银行存钱就必须从哪个银行来取。现在银行发行金票和银票使得银行的经营有了新的盈利点。李管事雄心勃勃地想把两家银行的营业网点扩展到整个大宋所有达到五万人的城市。而且金票和银票的发行使得两家银行可以利用铜钱兑换金银的差价获得一定的利润，十比一的兑换法则只是商家之间统计的时候的大致算法，实际上真正兑换的时候价格有着很大的差别。
兴国银行和工商银行扩大发行银票和金票的后果直接使得大宋的大宗商业贸易进行得更加快捷，而且随着扩大发行，王静辉将票据的手续费调低到百分之八，即便如此两家银行每个月依然在这个项目上能够给他带来至少四十万贯的收入。
王静辉自麾下的两家银行发行金票和银票之后，便开始大量吸纳流散在民间的黄金。在他的心中黄金才是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的根本，至于白银总会被淘汰的。而且大宋的白银产量有限，如果在民间大量吸收白银，反而会使流通领域中的白银供应数量大大减少，从而引发经济上的灾难。黄金这种贵重金属则没有这么大的麻烦，毕竟黄金在大宋的商业交易中使用数量极少，两家银行中所发行的金票也只是票面价值，有其库存来做抵押发行，最后进行结算的时候，银行付出的还是铜钱。
到了熙宁八年的深秋，王静辉可以说是通过两家银行吸纳积累了大量的黄金，也许大宋朝廷所拥有的黄金也未必会比他多，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王静辉已经控制了大宋黄金的定价！
熙宁八年五月初四，王静辉一口气上呈了长达十四万字的奏章，这恐怕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长的奏章——《论倾向金融体系札子》，“金融”一词也正式由此登场，成为大宋官员、士林中相互讨论的一个名词，而在王静辉所控制的所有书院中，都开设了一门《金融》课程，其教材是另外一份出自王静辉手笔的文集。
当王安石、司马光等寥寥数人在福宁殿中连续四天对王静辉就这本超长的奏章提出各种质疑，王静辉都一一做了非常详尽的解答，正是这四天使得大宋的统治高层第一次认识到史书中“文景之治”所描绘的“发愁铜钱往哪里放”、“穿铜钱的绳子都烂在库房中”并非是一件好事，相反一个不慎会酿出天大的祸患。
王静辉为了写这份奏章，闭门谢客整整半年，每天都是和李管事等徐氏和他旗下有关人员交谈，这份被后世称为“货币学”、“金融学”的“奠基之作”就是这么写出来的。王静辉的一些粗糙的概念和李管事等精通动作的人合二为一相互补充，终于诞生了这本奏章。尽管在后世专门研究人员看来，这本奏章所认识到的内容还非常粗陋。但是在现在已经是这方面最好的著作了，它所提出的种种概念和观点在漫长的岁月中成为大宋经济领域的指导参考，几乎所有大宋内政的制定都和这本奏章有着或深或浅的关系，由此可见这本奏章的重要性和权威性。
仅仅是在福宁殿中的四天答辩就可以说服大宋统治高层显然是不够的，不过皇帝赵顼和他的大臣们还是通过了“以黄金为镇库”、“发行金币、银币”、“以国库中的金银储备为参考发行交钞”等等措施，当然这些措施在王静辉的建议下制定出了不同的法案，将陆续在两年之内来推出——在王静辉并不擅长的方面，他宁可慢慢地摸着石头过河也不会像王安石那样在“沼泽上开法拉利”。
有意思的是大宋朝廷发行金币、银币这样的贵重金属倾向依然继承了其发行铜钱的特色，同样是孔方钱。不过金银钱币的样式是确定下来了。但是在王静辉的“阻挠”下依然放缓执行——大宋到现在其度量衡非常混乱，至少在王静辉的眼中是这样的。有很多度量衡换算都是十六进制。这在他看来是十分繁琐麻烦的。
在度量衡的问题上，王静辉早在搜罗到沈括和苏颂后就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了，不过那是在内部试行的方案，在外界并没有公开使用过。对于大宋的度量衡换算，已经折磨了王静辉很长一段时间了，对此的解决办法最佳方式便是通过行政手段来推广新的一套度量衡，而且这套度量衡必须是以十进制为基础的。
在这次重新设计度量衡的过程中，王静辉巧妙地利用了皇帝赵顼的虚荣心，其实说白了就是以赵顼的腿长定义为米，以此为基准来定义分米和厘米，当然长度的单位是十进制的。在以前所生活的时空中，他在上学的时候曾听到过老师谈及这些西方的度量衡单位有很多是以当时国家君主的鼻子、手臂长度单位来定义的，没有想到自己在这个时空也借机拍了皇帝的马屁。拍马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度量衡改革算是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古人那套度量衡系统实在是太烦人了，能够以一记马屁来开个好头。王静辉并不在乎后世有没有人来骂他。
有了长度单位的定制后，很容易地便得到了体积的度量衡，由此以立方分米水的重量得到了重量的度量衡。为了建立一个标准的参照物以供推广，王静辉派人使用黄金专门打造了十个黄金长方体，长度正是皇帝赵顼腿的长度，这十个标准参照物被分别安置在大宋皇宫、华英书院、西湖书院和其他相关衙门当中。
新的度量衡推广需要时间，不过新的度量衡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计算上比以前的度量衡制度容易了许多，而且新的度量衡有严格的标准可以参考。以前地主家里“大斗进，小斗出”的把戏不容易玩得转了，现在州县衙门当中都有朝廷颁发的标准量器，以示公证，旁人做不做假只需稍微比对即可，这样一来至少百姓们倒是欢迎得紧。
启动新的度量衡制度以替代旧制是一件繁琐的事情，至少对于户部官员来说就意味着庞大的工作量，而对于工部等技术部门来说则是一大福音——沈括和苏颂等人期盼已久的“标准化”终于有了根据，可以尝试进行实验了。
也许新的度量衡制度还有很多缺陷，但是这只是人们的习惯问题，十进制的优势决非是十六进制所能够相比的，大宋的百姓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里适应这些新的变化，而渡过了这一段比较混乱的时期之后，其对大宋的推动作用则是难以想象的，王静辉相信在行政手段的帮助下，新的度量衡制度将会很快地普及开来。
“史书上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便统一了度量衡，秦朝推广新的度量衡才用了几年？行政手段的威力是无穷的，要不然欧阳修也不会想到使用行政手段来推广古文运动，从而使得古文运动在短短数十年之中便达到了巅峰，而唐朝的那个八大家韩愈和柳宗元可是干了一辈子也没有什么成果！”王静辉心中暗暗想到。
正文 421章 创新
熙宁八年初春，大宋朝廷经过决议之后批准了包括重修长城和通往析津府道路在内的一系列工程，整个工程将会持续五年之久，总造价在四千万贯左右。这些工程中有一条从汴都开封通过相州、邢州、真定府、河间府直达析津府的水泥道路，而去通过整条水泥主干道还要将大名府、隆德府等重要城市用水泥支线给连起来，这样一来河北诸路将会依托这条水泥马路合成一体。河北客商如果从真定府驾马车出发，用不了三天便可以到达汴都开封河北对岸的渡口，而且又是水泥道路，无论雨雪天气都可以正常行驶，不过就是速度慢了些而已。
这是一条关系到大宋北方战略安全的主干道，基于同样的想法，还要一条从西京洛阳为起始点，经河南府、河中府、晋州和延安府直达原西夏国都兴庆府的水泥道。这两条主干水泥道路将会承担起大宋北方和西北的运输安全，并且通过这两条道路彻底盘活大宋北方和西北的经济，加速物流，使其与大宋中央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
重新修整长城的作用就更不用说了，自大宋立朝以来对外战争一直就是处于下风，更因为石敬瑭和李元昊的缘故，大宋从来就没有拥有过对长城的控制权。长城大多数都在辽国和西夏的国土上，大宋境内的长城长度只有可怜的不到两百里的长度，就是这段长城还在辽、西夏和大宋三国的交界点附近，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由于契丹人和党项人说白了还是游牧民族，尽管他们向农业文明转化，但是由于其内部势力的干扰，他们转变成农业文明的过程中出现了多次反复。长城对于辽国和西夏来说并不重要，从而对于长城的修缮也是很少去做的。这点上从宋军对两国的战争中，从来就没有在长城附近发生过比较大的战斗就可以说明。
辽国和西夏对于长城的重要性并不清楚，但是大宋却非常看重长城的作用，作为一道战略屏障，这对大宋有着莫大的好处。尤其是宋军手中掌握了火器制作的秘密，再加上机床的出现使得床子弩的箭支制造费用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