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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那就难怪了，我们都是为痛快自己的嗓子才来的，谁顾得上听他唱的好坏哪。”
我恍然大悟，怪不得歌手这么恐怖的嗓子，还能引起如此狂热的反响呢，敢情。
不一会儿，我浑身上下就挂满了粘稠的汗水，嘴唇龟裂了，嗓子也嘶哑了，眼前直冒金星。突然，一个趔趄，几乎栽倒，幸亏那个红发女孩扶住了我，她从旁边伙伴手里抢过一瓶矿泉水，往我头上浇了浇，才让我清醒了些。
红发女孩用嘲讽的口吻说，“叔叔，这里实在不是你这个年龄段的人来的地方。”
（）
我有气无力地问道，“我不到这里来，又能到什么地方去呢？”
“在家里陪着老婆孩子呗。”她说。
我像个幽灵似的踉跄了几步，苦笑地对她说，“我没有老婆，哪来的孩子呀。”
女孩使劲撇了撇嘴说，“天呐，你真是忒失败了。”
她说得不错，走到室外，我解开了纽扣，撩起衣裳，让早春的风吹拂着裸露的胸膛。我想，我真的是一个失败者。这时候，我感觉到了一种无论如何都难以填满的空虚。
夜色把都市分解了，分解成三角形、菱形和椭圆形的阴影，我仿佛就在这些阴影的中间融化掉了。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85
我在一座楼房的台阶上坐下来，抽烟。这座楼房还保持大跃进时代的美学趣味，全木制结构，门楣上雕刻着铁锤和麦穗的图案。台阶是白色大理石的，上面爬满了一道道岁月留下的皱纹。
我像一个朝拜者一样注视着这个城市，心中凭添了许多的亲切感。一年前却不是这样，一年前我离开这里搬到乡下去的时候，对这里雕花鸟笼似的沉闷生活厌倦到了极点，恨不得立时展开翅膀飞走，飞到我向往已久的田园。在那我可以栽几株芬芳的夹竹桃，用小铲子给向日葵嫩绿的根茎培土。要不，就在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里，戳上几个活灵活现的稻草人吓唬麻雀……结果，满不是这么回事，所谓的田园生活真正体验起来，就像一颗丢落在泥淖中的浆果，我们只能无聊地打发着时光，慢慢地等待着腐烂。我们的期待落空了。
看来，理想只是用来向往的，而绝非是用来实现的。
我正胡思乱想着，大概是摇滚演唱会结束了，许多的年轻人蜂拥出来，打破了街道的宁静，其中有两个朋克打扮的小子好奇地冲我喊，“嘿，哥们儿，干吗呢？”
我说，“想事哪。”
“这么多的事，你想得过来吗？干脆，告诉你一个偏方，什么都别想，也就天下无事了。”他们说。
“你那偏方管用吗？”我打着哈哈说。
“这年头，什么家都有，就是没有思想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思想家都他妈的累死了。”
“你们是哲学系的吧？”我知道前面不远就是一所文科大学。
“得嘞，拜拜啦！”那两个小子没回答我，骑着自行车跑走了。
我仍旧坐在那里抽烟，一直坐到第一片早霞出现在这座城市的上空。深蓝色的楼群轮廓开始变得清晰可辩，就像用长焦镜头拍出来的照片，极富层次。我清醒地意识到，我其实是属于这个城市的，这个城市自然也属于我。我依然是这个城市默默无闻的一分子。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86
不久，我就离开了乡下，回到了车水马龙的城市，而且又重操就业，当起了书商，把那所带有风车的大房子全权交给秀大妈去打理，也许偶而我还会去那里住上几天，只为了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已。
我办起了自己的文化公司，正着手引进美国小说家法马的科幻作品的版权，比如《走向你们分散在各处的尸体》，再比如《传说中的河船》，整天忙得四脚朝天，甚至忙得连跟原田和苏怀见上一面都不太容易了。自然，他们也很忙，起码跟我一样忙。
我的电话也换了号，已经没再同铁木儿和陆清联系了，我不想要她们找到我。我以前的生活被颠覆了，我只有一切从零开始。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每个周末，我就去县城的那个中学，把花枝接过来。我们一起开车去兜风，车窗外一辆又一辆的汽车或快或慢，有的超了过去，有的落在后面，我们都不去在意，我们只是说着笑话，悠然地散着步，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好的消遣了。
开到公园门口，也许我们会心血来潮，信步走进去，转悠一圈。花枝会时常问我想不想铁木儿、想不想原田和梅梅、想不想苏怀以及圣虹阿姨，我就对她说，“我早把他们忘了。”可是，在我装着漫不经心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仿佛被注射针头狠狠地扎了一下，疼。
突然，一个孩子的啼哭声吸引了我的视线，于是，我弯下腰去，问他为什么哭，他说他的风筝挂在树上了，我说我给你拿下来，花枝用怀疑的口吻说，“柯本叔叔，你能行吗？这棵树可不低呀。”我说没问题，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就攀登起来。毕竟多年没有爬树了，手生，动作起来就显得笨拙了许多，爬到半截，还掉了一只鞋。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爬上了树冠，摘下挂在枝条上的风筝，丢给孩子。骑在树杈上，我俯身往四处眺望，大片大片的草丛经微风一吹，荡起阵阵涟漪，一如流水；抬头看，透过茂密的树叶，可以看到清洁的天以及天上害羞的云。
“快下来，柯本叔叔！”花枝忐忑不安地招呼我。
“你也上来吧，风景这边独好……”我的话还没落地，脚一滑，我就稀里糊涂地摔了下来，屁股虽然疼得要命，我却有了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身下充满了阳光的气息，很温暖。我不禁愉快地大笑起来。
花枝嗔怪道，“都摔成这样了，还笑？”
我说，“摔下来也不怪我。”
“那怪谁？”
我又说，“怪万有引力。”
2005年4月写于南开大学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21
为什么提醒我们苏怀的女儿的生日是梅梅，而不是铃子呢？
因为梅梅比铃子更爱孩子，从金丝雀出生，梅梅就拿她当自己的孩子宠爱着，金丝雀身上所有的小衣服几乎都是梅梅给买的，她把她娇惯成了一个小公主。
可以说，金丝雀跟梅梅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跟她妈妈在一起的时间，陌生人往往会产生误解，以为金丝雀就是梅梅亲生的。金丝雀有时也会问：“梅梅阿姨，你为什么这样爱我呀？”梅梅就回答：“因为你可爱呀！”
事实是，不能生孩子。大概也是在她当侦察兵的时候留下的什么后遗症。为这个，梅梅一直觉得对不住原田，对他言听计从，从而养成了原田气使颐指的毛病，可是，到了乡下以后，风向变了，原田再没有了以往的那股子八面威风，反而畏缩了许多，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谜。
其实梅梅并不是一个很个性的人，相反，倒很随和。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看碟，虽然影碟是原田买的，却不怎么看，真正着迷的反倒是梅梅。我敢说，她起码也看了两三千部电影了，而且还能记住。
“你给我们金丝雀买了什么礼物？”我问梅梅。
“我给她买了一架最好的尼康照相机，让她把她每一天用胶片记录下来，将来可以回味。”梅梅说，“那么你呢，你送什么？”
“你看，我送这个。”我从背后提溜出一对长毛兔，这种兔子通常雪白，有一双倒翻的耳朵是黑色的，像是用浓墨点染上去的，表情很幽默。梅梅说，金丝雀一定会喜欢，果然，孩子一看见兔子，就爱不释手，把别的玩具都扔了
这样一来，让彭哥他们几个醋意大发，你一言我一语地嘲讽我说，长这么大，别的没学会，就学会了跟女人献媚，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一个都不放过。我刚想辩解，几个人三下五除二把我绑了起来，还是圣虹姐上来解围，我才获释。
我给圣虹姐深深地作了一个揖，表示谢意。“圣虹姐，”我说，“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要个孩子呢？”
圣虹姐的五官最显眼的是鼻子，她跟彭哥正相反，鼻子基本是坚挺的，只是在于两眼平行的地方有点弓，我说这是罗马###院议员的鼻子。她对我说：“一个人要做父母，首先要有足够的德行，现在我还不够格。”
“别那么谦虚好不好。”我玩笑似的抓起她的手，放在嘴边吻了一下，“我以为，你已经具有了一个母亲应有的一切美德，快点给我生个大侄子吧。”
“孩子生下来，不是属于一个人的，既使我够格做一个母亲，那么你彭哥呢，他配做父亲吗？”圣虹姐说。
没等我有所反应，圣虹姐就走开了，把我一个人丢在水晶石枝形吊灯下面发愣。这个枝形吊灯据说是法国巴卡拉玻璃厂上个世纪制造的，是苏怀引以为荣的收藏之一。不会是彭哥有什么把柄被圣虹姐抓住了吧？我想。
彭哥他们一群人围着金丝雀合影，金丝雀不愿跟长胡子的人照，嫌胡子扎得慌。于是，几个人拿出浑身解数来哄孩子。折腾了半天，肚子都饿了，晚饭还是没做好。我们纷纷抗议，苏怀一个劲说：“就好了，快了。”
“早干什么去了。”彭哥说“我们每次举办宴会都在前一天就开始准备了，你们倒好，现上轿现扎耳朵眼。”
苏怀陪着笑脸说：“昨天铃子不是参加同学聚会去了吗。”
铃子她们的同学聚会也太频繁了吧？我暗自思忖，好像每周都有，烦不烦！
苏怀带着我们到楼梯的墙壁上去欣赏枫丹白露画派和巴比松画派的代表作，比如柯罗的《黄昏》米勒的《簸谷农夫》以及卢梭的什么画。原田说：“早欣赏过八百遍了，又不是原作，全是他妈的仿制品！”
“还想要原作！你问问人家卢浮宫答应吗？”苏怀喃喃地说。
晚饭不能说不丰盛，吃半截的时候，梅梅突然用严肃的眼神盯着铃子说：“我们女儿的生日前一天，你还去参加什么同学聚会，实在有点不像话。”金丝雀就坐在梅梅的腿上，梅梅亲了亲孩子的脸蛋，又说，“是不是，宝贝？”
金丝雀使劲点头说：“是。”
没想到铃子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特慌乱的样子，当她忙不迭地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梅梅早将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去了，例如往金丝雀嘴唇上抹点蜂蜜什么的，把铃子弄得十分狼狈。坐我对面的铁木儿朝我眨了眨眼睛，撇了撇嘴，一脸的幸灾乐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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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22
一天，我们去了山凹里，山凹被悬岩和灌木、荆棘所环绕着。原田说，在这个山凹里，隐藏着一个泥塑大师。“你们不想去拜访一下吗？”他说。为什么不呢？于是，在一天的早晨，几个人驱车一百多里地，去了。一路上，原田都在给我们讲泥塑大师的传奇故事，通过无线电话。据说，那人看准一眼，就能栩栩如生地捏出一尊肖像来，前后用不了一分钟。
“你见过他吗？”我问。
原田一个劲说NO，他只是听说。跟他说的那个人打算把泥塑大师的故事搬上屏幕，拍个十集或二十集的电视剧，找原田写本子。
他们的车都是美洲豹、马自达之类的迷你型，而我的车是牧马人吉普，所以让我开道。本来铁木儿也要去的，但是提案被否决了，“男人有时候是需要一点自由的，这种自由通常是远离了女人才可以获得的。”他们说。
我找不出什么站的住脚的论据来驳斥他们，所以就很郁闷。一路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吹哨，偶然在拐弯的时候，我才通过无线电通知他们一声，提请他们注意。“前方三十米处有一架马车，赶车的是一个女性公民。”我说
话筒里立刻传来一大堆的问题：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是忧郁的还是开朗的？是时尚装束还是村姑打扮？
对这些问题，我一概不予理睬，让他们自己看好了。拐了一个弯之后，我又有了新的发现，“公路左侧有一座古老的带染色玻璃窗的教室，但已百孔千疮，钟鼓也坍塌的不像样子了。”
很快，我就听见一阵喧嚣声：这座教堂怕是有一百岁了吧，起码也是八国联军打北京那年盖的。文革年间，没把它砸了，倒是一大奇迹……
进山，穿过一道石灰岩的悬崖，我们找到一座草木蔓生的木制房子，人们说，泥塑大师就住这里。一个穿着西服革履的留着稀疏胡子的中年人接待了我们，彭哥俏声咬着我的耳朵说：“他长得像一直蜥蜴。”我也觉得挺像的。当他自我介绍说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时，我们不禁大吃一惊，我们以为他穿着对襟棉袄似乎比穿西式礼服更为得体。他跟我们想像中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