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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匆忙地点了一下头,就溜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打发漫漫长夜的惟一办法,恐怕就是看电视了。打开了电视,我骑在房间中央的旋转木马上,旋转木马是专门用来看电视的,累了,把宽大的马尾巴搬上来,可以靠着。
电视里播放的是一档老年节目。
这种时候,这种地点,以及这种心境,看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点什么,以便转移视线。
我把电视调到闭音状态。屋内除了从百叶窗射进来的少许月光而外,几乎是死一般沉寂。地板上还随意丢着窗垫和床单什么的,仿佛是余热未尽。“一地鸡毛。”这个词像火花一样从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
铁木儿这时候大概已经回到她的咖啡馆了吧?冲过澡了吧?钻进鸭绒被里了吧……
也许我该给她打个电话吧?不,现在她的情绪还没稳定下来,打也白打,弄不好又得咆哮一通。
还是冷处理比较好。
对她我束手无策,她是个不按照逻辑去思维的女人,或者可以说是一头长着犄角的小山羊!
电视里的老人扭秧歌的也好,拉胡琴唱戏的也好,都是那么的平静而安详,突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在这些慈善的老人当中,有多少人拿着棍棒刀枪参与过武斗,又有多少人揪着人家的头发揭发批判过谁呢?我知道,我的这个念头令人难以置信,同时,我也知道,我的这个念头绝对有它的合理性。我曾认识一个白发苍苍的邮递员,见谁都是一脸的笑,可和蔼了,后来,才听说,文革的时候,他是个造反派头头,杀人不眨眼呢!
看一阵电视,又胡思乱想一阵。
渐渐的,目光就变得浑浊了,我一头载到床垫上,呼呼睡了过去,给这一天画了一个不怎么圆满的句号。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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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觉醒来,拉开百叶窗,清晨的空气弥漫着初冬的寒气。我把挂在墙上的木枪拿下来,光着脊梁,练了一通拼刺刀,算是做早操了。
一边练,一边唱:拼刺刀,看谁拼得好,保家卫祖国要练好这一招。
我穿衣服的时候,看见房三爷走出我的院子,秀大妈送他。我在水龙头跟前好歹洗了一把脸,腾腾地跑下楼去,十二月的阳光以锐不可挡之势,用一束束光筑起一道墙,我揉了揉眼睛,问秀大妈:“是房三爷来了吧?”
“是啊。”秀大妈用苦恼阴郁的目光,瞥了我一眼,此刻,她失却了以往的豁达和开朗。
“有什么事吗?”
“我家老头子求他来做我的政治思想工作,劝我回家去住。”秀大妈极度疲倦了似的走上台阶,嘴里嘟嘟囔囔地往她的房里走。我拦住了她的去路。
“秀大妈,我也纳闷,你为什么不搬回去跟老伴去住呢?”
秀大妈说:“我不爱我老伴了。”说完,哐地关上了她房间的门。
她的语气,她的声调,还有她的措辞,虽然是冷冰冰的透着一股子执拗,但还是把我给逗乐了。我冲着她的后背做了鬼脸,说道:“几十年的爱情,不会一步就走到尽头吧!”
“别理我,烦着呐。”她说。她的这句话是跟我学的。
看来爱与不爱这个问题,不光只是在折磨着我一个人。爱情太敏感了,仿佛电流,它能敏感地触及到每个人,无论男或女,也无论是老或少。多少人都企图紧紧地抓住爱情,因为没有爱情的地方,生命就像贫瘠的土地一样,冰封大地,白雪茫茫。
我一定是死心塌地地爱上了,我想。不然,我就不会这么郁闷,甚至已经意识不到太阳的存在了,好似一个什么东西像阴影一样把自己团团包围起来。晚上,我决定去跟铁木儿讲和,既便她仍然是武装到牙齿的阵势,我也必须首先解除掉自己的武装,退一步,海阔天空,总会让她露出不可多得的微笑的。因为晚上要在原田家开派对,在那里,我就能跟她碰面了。
那天,我到的特早,所以原田说我:“整个一积极分子。”而且他是一脸的惊愕和诧异。
大概是因为独身的缘故,自由散漫惯了,参加集体活动时,迟到早退早已是家常便饭了,偶尔,提前入场一把,反倒令人起疑。
“先喝一杯鸡尾酒。”梅梅一边说,一边用麦杆搅动浮在酒杯里的柠檬。
接过酒,我咕咚喝一口,然后说:“要是来一杯亚美尼亚酒才带劲呢。”梅梅狠狠地白了我一眼,仿佛是在说:“你想得倒美。”梅梅在我们当中是惟一的一个远离酒精的人,因为她酒精过敏。好在我现在的兴奋点不在酒上,眼睛始终盯着门口,每次听见门铃声,精神都会为之一振,当发现进来的并不是我渴望见到的那个人,脸上就会流露出失望的神色,等彭哥他们一一到场之后,铁木儿还没来。
她的路途比我们要远的多,来晚一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不急,我不必急,我叮嘱自己说。
在笑声、歌声、吵闹声和插科打浑声中,我们结束了晚餐。这时候,还没见铁木儿的影子。
一个人,开了一家咖啡馆,并不那么简单,随时都可能有突发事件破坏了她的原计划,也许,很快她就会赶来的——我对她一直抱着一种天真的信赖态度。
原田今天晚上安排大家看的仍是帕索里尼的片子。据说是他最惊世骇俗的片子《萨罗,又名索多玛120天》。
“看帕索里尼的其他片子,看的是剪辑技术,看这部片子,看的是摄影角度,机位总是恰到好处。”原田说。
可是,影片放到一半的时候,那些性虐待的场面就让人受不了了,纷纷提出抗议,圣虹姐差一点吐出来。表现得最为坦然的是梅梅,她习惯性地双手交叉在胸前,无动于衷。我猜,她的电影看得太多了,麻木了,多恶心,多变态,多恐怖的情节对她都是刀枪不入了。
原田终于禁不住舆论的压力,一边给大家鞠躬,一边赶紧换了一部库布里克的片子《全金属外壳》,总算是平息了一场风波。
我始终不能静下心来,尽管放的是一部我喜欢的黑白片。
夜已很深了,铁木儿仍旧没有现身,我感到很不是滋味,有点空虚,还有点烦人的孤独感。她的缺席,会不会是故意的?会不会是昨天夜里发生争执所产生的后遗症?会不会就是为了逃避我?
这中间,圣虹姐几次拍我的脑袋瓜。
“你是不是脑子开小差了?”
原来是圣虹姐想跟我聊一聊越战的话题,我却置若罔闻。
圣虹姐指了指正在放着的电影说:“最大的变态往往是战争上的变态,它扼杀的是人性,而帕索里尼的电影里的性变态,只是伤害人欲而已。”
她说着,含笑直视着我眼睛的目光温柔而亲切,酷似铁木儿在某种场合时常出现的表情。我想起莫泊桑的一句话:微小的差别万岁。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所有的差别都是微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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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递给她一支烟,似乎是鼓励她说下去,事实上,我在力求把铁木儿的面部变化和眼前的圣虹姐的神态相比较,想从中找出一些“近似值”来。结果发现,除了一个皱纹多一点而另一个皱纹少一点之外,再无其他。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29
“咖啡馆么,请你帮我找一下铁木儿,让她接电话。”
从原田家布置得像电影院似的地方,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给铁木儿挂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不是她,是她雇佣的三个女服务生中的某一个,说话的声音很悦耳。有点像张韶涵,长相也是。
我听见“张韶涵”捂住话筒,跟别人说了一句什么,然后问我:“您能不能告诉我,您是哪位?”对方冒昧却又不失谦恭。背景音乐潺潺流水一般的隐约可闻。
我赶紧自报家门,告诉对方我是谁,那个黑黑的、瘦瘦的、带着一副镀铬眼睛的那个常客就是我。
沉默了一下,对方回答说铁木儿不在。
凭直觉,我猜铁木儿肯定在,就在“张韶涵”的旁边。她一边摇晃着酒杯里的白兰地,一边挂在嘴角一丝自持的微笑。
就是说,她还没有原谅我,就是说双边关系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问题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我究竟错在哪里。
我撂下电话,感到特疲惫,唉,一生中又过去了一个短促而漫长的昼夜。我斟了一杯酒,想跟谁碰一下,然后一饮而尽,可惜连个对手都没有,就觉得没劲。
据说,古代人碰杯是为了让酒从一个杯溅到另一个杯里,为了证实里面有没有毒药。
由此可见,人与人永远是有戒心的。以前,我就没有,我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记得,那天铁木儿说她冷,我就捧起她的手,一边给她哈气,一边用舌尖舔她冰冷纤细的手指。
她呜咽了。她咬着嘴唇,眼睛也泪水模糊了。她像被火灼烧似的把手缩了回去。
紧接着,她又俯下身去,把我的头搁在她的膝盖上,抚摸着。
就是那一次,我对自己说:这个女人就是我要相伴一生的女人。
这些,恍如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突然间,就像肥皂泡一样“叭”地破裂了。
闭幕了。我和她的一出情感剧就这么闭幕了,没有想到的是,居然会如此短暂!
一个人幸福的时候,才会产生害怕失去幸福的恐惧。好了,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因为我什么都没有了。
这么一想,一种坦然,像流星一样,带着刺骨的寒意和疼痛从心底一掠而过。
我躺倒就睡了,睡得比想像得要好,要踏实。
门铃把我叫醒的时候,冬日的太阳闪烁着,映照在左近的一座座田园式的红瓦屋顶上。
“闺女,怎么会是你呀。”我听见秀大妈说。
来的是花枝,一脸的纯真,仿佛随便插上一对翅膀就能成为一个天使似的。
“进来,快进来,看看你冻得彤红的小脸呦。”秀大妈牵着花枝进屋,坐下,用手暖着她的面颊。
“我们学校的摸底考试成绩出来了,我来跟柯本叔叔汇报一下。”花枝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果然。多么懂事的一个孩子呀!我心里感叹道,况且她的学习成绩都那么优秀,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其中语文和历史还是满分。
花枝穿着黑白相间的校服,就像一副童子军的装束,脸上挂着腼腆,拘束得仿佛是一个能活动的木偶。
秀大妈去忙着给她做东西吃。我呢,赶紧给彭哥他们打电话,向他们告知花枝的学习成绩。很快,他们就都到我这里集合来了。跟花枝攀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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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哥用近乎是献媚的口气说:“你是个聪明女孩,跟我学摄影吧。”
“我笨,摆弄不来照相机。”
花枝说话带着一股子北方原野灌木花开的气味,她的表达方式也是乡间风格的,质朴。
“还是让花枝跟我搞装璜设计比较好。”苏怀抢着说。
我发现,在这里我一点发言权都没有,根本插不进嘴去,就只能靠着墙边站着,仿佛这才是我可以驻足的活动区域。
彭哥和苏怀为争夺接班人,吵得不亦乐乎,到最后,甚至开始有了些火药味,一触即发。
幸亏秀大妈及时赶到,端来浓咖啡、热橙汁和奶油蛋糕之类,让大家品尝,才中止了一场战争。席间,几个女客对花枝的装束提出了异议,铃子说:“天生丽质只是美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戏剧化修饰。”圣虹姐提议,一会儿要带花枝去商场,给她好好地打扮一番。
花枝只是红着脸,不言语。
完了,这下花枝身上的那种宝贵的质朴,算是毁在她们手里了,我心想,为她惋惜。
“闺女呀,快谢谢几个阿姨。”秀大妈对花枝说。
谢什么谢,纯粹是美的颠覆!我觉得一阵阵晕眩,就走到针式唱机跟前,放出理查?马克思的歌声,那首歌的名字叫《寒冷》。
“花枝,你的头型也要变一变。”梅梅也跟着凑热闹。
“脖子上更少不了一块真丝纱巾,尤其是这个季节。”铃子说。
“我提醒你们一句,花枝还只是个高中学生呢!”我终于忍无可忍了,从阴暗的角落里,跳了出来。
“我们就是要按照青春玉女的模式去塑造她。”圣虹姐掉过头问另外几个,“你们说,是不是?”
一群前美女异口同声地说是。花枝夹在她们中间只是一个劲傻笑。我预感到,她已经开始融进了她们的世界。
“柯本,娘们之间的事,你就甭跟着瞎掺和了,”彭哥说我,“你总是忽视自己的性别特征。”
彭哥的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花枝这个预备役美人跟一群前美人走了之后,我们几个一边下棋,一边谈1991年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的一部小说《受难地的女人》,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