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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静静地让房三爷去想,过了好一会儿,大概他终于捋清了思路,开始给我们讲,讲土地改革时,家家分田分地,他因为历史不清白,只分了很小的一间土坯房和很薄的一块庄稼地,而且离村子非常远,来来回回要走十几里地。到了合作化的时候,又是因为历史问题,谁都不要他,这曾令他十分苦恼,他仿佛是个怪物,完全被排除于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之外。多少年来,没有谁拿正眼看过他,久了,他也习惯了,因为长期没有交谈的机会,他差一点丧失了语言的功能。一度,孤独使他失去了时间的概念。
恰恰在那种境遇下,他学会了种药和采药,一本残缺不全的《本草纲目》成了他的宝贝。与此同时,他还学会了嫁接果树,给牲口接生,以及观察天象。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的生活再也不得安宁了,仿佛世界上所有的猎枪都瞄准了他,造反派拉着他到处游斗,说他是蒋介石的孝子贤孙。游斗的时候,乡亲们又是喊口号,又是丢石头,有一次,一块石头砸在他的额头上,缝了十一针。还有一次,一个小伙子踢断了他的腿……
“那时侯,人们怎么变得那么狠哪?”我问道。
“着魔了呗。”不知什么时候,秀大妈站在了我们身后。
“也不都那么坏,你们秀大妈就在我饿得要命的时候,偷偷给过我玉米饼子吃,那要是叫造反派瞧见,非炸了锅不可,弄不好还得斗她一顿。”房三爷说。
“斗您的那些人,现在要是遇见您,是不是特别不好意思?”铁木儿问道。
“有啥不好意思的,跟没事人一样,时不常还老是招呼三爷给他们瞧病、给他们的牲口接生什么的。”秀大妈忿忿地说。秀大妈还告诉我们,现在的房三爷名气老大了,因为他抗战时亲身参加了几场大的战役,许多记者和历史学家都来找他打听,回去以后就拍成电视或写成书。这样一来,他一下子成了方圆百里的大人物了,连乡长的儿子取名字都要三爷给取。
“房三爷,您老这一生,除了那个自杀身亡的童养媳妇之外,您就再也没有过爱情了吗?”铁木儿问道。
“一个穷老头子,哪来的爱情啊。”房三爷笑着说。
“谁说没有,三爷你忘了,村东头的那个五婶不是就跟你好过一阵子吗?别以为我们都不知道。”秀大妈当场揭发道。
“五婶是个寡妇,她的爷们就因为是富农出身,一直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后来就窝囊死了。”房三爷说,“我们是来往过一阵子,可是一直没敢公开,你们想,一个富农的老婆,一个国民党特务,要一起过日子,那不是异想天开吗?最后,还是我咬了咬牙,跟她断了。没过两年,她就病死了。”
房三爷的故事把铁木儿和花枝引得眼泪汪汪,连秀大妈都跟着叹气。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我提议让房三爷歇一歇,听我们几个给他朗诵书,我把一本叫《公众的怒火》的书递给花枝,请她先来,这是一本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我们轮流朗诵完了之后,房三爷笑着对秀大妈说,“城里人就是花样多,虽说你们念得那玩意儿我没听懂,倒是觉得挺开心。”
“开心顶什么用,又不能拿来解饱。”秀大妈撇撇嘴说。
“这是精神食粮。”花枝解释说。
“我知道,”我说道,“凡是我拥护的,秀大妈就要反对,凡是我反对的,秀大妈就要拥护——因为她看着我就不顺眼。”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57
那天晚上,铁木儿又没有走,留宿在我那,兴致勃勃地聊了一夜。我也愿意跟她聊,而且是滔滔不绝。我发现,我真的被她俘虏了,在某种特定的场合里,她成了我吸入的氧,她成了我骨骼中的钙,她成了我血液中的铁,她成了我细胞中的碳,总之,我离不开她。尽管她总是喜怒无常。这就像《红字》的作者霍桑说过的那样:这是一种劫数,一种感觉,它是这样的不可抗拒,不可避免,使它有了一种命中注定的力量……
直到天快亮了,我们才阖上双眼,她一躺下就睡了,我呢,却久久难以入梦,也许是因为她的头枕着我的胸上的缘故,让我心里感觉得沉甸甸的,这就是所谓的不能承受之轻吧。
周围太过安静了,她的呼吸就显得特别清晰,像呼哨,抑扬顿挫,悠长悦耳,可是,不知为什么,在我听来,则像###的号角,仿佛她早已知道了我情感走私的一切细节,这正是我最为担心的。躺在她的身边,我始终为这种担心而担心,同时,也在不断地谴责自己:我是不是太唐璜了!
睡着了的她,是优雅的,是恬静的,是美的,即便是用显微镜来看她,我敢说,也是这样——除非她发脾气。她莫名其妙地发脾气的时候,太不像个天使了。想到这个,我就忍不住地要拿铁木儿来跟陆清做比较,陆清会发脾气吗?可能会,但起码跟我不会……这么一想,我好像为自己的感情走私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心里便轻松多了,心里一轻松,就困了。
不知什么时候,电话铃声给我吵醒了。
“谁呀,偏偏这个时候打电话?”我眼睛都没睁开,手乱摸了一通,才摸到了电话,拿起来,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
“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已经是夕阳无限好的黄昏时分了。”对方说。我浑身一激灵,一下子就清醒过来,我听出这是陆清的声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还是她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明天有一个旧书拍卖会,下午两点半,你去不去?”陆清热情洋溢地问道。
“可以。”我含糊地答应了。不知为什么,我赶紧偷眼瞅了瞅身边的铁木儿,显得特紧张,我知道,我不该这个时候瞅她这么一眼,有点欲盖弥彰的意思,我应该表现得若无其事才对。可是,没办法,我控制不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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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铁木儿还处于半梦半醒之间,揉着惺忪的眼睛问了一句,“谁来的电话?”也幸好,我有一张善于做表情的脸,先是不屑地撇撇嘴,然后耸了耸肩膀,说了句,“骚扰电话,讨厌。”铁木儿也没再深究,看看表,惊呼一声,“天呐,都已经这么晚了,快起床吧。”跟着,就慌里慌张地爬起来穿衣服。我不禁松了一口气。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58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拍卖会,陆清却不是,所以她似乎什么都知道,而我能做的则是什么都假装知道。这次集中拍卖的是1929到1933年间开明书店出的几本初版书,像郑振铎的《家庭的故事》,像叶圣陶的《倪焕之》和茅盾的《子夜》,品相都不错。到场的人不算多,也不算少,但是气氛很热烈,你能感觉得到,好戏就要开场了。拍卖师老得不能再老了,必须要两个小伙子搀扶着才能上得了台,颤颤巍巍地举起那个象牙槌子——据说拍卖市中心的那座百货大楼也用的是这把槌子。
叫拍的前三轮下来,我和陆清都没有举牌子,只在看热闹,因为那些书不是我们最想要的。当叫到王统照的一本小说《山雨》时,陆清耐不住性子了,有点迫不及待,我赶紧劝她道,“你何必那么急呢,好像上午才下的蛋,下午就想拿来做鸡肉沙拉似的。”其实,我也不太懂,不过,知道后发制人的原理。最后,我和陆清都有斩获,她得到了那本《山雨》,我得到的是刘大白的诗集《卖布谣》,总算没白来。我们相互做了一个拇指向上的手势。
“庆祝一下吗?”陆清征求我的意见。
“该庆祝一下。”
“那么,喝一杯?”
“喝一杯可以,不过不是酒。”我说。我就是从那时侯开始戒酒的,而且戒得很成功。以至于到现在,我一闻见酒味,就犯晕。
“咖啡也是不错的选择。”她随和地说。
我们找了一家名叫“丝绒手枪”的咖啡馆,服务员都是穿皮甲克、戴墨眼镜的大学生,喝咖啡的客人也都是穿皮甲克、戴墨眼镜的大学生,显然这是一批硬摇滚乐的发烧友,音箱里放着一首叫《肮脏的小事物》的歌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放的很大声。陆清嫌吵,想走,我给它解释说,“丝绒手枪”是一支获得过格莱美大奖的乐队,是许多年轻人的最爱,我们不妨也在这里凑凑热闹,装装嫩。我们在一个角落坐了下来,打量着这间布置得跟教室一样的咖啡馆,很凹的地板,很脏的墙壁,很旧的黑板,到处都用油漆喷着“丝绒手枪”歌子里的歌词。“在这里,你是不是会回想起你的学生时代。”我问陆清。
陆清讲,上学的时候,她们班的一个女生给小虎队写信,意外地得到了回信和签名照片,一群嫉妒坏了的小姐妹把她推倒在地,用唇膏在她的身上乱画,直到那个将那个女生折磨哭了才助手,内向的她,虽然只是个旁观者,却也禁不住陪着那个女生哭了半天。她讲的时候,一定要很大声,我才听得见。我要讲话也一样得声嘶力竭。我对她说,那时侯的她,是年轻的、漂亮的、聪明的、有天赋的,惟一的不足,就是神经太脆弱。她说,“你错了,我的神经未必像你想象的那样脆弱,有什么会刺激我神经的话,你尽管说好了。”于是,我就把我和铁木儿的故事告诉了她,我原本可以不说的,可是,不说出来心里就不踏实,心里不踏实的感觉一直是我所痛恨的东西之一,就像痛恨马戏团的小丑演出和遗精一样。我几乎对她没有任何隐瞒,我想,也许她会因此而跟我一刀两断。不过,还好,她倾听的时候,表现得异常平静,平静得像一眼古井里的水,仿佛我在给她讲的是一则遥不可及的伊索时代的寓言似的。我们旁边的那桌,几个大学生一边跺着脚一边跟着摇滚乐的节拍歌唱,挺疯狂,以至于陆清不得不将耳朵贴近我,才能听见。我只好草草地喝掉杯中的咖啡,拉着她的胳膊跑出咖啡馆。
我们沿着大学区的边缘地段朝停车场走去,一路上我一直都在讲,讲完之后,才如释重负似的说,“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即便你听了会反感,我也要说。我的良知告诉我,你有权知道这些。”
“我为什么要反感,为什么?我欣赏你还来不及呢!”她挎着我的胳膊摇了摇,“你放心,从我跟你相识的那天起,从没有对你抱有太高的期望,只要偶而见一见就挺好的。”
“想不到,你能这么洒脱。”我说。
“明知道不可能的事,何必去幻想,我才没那么傻呢。”她掐了我手一下。
“你别那么说。”
“我就是配不上你嘛,这是事实。”她说。
“在我看来,你是最成熟最甜的桃子,最成熟最甜的桃子往往在桃树的最高处,应该是我够不着你才对。”我说。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会突然对我忽冷忽热了,大概对我冷淡的时候就是因为想起她来了吧。”她问。
我什么都没说,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她的判断是对的,尽管表述得直接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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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你还知道回来呀!”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秀大妈这样的表情,这样的表情几乎可以用气急败坏来形容。凭知觉,我知道一定是又出了什么事,而且出的是大事。这一年的这个季节,仿佛注定是个多事之秋。我扶着秀大妈坐下,让她慢慢地说,虽然我有了思想准备,但还是被的话吓得目瞪口呆,她说,“你快去看看苏怀吧,她要死了。”
“真的吗?”我问道。
可是,我没等秀大妈回答,撒腿就跑下楼,向苏怀家奔去。一路上我都在猜,苏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车祸?触电?还是坠楼?
彭哥他们都在那里。
铃子看见我,二话没说,就哭起来。
“苏怀在哪了?”我气喘吁吁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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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卧室呢。”铃子说。
“他还活着吗?”我抓着铃子的肩摇了摇。
彭哥骂了我一句:“你真是个乌鸦嘴,他当然活着!”
我抬腿就要往卧室里闯,铃子拦住我说:“出诊医生刚给他输了液,让他多休息。”
“柯本,是你来了吗?”苏怀在卧室里问了一句。
“是我,苏怀你怎么样了?”
“你进来吧。”
我走进去,第一眼就发现苏怀的脸出奇的苍白,苍白得像一张纸。他一只胳膊正输着液,另一只胳膊则绑着白绷带。
“我已经没事了。”他说。
他似乎想冲我笑一笑,但是没笑出来。我坐到他的身边,摸了摸他的额头,不烫,可是他的眼皮仿佛坠上了一对秤砣,睁不开,不住地眨眼,后来我才知道他输的液体当中含有镇静药的成分。
“得了,你先瞌睡着吧,醒了再说。”
我替苏怀掩好门,慢慢地退到客厅,彭哥他们全在那里。我想他们会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