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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这一切的答安。
与使团众文官的横眉冷对不同。身为正使的龚紫轩对于开普敦街头发生的事似乎并不介意。他更在乎的是开普敦那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事实上，打从进入开普敦的头一天起，龚紫轩便称赞这座城市为非洲的马六甲。言此之间对荷兰人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在使团滞留期间他更是请求杨绍清帮助绘制好望角的航道图，乃至整个开普敦城的地图。对此杨绍清自然是爽快地答应了龚紫轩的请求。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为龚正使的兴趣远不止如此。因为他经常看见龚紫轩同郑森二人带着亲信绕着开普敦打探着什么。
不过杨绍清所担心的事终究还是没有发生，两个月后，海上又刮起了顺风。于是借着这个期待已久的机会，使团终于得以扬帆起航北上欧洲。其实，中国使团的顺利离开不仅让杨绍清松了一口气。更让整个开普敦上下紧悬着的心就此放了下来。原来此次出使欧洲的中国使节共计二十五人，另配有一支五百多人组成的卫队。而每一艘战舰上也分别配有二百名水手。如此算来整个使团足足有一千五百多人。加之使团又有两艘60门火炮以上的大战舰。也难怪开普敦总督府会将这群黑头发黑眼睛的东方人奉若上宾了。至于在西非海岸终日游荡的海盗船更是畏惧于使团令人生畏的外表，只得在远处偷偷徘徊着。
当然对于使团来说越过好望角，并不代表着欧洲大陆就近在眼前了。实事上，在经历了好望角的那次风暴之后，使团在非洲西海岸又经历了三次不大不小的风暴。但这一次威胁船队的不再是风暴，而是致命的疾病。由于船上卫生条件不好，许多船员患了痢疾和败血症。死亡袭击着船队。人们用醋洗甲板和中舱，用烟熏法消毒。对于败血症，舰队还可以使用茶叶和柠檬进行预防救治。可只要没有新鲜空气和新鲜的食物，就绝无希望制止痢疾的流行。就这样，疾病、风暴、以及长途旅行，从肉体和精神的两方面不断地折磨着使团中的每一个成员。
直到有一天一路向北航行的舰队再次看见陆地，并证实这正是西班牙的帕尔马岛后，整个使团都为之沸腾了起来。他们为自己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而感到欣喜若狂。毕竟他们的这次远行远比张骞、玄奘、郑和等人来得漫长得多，也壮观得多。于是，先前在开普敦等地所见所闻的不良影响，以及长途旅行带来的疲倦，均被高昂的士气所取代了。使团的成员们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继续向北深入欧洲大陆，向那些未开化的野蛮夷人展现天朝的文明了。因此船队在帕尔马停歇了数日补充了大量的补给之后，便马不停蹄地再次起航向着直部罗陀海峡进发了。
地中海上清新的空气以及周围港口新鲜的食物，使得使团终于摆脱了疾病的阴影。此时此刻的杨绍清也终于可以安稳的坐在船舱之中，好好地整理一番他这一路上记录下来的材料了。除了详尽的航海日志外，大量的航海地图与航道图便是杨绍清最为得意的作品了。中国之前虽然也有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地图与航道图，但那终究是别人画的东西。况且在翻译过程中也可能出差错。哪儿比得上自己沿途悉心观察绘制来得详尽呢。与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不同，杨绍清所绘地图上的经度，既不是巴黎子午线，也不是格林尼治子午线。而是将本初子午线设定在了南京皇城的中轴线上加以划分的。因此，此刻他的手稿地图无疑是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种版本。
虽然在1634年4月，巴黎召开了最初的国际子午线会议决定，将托勒密曾采用的通过加那利群岛的子午线作为本初子午线。但17世纪的欧洲诸国依旧习惯于使用本国的子午线。西班牙的马德里、挪威的奥斯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芬兰的赫尔辛基等、都曾一度作为各国的子午线标准。因此至今尚未有一条国际公认的标准子午线。而杨绍清的这种划分方式无疑是让这个世界上又多一条南京子午线。只有真正的海上霸主才有权利将本国的子午线设定为国际标准。正如孙露告诉杨绍清的那样，如果历史不曾改变英国将会成为日不落帝国，而格林尼治子午线也将成为世界唯一一条子午线。但实事是历史改变了，众多候选人之中又多一个来自东方的竞争者。因此杨绍清心里十分清楚，最终哪儿一条子午线将成为世界的标准，决定权不在绘制地图人手中，而在于他们背后的国家。
整理完有关非洲航线的资料后，杨绍清放下了手中的毛笔，伸了伸懒腰，顺手为自己斟了一杯茶。倾听着地中海的海浪轻轻拍打船舷的莎莎声，品尝着从家乡带来的乌龙茶，这无疑是一种极其惬意的休息方式。但窗外灿烂的地中海阳光似乎比香茶更为诱人。禁不住海风诱惑的杨绍清起身离开船舱，信步来到了甲板之上。
原本想欣赏一翻地中海风景的杨绍清刚一到甲板，却不想遇见了同样在吹海风的顾炎武。于是他便径直迎上前爽朗地招呼道：“顾先生好兴致啊。”
“顾炎武见过亲王殿下。”眼见杨绍清径直向自己走来，顾炎武赶忙拱手行礼道。
“顾先生不必行此大礼。我不是说了嘛。使团进了欧洲，我便不再是什么亲王了，而是一名普通的副使。先生还是象龚正使他们那样叫我祖润，或是杨副使吧。”杨绍清以平和的口吻摇头道。为人一向平易近人的他，虽顶着皇夫的头衔，却同使团上下的成员们早就打成了一片。可惟有顾炎武一直同他保持着距离。其实不止是杨绍清，这位顾先生对待使团中的其他成员也总是这么一副不冷不热的表情。再加上他上船前的特殊身份。使团的其他成员对顾炎武便也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
“副使有什么吩咐吗？”改了称呼的顾炎武依旧不冷不热地回应道。其实他对杨绍清本人并没有什么意见，也十分钦佩杨的学识与人品。可一想起杨绍清的那个女皇夫人，顾炎武便很难再同他有什么具体交流了。
“啊，这倒没有。我只是想出来透透风而已。一想到咱们真的到欧洲了，心情就止不住的激动啊。”杨绍清腼腆地扰了扰头道。
眼看着杨绍清一脸兴奋的模样，顾炎武不由皱了皱眉头问道：“杨副使就如此期待这次的欧洲之行吗？真的这么想见到那个教皇吗？”
“见不见教皇倒无所谓。我只是想见识一下欧洲诸国的风俗与文明。”杨绍清满怀憧憬的说道。
“文明？红毛夷能有什么文明。杨副使在非洲时应该已经见识过欧洲人的丑恶嘴脸了吧。”顾炎武冷哼道。只要一想到欧洲人在黄金海岸做的那些下流事，顾炎武便打从心底里藐视这些自以为是的红毛夷。他不明白学识丰富的杨绍清怎么会认为这些投机倒把、见利忘义的红夷会拥有可以比拟天朝的文明。
对于顾炎武的不屑，杨绍清只是淡淡的一笑道：“就算是一群强盗，多了解一些防范与未然，总比一无所知的好吧。”
第二部 第１７节中国风狂扫欧罗巴汉使团初临罗马城
梵蒂冈在拉丁语中意为“先知之地”。早在公元４世纪，教皇康斯坦丁就在罗马城西北角耶酥门徒圣彼得殉难处建立了康斯坦丁大教堂以志纪念。到了１５至１６世纪，康斯坦丁大教堂被改建成圣彼得堡教堂，成为天主教会举行最隆重仪式的场所。公元７５６年，法兰克王丕平把罗马城及其周围区域送给教皇。其后教皇权势日益扩张，在意大利中部出现了以教皇为君主的教皇国。1652年的春天，一群来远渡重洋迩来的东方访客在这片略显沉寂的欧洲“先知之地”上刮起了一股绚目的“中国风”。
其实有关中国使团要来欧洲的传言很早以前就在欧洲各地给风传开了。虽然在当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个消息的可靠性，但欧洲人依旧怀着极大的热情期盼着这一次的交流。因为这群东方来客来自于那个马可波罗笔下的奇幻国都。是的，奇幻国都。与17世纪的中国人看待欧洲一样，这个时期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也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奇异怪诞传说的国度。当然与中国人蔑称欧洲人为红毛夷不同，17世纪的欧洲对中国有着极高的评价。以门多萨为首的欧洲学者们将中国描绘为，由圣人王统治的，经济上富足、政治上清明、道德上纯朴的优越文明的典型。
事实上，欧洲人对东方梦幻帝国的疯狂向往已经持续了千年。一千多年前，当恺撒身丝袍出现在元老院时，欧洲人就已经知道在东方有一个盛产丝绸的丝人国。数百年之后，随着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欧洲人又从马可波罗、柏朗嘉宾等人口中得知鞑靼人统治的大契丹就是古代的丝人国。于是汉人发明的火药，也就被欧洲人想当然地叫做了“契丹雪”。而马可波罗的游记不但证实了有关丝人国的传说，更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遍地黄金，充满财富与宝藏的梦幻国度。由此“马可波罗的传说”很快就替代了“丝人国的传说”开始激励一批又一批的欧洲冒险家扬帆远航去东方寻找那个传说中的国度。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大航海时代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经过近百年的努力后，抱着黄金梦想的欧洲冒险家，终于找到了马可波罗笔下的那个梦幻之国——中国。不过，稍有不同的是此时的汉人早已摆脱了鞑靼人的统治。明帝国取代了那个传说中的大契丹。而那些从中国回来的冒险家、传教士们的记述，也让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渐渐地真实起来。在16~17世纪一个稍有知识的欧洲人，都可以从当时的读物中获得关于中国的不算准确但已较为全面的知识。
也就是从那时起欧洲人终于开始明白，中国人并不象古人说的那样靠吃苹果和呼吸乡野的纯净空气为生。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居住着正常人的国家，是亚洲最大最富有的国家。他们的王室是亚洲的王储，拥有数不清的黄金、珠宝。国土比整个欧洲还要大，一条大河将它分为南北，首都在北京，北纬43…45度有一条抵御鞑靼人入侵的长城。中国有15个省，200多座城市（府），每个省都由都堂（Tufao）、布政司（Concao）和总兵（Chumpim）管理，秩序井然。中国人认为外国人全是野蛮人，只有朝贡才能进入中国，而中国人不被允许也不想到外国去。中国人是异教徒，常年生活在水上，以船为家（晕，这句是中世纪阿拉伯人的说法）。他们的男人都很勇敢，女人格外漂亮。优秀的男子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娶许多女子为妻。他们的食物非常精美，酒是用米和香料制成的。他们将他们中的一些杰出的人尊崇为神。他们崇拜祖先，虔诚地生活，富于道德感。他们的语言非常原始，听起来象日尔曼语（呵呵，这句是16世纪法国旅行家安德烈德裕说的，有法国人对德国人的偏见）。
当然，中国在传教士口中也是有阴暗面的。像是追剿欧洲海商、拷打犯人、鸡奸、吃猫和老鼠、娶许多妻子、不信基督等等诸如此类。一个叫克路士的葡萄牙传教士甚至认为，正是因为这些“恶行”中国人终于受到上帝的惩罚，1556年山西、山东两省发生大地震。不过1569年，他返回葡萄牙后，伊比利亚半岛“正值大鼠疫的高潮”，他发现上帝又在忙着惩罚他那些虔诚的同胞了。
不过无论有关中国的传闻是好，是坏，都不能影响这个时代欧洲人对中国的热情。从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上卸下的茶叶、丝绸、瓷器、漆器，让欧洲权贵们为之倾倒。中国货的精巧、幻美、奇异，更让这个时代的欧洲工匠相形见拙。中国政治清明、道德高尚，中国的男子不像西方男子那样好色，中国女子也不像西方女子那样放荡，缠足是个好习惯，可以让妇女安分守己，用筷子比用刀叉文明卫生。甚至中国人小便都可以滋润庄稼，而西方人的小便烧死野草。可以说17世纪欧洲对中国的崇拜已经到了一种不经大脑的程度。
历史上这种近乎疯狂的崇拜，直到1793年马嘎尔尼的英国使团，出使中国才得以急剧降温。大清帝国引以为傲的“康乾盛世”并没让马嘎尔尼等人感到畏惧敬仰。相反英国人透过所谓的“盛世”表象看到的是一个堕落停滞的腐朽帝国。于是在小安东尼向乾隆皇帝下跪的47年后，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用军舰与大炮砸开了“天朝”的门户。中国从一个令人仰慕的文明楷模变成西方人贬抑批判的反面典型，堕落成为了被人耻笑的“鸦片帝国”。在这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换成中国人开始不经大脑的崇拜起西方世界来。正如数百年前欧洲人认为中国的什么都优于西方一样。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人则开始认为西方的什么都优于中国。甚至连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
当然此刻的历史已经在岔路上偏离了她先前的轨迹。大清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