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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的一个清晨，张家村的祠堂跟前锣鼓喧阗，爆竹声声。三月正是农忙时分，照例各村各寨得要挑选个黄道吉日，在自家的祠堂里头祭祖，祈求今年雨水丰盛，五谷丰登。祭祖在各地的农村都是一项重要活动。按照传统，祭祖仪式只让族中男丁参加，女性不得参与。因为在多数人看来闺女总是要嫁人的，将来去世后也会埋进夫家的墓地，所以没必要让女人参与祭祖。虽然不能参与祭祖仪式，但村里的女人们依旧会好奇地围在祠堂外头看热闹。
同往年一样作为族长的张员外照例还是做主祭主持整个仪式。却说他在几个司仪的陪同下念了祭文，献了七牲。一干族众也跟着一同向祖宗牌位行完了大礼。但乡民们并没有就此散去，而是兴致勃勃地涌到了村口的申明亭。因为今年张家村的祭祖比起往年有多了一项重要的活动——选举。
由于选举议员需要招集各村镇众所有18岁以上的百姓一同参与，又是官府指派下来的差使。因此选举议员便成了各村镇一项新的大事件。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个时代交通本就不便利，为了搞一次选举还要兴师动众地全家特地去一次申明亭，实在是麻烦透顶。于是乎，聪明的老百姓很快就找到了一个万全之策。将官府指派的选举活动并到了重大节日之中。这样一来既能招集到方圆百里的村户参加，又能不让老百姓多跑冤枉路。早点完成这桩差使，省得影响后头的农事。至于张家村这样的种姓比较单一的村寨，则将选举直接并入了本族的祭祖活动中去了。反正选来选去，都是自己的本家。那干脆就在祖宗面前选出议员，也好让祖宗保佑他们为村寨谋福。
选举的结果没有半点儿悬念。正如乡民们先前所预计的那样，今年又是张员外同郑大倌人当了选。张员外是族长兼村长，当选乃是众望所归。那郑瘌痢对张家村来说虽也是个外姓人。但他有钱有势，又是村里多数人的东家，能当选是也算是意料之中的事。不过，郑瘌痢也算够识大体，知道自己当选全是靠了乡亲们的“抬爱”。为了报答乡亲，他大大方方地摆出了十几桌酒席宴请村中的老少爷们。
虽说现在已是太平念头，村里的乡民也都能求个温饱。但这样大的场面，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而这郑瘌痢平时在村中的口碑本就刻薄。有这么一个机会，全村的父老当然巴不得吃穷他。除了拖家带口的胡吃海吃外，还不忘打包带点儿回去。于是在这么一番盛宴之后，又吃又拿的乡民们当下便觉得用一个“圈”就能换一顿大餐，这买卖确实值得。
当然席间，也有几个乡民发现往日那个到处曾饭的韩半瓶突然没了踪影。前几次选举他都会站在下头，对选举指手画脚一番。这时候，其他的乡民就会合伙来数落他来求开心。突然没了这么一个乐子，确实让众人觉得有些可惜。但酒足饭饱的乡民不会为这点儿小事伤脑筋。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开始巴望起五年之后的下一界选举来临了。
乡民们并不知晓，其实就在他们忙着祭祖的时候，韩半瓶已经带着老婆，背着两个不大的包袱，登上了开往上海县的小船。他已不会再去关心村里由谁当选议员。此刻他的脑中满是对日后新生活的憧憬。
第二部 26 浦江畔十六行林立 漕盐弄劳工安身家
摇摇晃晃的小舢板载着韩半瓶夫妇，顺着江南纵横交错的河道，来到了松江府辖下最年轻的城市——上海。因吴淞江一带古称沪渎，因而简称为“沪”，又因其西部曾为战国时楚国春申君的领地，所以也别称为“申”。它西连江、浙，北挽长江，东濒东海，南及杭州，实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会都”。虽然上海在地理上拥有着如此优越的条件。但之前历代的封建帝国却从未重视过它的存在。原因很简单，中国历来都以农为本，肥沃的土地才是帝国的根本。而像上海、旅顺、香港这样的，濒临海滨，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精明”的封建统治者们连正眼都不会去瞧一眼。
但在中华帝国女皇陛下的字典里没有“蛮荒之地”这个词。在她看来帝国的任何一块土地都是有价值的。就算是西北最偏远，最蛮荒的沙漠之下，都还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天然宝藏。上海等濒海城市底下虽没有蕴藏矿藏。但它本身的地理位置就已经是帝国最为宝贵的宝贝了。有了女皇如此的重视，上海等沿海城市很快就迎来了各自发展的春天。
虽然开阜至今仅八年，但依靠着来自天南地北的商贾，已然将这片荒芜的海岸塑造成了一个繁华热闹的港口城市。每天从吴淞港开出的舰船将长江与海上的航线联系成了一个江海相联，与张家村等传统村镇迥然不同的经济世界。土地与海洋，农业与商业，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念在这里碰撞，也在这里汇聚，从而形成了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市镇文化。让任何一个初来乍到的人都会忍不住被其深深吸引。
“我说小舅子啊。你们这里的老爷们喜欢将大院造在码头边上吗？”背着包袱的韩半瓶昂着头，打量着码头周围一幢幢高大的建筑物。刚才在小舢板上时，他和老婆就已经仔细数了一遍。总共有十六幢这样的大宅子。每一栋虽然都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却都又风格迥异。让人不禁好奇的想知道它们的主人究竟是是谁。
“姐夫，别叫我小舅子，叫我阿根就行。这是上海十六大行会的会馆。这个码头也叫十六铺！”严阿根说罢，一把将韩半瓶夫妇俩人的包袱抗在了自己身上。与他姐姐严氏泼辣而又喋喋不休的性格不同，严阿根是一个言语不多，性格腼腆的老实人。虽说进城作工也快五年了，却丝毫没有染上市井的刁滑习气。
“啥？会馆？乖乖，连商人的会馆都造得那么气派。你们县太爷的县衙一定比这些楼还要高大呢。”韩半瓶咋吧着嘴巴，连连惊叹道。依照中国的传统礼制，建筑的高度和规模都是有严格控制的。分别代表着不同阶级的不同等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高层的民用住宅。更别说是商行的会馆了。但眼前的几幢会馆，明显已经违反了礼制限定的规模。这让头一次进城的韩半瓶惊讶不已。
“姐夫，这你可猜错了。县太爷的衙门可没咱们的会馆气派。”严阿根得意的说道。
“那咱们东家是哪儿一家行会的啊？”韩半瓶打量着问道。
“正对码头的那家就是。”严阿根伸了伸下巴说道。
“嚯，那可是整个码头上最大的一幢楼了。阿根啊，你们东家可真有本事。”一旁的严氏也跟着凑上前指指点点道。
“那是当然。整个码头上的货行、船行都归漕行管辖。我们东家杜大掌柜在行会里头人缘最好，他最讲义气。码头上的兄弟们一提起他，个个都会竖起大拇指。姐夫，你和我姐的住处也是东家找人安排的。就在漕盐弄，离码头近得很。到了那儿可别见生，凡是在码头上干活的，大多住在那里，都是自己人。等安顿完你和我姐后，我明天就带你去咱们的会馆登记。只要入了会馆的名册，就是行会的人了。”很少说话的严阿根只要一提起自己的东家和所属的行会，言词之间的自豪感顿时就表露无疑，话也比往常多了许多。
不过，行会对于刚从乡下出来的韩半瓶夫妇来说还是陌生了些。他们还不晓得这十六幢建筑物在这座城市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只见左顾右盼的韩半瓶又指着远处一幢木结构的楼阁，向小舅子问道：“那边那幢楼上，好像写着‘宁波会馆’吧。这也是行会？”
“唔，那是宁波人开的会馆，只收宁波人。咱们漕行可没这么多规矩，只要是在码头上讨生活的就可以加入行会。不管是搬货的苦力，还是记账的先生，只要是行会的人都以兄弟相称。” 严阿根一边介绍着一边带着韩半瓶夫妇穿入了码头拐角除处的一个小弄堂。弄堂的入口虽不起眼的，但里头却是别有洞天。两排砖木结构的三、四层楼房，夹出了一条三人来宽的街道。所有的窗户都没安玻璃，仅在木框上糊一层半透明的纸。晾着衣物、挂这咸菜的竹竿，横架在窗户口，像蛛网一般笼罩住了本就不大的天空。弥漫着炊烟的弄堂里，南腔北调此起彼伏。似乎比外头的码头还要热闹上百倍。
刚从乡下进城的韩半瓶夫妇哪里见过这等阵势，当下便分不清南北了。眼见姐夫和姐姐都傻站在了原地，严阿根赶忙催促他们道：“姐夫、姐，快进去吧。站在这里挡道。再走几步路就到你们的住处了。”
“嚯，这楼好高啊。阿根，你说我们能住这里？”严氏仰着头望着周围的房子，只觉得自己的脖子都酸了。从小在乡下长大的她除了宝塔外，还从未见过两层以上的房子呢。在一天之内能见到这么多高楼，在她看来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
“是啊。我们东家说了，姐夫能识文断字，是个读书人，不能怠慢了。瞧，这楼上最靠左边的那间房就是东家特地派给你们的。我们东家虽说不识字，可最佩服读书人了。”严阿根把包袱一放指着三楼的一个小窗口说道。
“住得那么高，怎么睡得着啊。”严氏张大着嘴巴惊讶道。其实，她心里早就巴不得立刻就飞上去看个究竟了。
“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住得高清静啊。别说废话了，先上去再说吧。”韩半瓶白了严氏一眼，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与小舅子一起把行礼搬上了狭窄的楼梯。刚才严阿根的话，让他又找到了作为读书人的优越感。虽然是同一群白丁苦力住在一起，但东家专门安排他住在楼上，可见对他这个书生还是挺重视的。有了信心的韩半瓶连对老婆说话的嗓门也比从前高了几分。
“头发长怎么了。皇帝也不是个女人。上去就上去。”严氏不甘示弱的反驳道。不过，她的口气完全没有了在乡下时的盛气凌人。毕竟这是在城里，而不是那个将自己丈夫当做笑话的乡下。
毫无疑问，比起韩半瓶夫妇在乡下的茅舍来，眼前的这个房间实在是小得可怜。但红砖瓦房以及外头那个不大的晒台，还是让他俩觉得住房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于是在一番精心布置之后，韩半瓶夫妇总算是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落下了脚。正如严氏先前所言，这一夜她与丈夫都没睡好。倒不是因为住得高不适应的原因，而是出于对未来生活的无限展望。
虽然一夜都没睡踏实，但激昂的心情依旧让韩半瓶在第二天起了个大早。这一日，不但是他第一天上工的日子，更是他去行会登记的入册的重要日子。于是，穿上自己唯一一件像样的儒服，韩半瓶怀揣着忐忑的心情，随着小舅子踏入了漕行会馆的大门。
与中华帝国境内其他的移民城市一样，如今上海城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社会组织，既不是由血缘联系的宗族家庭，也不是由信仰牵引的宗教团体。而是一种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组织——行会。行会又称为“团行”，一般出现手工业和商业领域，是一种行业自律组织。早在唐朝中国就出现了手工业行会。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行会也有了比较广泛的发展。明朝中期以后，行会又被称为“会馆”、“公所”或“公会”等，有时也称为“帮”或“会”。作为帝国市镇最基础的社会组织，它一方面帮助各级政府向工商行业征收税款，另一方面也对城市工商业进行自主管理。
但与欧洲的行会相比，中国行会起步虽早，但发展却不快。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上，中国的行会都显得弱小了许多。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一般都由政府官营。作为民营手工业经济组织形式的手工业行会，面对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没有完全的独立性，它们在经济领域的职能非常有限，不但只能管理一些民营手工业，而且还经常受到官府的许多干预。因此，就算是在明末手工业高度发达的江南地区。中国的行会也始终停留在手工业行会的阶段，而不是像欧洲行会那般进一步发展出了商业行会。
这种停滞不前的情况，直到岭南众财阀的崛起，才被香江商会用武力所打破。同为商会出身的弘武女皇，比中国历朝任何一个君王都要重视工商业。宽松的经济政策，让行会、商会等工商业组织，得到了千年难遇的自由发展土壤。加之这个时代的中国经济本就起点高。仅花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些民营行会就如雨后春笋一般，进入了黄金发展期。
一般来说，“商会”更多偏重于追求私利的商业活动，多是通过股份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