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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包着这种决心的孙露当即便开口安抚陈邦彦道：“陈首相放心，这些投进去的钱朕终归是要收回来的！”
“是，陛下。”见女皇如此坚持，陈邦彦也不好再逆了圣意。只盼真能像女皇说的那样能收回这笔巨额的投资。当然就陈邦彦本人看来到时候能殃祸民生就已是谢天谢地了。
“陈首相，这贴黄本记述的终究是过去五年的内容。朕想听听内阁对未来五年有何计划。虽然新内阁的名单尚未出台。但朕想新一轮的五年计划，和明年的财政预算，内阁应该准备好了吧。”孙露跟着转了话锋道。说到这点的她不仅在心中暗叹，相比其他国家因议会与内阁、议会与皇权之间的矛盾闹得战乱不断，中华帝国国会与内阁的这种“相至如宾”的关系，应该算是堪称楷模中的楷模了吧。不过调侃归调侃，就作为一个女皇的身份立场来说，孙露对于国会与内阁在组阁问题上达成的默契，还是颇为欣赏的。就目前来看这种默契保证了帝国权利更替的稳定。至少在政策的连贯性上来说更是比原先明朝时要顺畅得多。
耳听女皇突然这么一问，陈邦彦的脸色稍稍有了些变化。正如女皇所言，虽然新一届内阁的名单还未出现。但内阁现在却已经订立好了下一届内阁的五年计划。这种明显颠倒的次序让陈邦彦等人显得有些尴尬，但既然女皇已经这么问了，他也只好如实回答道：“是的陛下，内阁已经订立好了下一届的五年计划。”
第二部 115贤首相畅谈新五年 弘武帝心系弱势省
虽然事出突然，陈邦彦的身上并没有带着下一届的五年计划。但凭借着他那惊人的记忆以及对帝国财政的了如指掌，陈邦彦只是轻轻咳嗽了一下，整了整思绪之后，便从容地开口向女皇回答道：“回陛下，依照此次财政部的预算显示，农业、军事、教育、水利四个部分依旧将是帝国未来五年财政支出的重点。”
“军事、农业、教育、水利。卿家说得有理，此四项确实是关系社稷民生的重中之重。那内阁在未来的五年在这四方面有何打算呢？”孙露颔首询问道。
“回陛下，先说水利一项。众所周知，中原地域广阔，因而也就免不了会经常遭受天灾的袭扰。特别是黄淮、长江两域的水患更是时刻威胁着帝国的安危。耳朝廷虽然在之前的五年为此拨下了大笔款项兴修因前朝战乱所荒废的水利设施，并且已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有道是水火无情，朝廷切不能因为暂时的风调雨顺而放松警惕。因此无论在什么时候，朝廷都不能放松水利一项的。除了各地防洪堤坝的例行加固之外，工务部还依据黄淮这些年的水务状况制定了一系列分流排沙的计划。要完成这些工程，朝廷在未来的五年还需要五千左右的支出。”陈邦彦拱手答道。
“嗯，黄河、长江治理得好，就是恩泽万民的母亲河。若是稍有处理不当，就会成为危害中原的祸水。诸位卿家在处理水务之，务必要慎之又慎。要以都江堰为榜样，因地制宜才为上策。”孙露听罢意味深长的提醒道。虽然她本人对水利了解的并不深。但是戒于后世某些政绩工程给自然、给国家所带来的损失，孙露对与这种关乎民生的工程还是及其慎重的。她可不希望国家投巨资下去的工程，最终却成为无为之作，或是干脆使情况变得更糟糕。
“是，陛下。臣等定当悉心处理水患。决不草率行事。”在场的陈邦彦与工务尚书方以智双双
“如此甚好。陈首相，说说另外三个项目吧。”孙露满意的点头道。
“是，陛下。”陈邦彦再一次拱了拱手，继续说道：“除了水利，帝国的另一项泽福千秋的政务就是教育。不同与之前历朝为‘养士’而兴教育。我朝兴教育旨在开民智力。因此我朝自立朝以来便一直着重与学童的免费教育。为此在之前的五年朝廷已经划拨了大笔资金来推行义务教育制。不过由于帝国在之前的五年在各个府县均已建造了不少学堂，教育费用在未来五年的支出将会以承担学童的学杂费为主。而在全横利弊之后，文教部也已经将学童的义务教育年限减少到了六年。因此相比之下，未来五年朝廷在教育上的花费会略微有所减少。”
“略微减少？”孙露微微皱了一下眉头道。对于文教部将原先九年制的义务教育改为六年，孙露本人也是能理解的。毕竟就目前的国情与知识结构来说，九年的义务教育确实太过长了一些。因此在经过商议之后，帝国文教部最终将义务教育的年限缩短到了六年。其中四年为基础教育，最后两年则以教授各类职业技能为住。当然有能力、有天赋的学生则会通过当地府学的考核进入高一等的学校继续深造。但因义务教育年限缩短而减少教育经费，这一点孙露可不能接受。于是她当即便下令道：“陈首相，朕以为朝廷在教育上的预算，还是按照上一个五年计划分配。多出来的资金可以作为奖学金嘉奖那些勤奋好学的学子。此外，据朕所知，帝国的偏远地区教育设施还及其薄弱，这些地方都需要朝廷出钱资助。”
“是，陛下。臣等回去就做相应调整。”听出女皇语气凝重的陈邦彦同赶忙附和道。在场的几个大臣也都流露出了愧疚之色。而此时的孙露则跟着放缓了口气道：“朕知道有时候财政上的吃紧会让诸位不得已做出一些调整。但请诸位记住朝廷在教育上的投资任何时候都不算多。因为这关系到帝国未来的发展。没有什么资源比人才更重要。诸位卿家能明白此理朕也就放心了。陈首相，说说下一个项目吧。”
或许是受了前一个项目被女皇喝斥的影响。陈邦彦接下来的发言明显就变得慎重起来。却见他紧低着头恭敬的说道：“回陛下，这第三项就军事。帝国现今的疆域比之前朝来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帝国在海外的大量殖民地和穿梭于各大洋的商队均需要有强大的海军舰队为其保驾护航。而帝国目前的西北疆域也尚未完全平复，朝廷仍需要保留大量的军队来应对日后的突发事件。因此，军费将是未来五年朝廷财政支出的重头。”陈邦彦说到这儿，不由停顿了一下之后，又跟着补充道：“甚至还可能就此占据财政支出的五成以上。”
耳听陈邦彦如此道来，坐在龙椅上的孙露也十分清楚，他是在暗示自己以帝国目前的收支状况，并不足以支持大规模的战争。但有些战争是不得不打的。这关系到一个国家领土的完整，关系到一个民族尊严。想到这里孙露傲然的回答道：“军费的事情，陈首相不必多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是，陛下。”心知圣意难挽的陈邦彦只好绕开了军事，直接向女皇报告起了最后一个大项来：“陛下，有道是民以食为天，农不兴则国不稳。因此，这最后一个项目就是农业。朝廷在之前五年为了让中原的农人早日回复生产，减免了不少地区在农业上的税赋。此外为鼓励百姓开垦荒地，朝廷亦出台了不少相应的优惠政策。如果光是如此朝廷在农业上的财政支出相比其他三项来说并不算多。但此次河南的公社事件，使朝廷认识到了目前公社制度的不少弊端。农林部在参照了北方诸省合作制的经验后，决定对中原其他省份的公社进行一定的整改。为此朝廷在未来的五年需另支一笔费用以帮助公社转型。”
“嗯，此事朕也已经知晓了。关于试行合作制，内阁可以与香江银行、扬子银行一起商讨建立相应的信用社向需要帮助的百姓提供帮助。但要切记一切听随百姓自愿，不可强行贷款。”孙露想了一下意味深长的嘱咐道。事实上，当得知内阁打算推行入股合作来对现行的公社进行改良之后，孙露起先是觉得此举优点颇多。但稍后她便又开始跟着担忧起来。毕竟在实际操作中，有时政策的刚性规定往往比“优胜劣败”的市场竞争更容易加剧土地的兼并。而在历史上那些吞并大量土地豪强十有八九也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达到的。但保持现有的状态亦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报着“与其裹足不前，不如摸着石头过河”的孙露最终还是答应了内阁的建议。当然前提是女皇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其实陈邦彦等人又何尝不知女皇心中所虑。可既然决定了对公社制度进行改进，那就得要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因而财政预算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为了日后善后做准备的。一边是弱肉强食的市场，另一边是处于弱势的百姓。此刻的中华帝国正在一方面鼓励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则由国家抑强扶弱的过程中艰难地寻找平衡点。这可是一个比任何战役都要残酷，都要激烈的，看不见的战场。作为这场隐形战役的指挥官，陈邦彦深深地觉得自己肩膀上的担子沉得令人喘不过气。可当他看见女皇那坚定的目光，再想到即将到来的第二个五年，他的心中不禁跟着泛起了一股熊熊斗志。却见这个五十多岁的老者像一个即将上沙场的将军一般，一个抱拳斩钉截铁的说道：“陛下放心，老臣定会竭尽全力为我朝百姓谋取福利。”
“嗯，朕也相信陈首相一定能带领内阁诸大臣能完成好此项任务。”孙露深深地点了点头道：“诸位爱卿，未来的五年无论对朕，还是对在座的每一位来说面前都摆放这一个凶险的沙场。朕希望诸位能一起携手打下一场漂亮的战役！”
“遵命陛下，臣等定当不负陛下厚望！”在场的众大臣齐身起立行礼道。
面对众臣齐声应和，女皇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宽慰的笑容。这些日子以来无论是内阁还是她本人都经历了不少事件。虽然心知这样的朝堂争斗是不可能完全禁止的，但孙露打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大臣们能将各自的精力摆放在国事之上。好在，新一届的内阁已然尘埃落定。为了未来五年的财政预算和新法规的通过国会审议，内阁的大臣们俨然又站到了统一战线上。于是孙露紧接着便又向陈邦彦询问了另一个与国会密切相关的问题道：“陈首相，就这四项来说，朝廷未来五年又将负担沉重的财政支出。相信内阁应该也据此估算好了未来五年内各省赋税的上供份额吧。”
“是的，陛下。臣等已根据新定的财政预算，制定了各省相应的上供份额。但具体内容得要等到国会召开后便可提交国会审议后才能够确定。”陈邦彦谨慎地报告道。
原来中原大地自有国家出现后，直到唐代前期，财政基本上集中在中央。地方经费从指定的收入项目中按规定额数列支。唐代元和年间，为改变藩镇任意截留财政收入的状况，地方征收的赋税分为：上供（即地方解缴中央部分）、送使（即地方解缴诸道节度使，以充中央在各道的支出）、留州（即留给本州自用部分）三部分。唐代后期至五代十国为地方割据时期，各自为政，财权分散。此时，幽州（北京）处于军阀的轮番统治之中，财政独立。北宋年间，为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了中央财政，废除了“上供、送使、留州”之法。后至南宋，又时而恢复，时而废除，并不一致。元代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元朝，中央有大都宣课提举司、大都酒课提举司、京畿都漕运使等，地方有大都路都总管府所设主管田赋、摇役、工商税课的管理机构。明代财政，初为高度集中的体制，后随着经济发展，在财政上逐渐恢复唐代的“上供、送使、留州”的三级体制。明朝，全国赋税由户部管理，顺天府设有都课司、宣课司、税课司、税课分司等赋税管理机构。
在这方面，疆域广阔的中华帝国依旧还是选择了采用唐朝的分税体制，将国家财政分为上供、送省、留府三个级别。当然，诫于唐末藩镇割据时期，各地方军阀各自为政、财权分散的前车之鉴。中华帝国的税法由国会审定，再由内阁则依据国会审定的结果而制定相应的政令， 府县则根据朝廷下发的政令制订地方条例。此外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总会有不平衡与差异。因而中华帝国并没有将上供、送省、留府三部分作为国家财力的决定性分配，而是将其作为国家税收在各级政府间的初始分配。由此还设立了岁赐、专款、库支等项目作为朝廷均横各级官府的最终财力使用权与行政的手段。
理论上虽是如此，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上供、送省、留府三项之间的比例，关系到了各个府县衙门的日常政务与财政收入，更与当地缙绅财阀的纳税额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牵涉广泛，国会对朝廷财政预算的重视程度远高于首相的人选问题。因而内阁要像组新内阁那样，在通过朝廷财政预算的问题上，与国�